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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吉贤:一位“当代”中国作家的“中国观”

——理解张承志的一个视角

更新时间:2016-06-13 10:04:37
作者: 何吉贤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张承志难题”


   张承志是一位当代中国作家,不过,当我们称他为一位“当代”—“中国”—“作家”的时候,实际上,在张承志这里,在他的名字前面的每一个限定词都需重新考虑,需要不同的知识和思想视野。张承志是这样一位特异的作家,他对人们习焉不察的上述这些概念的通常意义都提出了重要的挑战。

   先说“当代”。“当代”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时间表述,从文学批评的意义上讲,“当代”首先是指那些仍然在展开的、尚没有被充分历史化的经验,它具有相当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按张旭东的说法,“最高意义上的当代,必然是现代性的最激烈、最充分、最政治化的形态;而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必然是文学本身最政治化、最具有矛盾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界定当代文学,它事实上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界定着文学性本身,……”[1]按此理解,作为文学上的“当代”,首先体现的是与当代经验、当代议题的关系,是在什么样的程度和位置上内在于当代的经验,同时又与这些经验性的“当代”构成某种紧张的对话,提出当代的议题。循此逻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张承志这位“当代”作家身上,体现了怎样的“当代性”?

   张承志在刚出道时就对自己提出要“为人民写作”的要求,并将其视为“信念的观点”[2],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的70年代末,张承志此时也有以文学创作介入思想解放运动的自觉。那么,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一看来似与已被否定的“革命时代”的话语联系颇为密切的说法呢?他的这一看似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说法有什么新的意涵?他之后的以《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与当时或之后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概而言之,作为80年代成就卓著的作家,他的创作,如何“既内在于80年代,又超越于80年代”?在接下来的八九十年代转型中,张承志被塑造成了“文化抵抗的英雄”,他与同时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同时期展开的全社会性的商品化进程,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张承志的学术背景是北方民族史,他的很多写作与历史叙述有关,但他的写作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性写作,是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学术性的问题,他主动放弃学术性的写作,却又常常处于学术的问题中,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与当代的关系。这一文学的选择,恰似专注于杂文写作的“后期鲁迅”,用“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介入当代的思想和文化论争。换一种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张承志叙述历史的目的是如何在历史中行动。

   张承志在80年代中期以后公开了他的伊斯兰信仰,并将信仰作为他写作的最重要动力。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的90年代,在全球“反恐时代”的新世纪,张承志的伊斯兰姿态越来越激烈,他将中国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反抗清廷的历史在汉语的表述中呈现了出来,他赞颂巴勒斯坦的投石少年,介入中国穆斯林的具体活动,甚至还将修改再版《心灵史》募得的款项,捐给了巴勒斯坦难民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的版图中,张承志的这些选择和“姿态”又意味着什么?

   再说“作家”。在“现代”的标准下,当谈到作家,我们会有一些既有的标准,比如说想象力、虚构故事的能力、文人的情趣等等,但张承志似乎与我们想象中已有的有关“作家”的标准格格不入。他自己也承认:“对于以故事为叙述原则的小说,我并不具备什么才能。”[3]张承志是当代中国非常特殊的“作家”,像他这样的“作家”在当代中国凤毛麟角。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下,要理解张承志作为一位“作家”身份的特殊性,至少要对下述三个问题作出适当的解释:

   1. 抒情作为一种写作推进的动力在张承志这里构成了怎样特殊的意义?张承志在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后写的创作谈中,就提出今后要“发扬抒情的写法,把散文的风格融化在短篇小说里”[4]。之后在将《金牧场》改成《金草地》的时候,他也有意识地保留和强化与抒情有关的部分。抒情作为一种写作的重要动力,在张承志这儿有特殊的意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抒情传统中,张承志构成了怎样一种特殊的存在?

   2.在90年代初完成《心灵史》的创作后,张承志即停止了虚构性的写作,转向随笔和散文的创作,这是一种高度“介入性”的创作,就像晚期转向杂文写作的鲁迅,选择“横站”的姿态,以“文化游击战”的战术,介入当下的现实;

   3.如果说作为“作家”的张承志的写作是一种文学性的写作,那么,如何理解张承志写作中密度很高的思想和学术的含量?张承志90年代以后的很多随笔和散文创作,是对思想和学术问题的回应。他说,“我摸索着用文学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与一般作家不同,我的文学创作几乎一路都与专业探究并行;给予过我扶助和教益的知识分子,也多是学者而非文学家。”[5]张承志涉及的专业有考古、边疆史、宗教、人文地理等,视野极广,且所涉话题大多极具争议性。

   以上诸种,都对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思想结构下,如何理解和评价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张承志提出了挑战?我把这称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张承志难题”。而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张承志难题”又在在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和知识界知识与视野的局限。

   本文的目的并非对以上难题提出正面的回答,提出这一“难题”,是为了说明它的背后所指向的,是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处境?这样一个问题。今天,随着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张承志提出和讨论的问题,如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西北内陆问题,伊斯兰问题,关于60年代的革命问题,都已成为非常尖锐的学术、思想和现实的问题。我把张承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归结为对“中国”的理解,当然,这里首先是要把“中国”问题化的,没有一个先在的“中国”的本质,每个人与“中国”的关系都要从自我及其周围的关系中去寻找,因而,“中国”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寻找中国认同的过程,也是自我确立的过程。这也是张承志的“中国观”给我的启示。

