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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宇:论被救助者对见义勇为者所受损害的赔偿义务

更新时间:2016-06-16 12:16:20
作者: 缪宇  

   见义勇为,是指不负有法定职责或作为义务的自然人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积极主动、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与危害行为或者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行为。一般来说,它主要包括制止侵害型见义勇为和抢险救灾型见义勇为两种类型。长期以来,如何救济见义勇为者,一直是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在我国现行民法体系下,当制止侵害型见义勇为者遭受人身损害时,即使被救助者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见义勇为者也可以要求被救助者提供一定的救济。这种救济的实现路径主要有无因管理中本人的损害赔偿义务[1]和受益人的补偿义务。前者的请求权基础是《民法通则》第9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第132条;后者的请求权基础则是《民法通则》第109条、《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第14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5条和《侵权责任法》第23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这两项义务都发挥了填补见义勇为者所受损害的功能。[2]

   然而,我国学界对上述两种路径的关系一直存在不同意见。[3]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前,有学者就认为,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应适用无因管理的规定,立法者应当删除《民法通则》第109条等“适当补偿”的规定。[4]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后,由于该法第23条延续了《民法通则》第109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5条的立场,[5]确立了受益人的适当补偿义务,无因管理中本人的损害赔偿义务和受益人适当补偿义务的关系则显得更加模糊。就《侵权责任法》第23条中受益人补偿义务的体系定位而言,我国学界大致存在三种学说,即特殊无因管理说、[6]独立法定之债说[7]和公平责任说[8]。这三种观点虽然均强调《侵权责任法》第23条与一般无因管理的区别,但均未对受益人补偿义务与无因管理中本人赔偿义务的关系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

  

一、讨论的前提:《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第132条的解释

  

   学界通说认为,《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第132条中“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是全部实际损失,[9]准此以解,就法律效果而言,无因管理中本人的损害赔偿义务与受益人的适当补偿义务并不相同。实际上,这种认识可能受到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76条和学界观点的影响,即在无因管理中,损害赔偿、负债清偿、费用返还不以本人实际受益为限,管理人得要求全额赔付。[10]然而,从体系化思考的角度来看,将“实际损失”理解为全部损失,在无因管理中引入完全赔偿原则,并不妥当。

  

(一)体系化思考下的无因管理完全赔偿论

   1.见义勇为者法律地位的弱化

   在无因管理中引入完全赔偿原则,承认本人的赔偿义务为全部损失的赔偿,不论是将《侵权责任法》第23条的受益人补偿义务解释为无因管理中本人的损害赔偿义务还是独立的法定之债,见义勇为者的法律地位都会弱于一般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人,从而出现评价矛盾。

   依据特殊无因管理说,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之间成立特殊无因管理或紧急无因管理,[11]《侵权责任法》第23条优先于一般无因管理规定适用。[12]按照学者的解释,见义勇为者不得在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和受益人补偿义务之间自由选择,而应先证明加害人逃逸或没有赔偿能力,才能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3条向被救助者主张部分补偿。[13]准此以解,与一般的无因管理相比,虽然见义勇为在评价上具有更高的妥当性,但见义勇为者的地位反而被削弱了:他不仅不能主张完全赔偿,还必须先证明加害人逃逸或无赔偿能力。于是,在第三人介入的情况下,作为特殊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人,见义勇为者的地位远远不如一般无因管理的管理者。[14]此外,既然立法者和学界认为,在见义勇为者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况下,要求被救助者负担全部损害赔偿并不公平,[15]那么在一般无因管理中,事务管理的正当性可能远远不如见义勇为,要求本人负全部赔偿义务,就更不公平了。基于见义勇为的正当性,见义勇为者的法律地位即使不能优于一般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应弱于后者的法律地位。然而,采特殊无因管理说,一方面承认一般无因管理中管理人享有全部损失赔偿请求权,另一方面又限制见义勇为者的补偿请求权,法律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初衷就落空了。不仅如此,当损害因第三人引起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是否妥当,值得商榷。因为在受害人没有实施见义勇为的情况下,他并未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与危害行为做斗争,故他所受的损害与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受侵害无关,此时他可以通过无因管理要求本人或受益人提出全部赔偿;一旦受害人的损害源于自身的见义勇为,他反而只能通过受益人法定补偿义务获得部分救济。

   实际上,特殊无因管理说还违背了债的相对性规则。在将见义勇为理解为特殊无因管理的背景下,无因管理调整的是管理人和本人的利益关系,故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的无因管理关系,本应独立于见义勇为者与加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关系,不受第三人是否介入的影响。这一理念在委托合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学界通说认为,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因第三人侵害而遭受损失的,既可以要求委托人赔偿,也可以要求加害人赔偿,委托人在赔偿后可以向加害人追偿。[16]因此,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不受第三人是否介入的影响。然而,如果将无因管理理解为一种准委托,在采特殊无因管理说的背景下,见义勇为也属于准委托,于是,特殊无因管理说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既然在委托合同中委托人损害赔偿义务与第三人是否介入无关,那么在作为准委托的见义勇为中,为什么第三人介入对本人的补偿义务会产生不利影响呢?