  

排斥和确认:张承志的中国认同

  

   对于一位一般的中国作家来说,“中国认同”当然不会是问题,但张承志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位回族作家,一位信仰伊斯兰的回族作家,一位从蒙古草原走出来的回族伊斯兰作家。

   在中国的构成中,回族是一个“外来”的民族,从唐宋时期开始,来中国进行经商等活动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中亚人逐渐在中国定居下来,与中国民族的其他人种通婚融合,尤其是经过元朝蒙古人的统治,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他们定居中国后几经辗转,大都聚集在西北,并且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人,融合、发展而形成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回回民族。这个民族由于明初禁止其说‘胡语’,穿‘胡服’,加之散居全国各地,生活在汉文化的包围之中,故明代以来汉语就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6]回族因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伊斯兰信仰等原因,在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处境艰难,尤其在清朝中后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歧视和镇压。

   张承志出生回族,但张承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入“文坛”的时候,虽然也被看作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但他身上的民族特色并不是一个问题。这也与我们所熟悉的“(少数)民族文学”有关,能够进入当代中国主流文学、文化界讨论的所谓的“(少数)民族文学”,除了提供特别的民俗风情等之外,还能提供其他可供讨论的问题吗?

   1983年,张承志在一篇名为《所谓民族文学第一特性》中提出:“以真挚的创作冲动出发、以及由于对自己独特生活的强烈偏爱和体会产生的作品中的真挚感情,正是民族文学的第一特性。”[7]在这个时候,他虽然已有“对自己独特生活的强烈偏爱”的意识,但所用的还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学的表述,也许,他所谓的“对自己独特生活的强烈偏爱”和“真挚的创作冲动”之间,那种独特的桥梁还没有建立起来。

   自1984年冬天走进“回民的西海固”之后,张承志信仰了中国伊斯兰的哲合忍耶教派,从此一变其为草原母亲歌唱的“北京知青”作家的身份,成为了信仰伊斯兰的回族作家。自觉复归族裔意识,逐渐萌醒伊斯兰教的宗教意识的过程,集中反映在他的一系列回族题材的作品中,特别是小说《黄泥小屋》、《残月》、《西省暗杀考》(89年发表)、《错开的花》和《心灵史》(90年写成,91年发表)等。同时,他写出了《离别西海固》(91年)、《以笔为旗》(93年)、《撕名片的方式》(93年)、《无援的思想》(93年)、《清洁的精神》(93年),和《致先生书》(91年)、《南国问》(94年)等一系列散文,将他的笔深入历史中,深入信仰伊斯兰教的贫苦农民,宣布与“腐败的中国文人”“决裂”,高扬底层的反抗精神。“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8]从此以后,他的“身份”问题,逐渐显露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伴随身份质疑出现的,是两个相反的过程:一个是“决裂”,一个是“入伙”。那么,与谁“决裂”,入谁的“伙”呢?

   在皈依伊斯兰之后的1987年,张承志在一次发言中提到,“民族正在消亡。回族历史给我的最大的教育是:它本身在消亡的过程中。到了今天,经科学训练过的回族知识分子应该承认,回族是个消亡之中的民族”[9]。而且,他认为,用这个观念可以看一切民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发言中,张再次强调了他之前提到的“人民”的提法。他说:“我嘴里讲出的或笔下写出的‘人民’这个词,绝不是两个甜腻腻的字眼儿,讲的稍微不客气点,这是个政治概念,是个战斗的概念。”[10]我觉得强调这点并不是随意的,与上文提出的与谁“决裂”,入谁的“伙”的问题,有重要的关系。

   从逻辑上讲,既然“回族是个消亡之中的民族”,那么,族裔意义上的最终的“入伙”就无法实现。但排斥和差异已经出现,张承志说:“我也奇怪,自己怎么就成了中国人。现在不管我怎么躲闪,不管我怎么化妆,人们一眼就把我的尾巴看见,到处有人揭发我‘危险的’胡人本质。”[11]这里,所谓“胡人”与“中国人”的对立是被外加的,张承志提出这种“对立”,是为了强调持这一视角者知识和立场的偏狭。因为“胡人”只是历史上中国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在中华民族长期演变的过程中,他们最后都融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构成因素。在现代的意义上,他们并不能构成对立的关系。那么,排斥和分歧在哪里呢?

在《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一文中,张承志说:“为什么我们和别人,和那些精英大家总是格格不入?为什么人与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哲学、倾向,以及立场?——原因很简单,我们的血性不同。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由于哲学,而是由于气质。”[12]对于张承志来说,气质的形成其实决定于人的生活,由生活才能有文化的养成,气质的积累。因此,他说:“我出身源头在西亚的回回人血统与炎黄毫不相干,但我是中国文化养成的作家,我感到人要知义。”[13]他又说,“我的血缘在西亚,我不喜欢炎黄子孙这个狭隘的词,但我是黄河儿子中的一员,我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14]这里,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张承志明确提出了“我们”和“精英大家”的对立。研究一下张承志作品中人称的使用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早期的小说中,他有意识地混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值得专门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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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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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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