   同样的,独立的法定之债说也解决不了上述问题。承认无因管理中本人负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完全赔偿,即使采独立的法定之债说,见义勇为者的法律地位仍然不如一般无因管理中的管理者。

   不仅如此,依据独立的法定之债说,适当补偿义务以受益人因见义勇为受益为前提,这加剧了上述价值评价矛盾。具体来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受益”既可能是财产利益因见义勇为行为而得以增加,也可能是人身利益、财产利益得以维护,还可能是上述利益没有遭受损失或更大损失。[17]因此,如果见义勇为者的救助行为并未取得实际效果,比如路人甲为了保护女子丙与犯罪分子乙搏斗,但乙还是将丙杀害并致甲重伤的,那么按照独立的法定之债说,在乙逃逸或没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甲无法要求丙之家属提供补偿。换言之,采独立的法定之债说,与一般无因管理的管理人相比,见义勇为者反而蒙受更多不利。在一般无因管理中,只要事务管理的方式有利于本人,不论事务管理结果是否有利于本人,管理人均可主张无因管理的必要费用返还;[18]即使事务管理没有发生有利于本人的效果,遭受损害的管理人仍然可以主张赔偿。与此相对,按照独立的法定之债说,见义勇为者的救助行为没有发生效果,或未能避免被救助者遭受更大人身损害,见义勇为者则不享有适当补偿的请求权。

  

   2.无因管理对《侵权责任法》第23条的排斥

   将无因管理中本人损害赔偿义务理解为完全赔偿,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难题。首先,在独立的法定之债说的背景下,如果承认受益人补偿义务和本人损害赔偿义务能发生竞合,并允许见义勇为者在两者间自由选择,[19]理性的见义勇为者就会优先主张适用无因管理,而非《侵权责任法》第23条。因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3条,见义勇为者不仅无法通过受益人补偿义务获得完全救济,还会承担过重的举证责任。具体来说,见义勇为者不仅要证明加害人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还要证明加害人无法尽到赔偿责任;如果加害人没有逃逸或具有赔偿能力,见义勇为者不得要求受益人适当补偿。[20]与此相对,就制止侵害型见义勇为而言,见义勇为者一般都具有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而且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进而,只要见义勇为者能够证明见义勇为符合本人的利益、符合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即可基于无因管理要求全部赔偿。于是,承认受益人补偿义务与无因管理本人损害赔偿义务的竞合,理性的见义勇为者会优先考虑无因管理的规定,回避《侵权责任法》第23条的适用,从而避免过重的举证责任并获得完全赔偿。

   为了避免《侵权责任法》第23条沦为具文,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似乎应将《侵权责任法》第23条理解为专门适用于见义勇为的特殊规定,从而一般无因管理相关规定不适用于被救助者和见义勇为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特殊无因管理论者实际上持这一观点。但是,这种解释路径仍然无法完全解决《侵权责任法》第23条的适用难题,即在承认本人赔偿义务为完全赔偿的背景下,见义勇为者只要能够通过一般无因管理获得救济,就不会考虑《侵权责任法》第23条的适用。具体来说,当其他民事主体对受益人(被救助者)负有保护和救助义务时,见义勇为者(管理人)为了保护受益人合法权益而遭受加害人侵害的,即履行了其他民事主体的义务,从而与其他民事主体成立无因管理关系。此时,为了获得完全赔偿,理性的见义勇为者会主张一般无因管理,从而要求其他民事主体承担赔偿义务,而不会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3条向受益人主张适当补偿。

   比如,乘客甲在火车上被车匪殴打抢劫,乘客乙前往救助,虽制服车匪但却被其殴打致伤。当车匪没有赔偿能力时,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看,由于承运人依据《合同法》第301条、第302条负有保护乘客人身安全的义务,[21]乙和承运人成立无因管理法律关系,承运人应对乙负担全部损失的赔偿义务;但是,从受益人补偿义务的角度来看,甲作为受益人仅仅应负担适当的补偿义务。因此,即使否认甲和乙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乙仍然会优先选择承运人基于无因管理来主张救济。

   由此可见,为了避免受益人负担过重,立法者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第23条时,仅仅考虑到了见义勇为者为保护受益人而遭受加害人直接侵害的情况,而且,立法者只注意到了加害人、见义勇为者和受益人三位直接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安排,没有从体系化思考角度考虑见义勇为者与其他民事主体的法律关系。然而,承认无因管理中本人的赔偿义务为完全赔偿,理性的见义勇为者会尽力选择无因管理求得救济,《侵权责任法》第23条并没有如立法者设想的那般受到欢迎。


(二)无因管理中本人赔偿义务的范围

   将无因管理中本人赔偿义务的范围解释为完全赔偿,不仅会导致无因管理排斥《侵权责任法》第23条的适用,还会引发价值评价矛盾,即见义勇为者的法律地位弱于一般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人,受益人的法律地位优于一般无因管理中的本人。此时,特殊无因管理说和独立的法定之债说都无法令人满意。此外,由于无因管理中本人赔偿义务不以本人具有过错为前提,也不考虑本人是否实施了违法加害行为,因此,承认本人的赔偿义务为完全赔偿,本人的法律地位甚至还不如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加害人。

为了解决《侵权责任法》第23条的体系定位之争,消除上述价值评价矛盾,必须先厘清管理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在本文看来,将无因管理中本人的损害赔偿义务解释为完全赔偿并不妥当。每个理性的民事主体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自己的行为带来的风险,故管理人未经许可自行介入他人事务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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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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