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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与文学形式研究

更新时间:2016-06-12 14:56:43
作者: 董希文  

   “文本”概念在人文科学领域使用频繁,但对其内涵却很少做出明确界定。“文本”是一个西方文论概念,其被引入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中,它被稳定接受和大量运用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观念的转变。当然,这一方面固然是由国人摆脱“文艺为政治服务”主流理论、渴求新的理论转型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学者探求文艺自身规律的必然结果。其流行之广、影响之大,令国人始料未及,“文本分析”、“文本阐释”、“文本解读”、“泛文本”等概念一时之间遍地开花,但对于什么是“文本”却很少做出明确解释,仿佛它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事实上“文本”这一个范畴内涵颇为复杂,从词源学上看,“它的词根texere表示编织的东西,如在纺织品(textile)一词中;还表示制造的东西,如在‘建筑师’(architect)一类的词中”(霍兰德);但在一般意义上认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利科)①。从语言学角度看,“文本指的是文本表层结构,即作品‘可见、可感’的一面,因此对文本的分析可以从语音结构、叙事句法和语言功能等三个层面展开;从符号学角度看,文本表示以一种符码或一套符码通过某种媒介从发话人传递到接受者那里的一套记号”②。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特娃则认为:“我们将文本定义如下:一个超越语言的工具,它通过使用一种通讯性的言辞来重新分配语言的秩序,目的在于直接地传递信息,这些言辞是与那些先于其而存在的和与其并存的言辞相互联系的。”③ 而在当代有些批评家那里,文本则超出了语言学界限,既可以用于电影、音乐、绘画等艺术种类,“也可以指一切具有语言——符号性质的构成物,如服装、饮食、仪式乃至于历史等等”④。法国现象学符号理论家让—克罗德•高概更是将文本归结为一种表达方式:“说文本分析的时候,应该把文本理解成一个社会中可以找到的任何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是某些书写的、人们通常称作文本的东西,也可以是广告或某一位宗教人士或政界人物所做的口头讲话,这些都是文本。”⑤ 由此可以想到,文本概念人言言殊,“新批评”理论将其视为特殊的语言表达机制,符号理论认为它是超越语言的符号体系,后结构主义则认为文本具有互文性,而当代批评家更是将其内涵无限扩大,认为生活中具有表意功能的语言符号以及类语言符号都是文本。中国当代文本理论来源于西方,“文本”这一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中国,最初有人将其翻译为“本文”,后改译为“文本”。有人认为其含义就是“以文为本”⑥;有人以为其含义是与“作品”相对而言的,是指作者创作完成,但未经读者解读并实现其价值的客观存在物,总之众说纷纭。

   文学文本理论是一种立足文本客观形式而展开的文学批评、阐释方法。文本理论与文学形式研究关系极为密切。

  

   20世纪整个西方文学理论之所以关注作品本身,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对此前理论界忽视作品研究的反拨与矫正。因为文学要想具有科学形态,就必须对其客观存在做出科学解释,并弄清自身的构成与规律。就如艾亨鲍姆所言:“我们和象征派之间发生了冲突,目的是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诗学,使诗学摆脱他们的美学和哲学主观主义理论,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⑦ 另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影响。然而,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有多少学者研究语言学及其相关问题,取得了多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与发现,而在于他们驾轻就熟自觉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去解释其他人文学科,因研究角度的别样而发现了许多被历史和传统遮蔽了的问题,因此而具有了研究方法上的“转向”之意。语言学是20世纪的“显学”,其研究方法已渗透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盛宁先生所言:“语言学已经跃居西方人文科学的领导地位,这门科学的高度理论性使它成为任何思考的出发点。……语言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的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⑧

   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对文本理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文本本身就是一个由各类词语按照一定规律编织而成的语言复合体,对其分析、研究必然涉及语言问题和语言学方法。语言学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从直接的较浅显层次而言,语言学的兴起引起了研究者对文本语言乃至表达技巧的重视,将文论研究核心定位在语言本身及其组合规律。在这方面,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是其始作俑者,也是直接受益者。从较深层次上讲,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文本研究很有启发,人们可以用语言哲学方法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语言能指本身与指称对象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能指与所指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本身是一个具有层级区别的逻辑结构体系,语言的意义产生于能指层面与所指层面体系内部存在的区别与差异;语言区别于言语,具有转换生成功能。上述认识促发了人文科学研究的革命,结构主义方法风行一时。更进一步讲,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形而下的技术操作方面和研究视角的转变,而且还直接导致了对文学本质的重新定位:文学不是传达作者情感与认识的载体,不是读者随意填充主观内容的释义对象,更不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的耳目与喉舌;它是一个客观存在、自足封闭的语言编织物。文本观念与文本理论由此得以形成。

  

   文学文本理论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文本的客观性及其阐释、解读问题。20世纪人文科学处于一个重视语言阐释和意义生成的时代,文学文本分析自然是意义诠释的一个重要领域。就一般情况而言,文学文本阐释需要经过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渐次递进过程:最先是辨析语言,接着是体察结构布局,然后是寻找文本间的联系,最后才是对文本文化意义的揭示。而语言、结构、互文(文本间的联系)又恰恰是分析文学文本客观性的依据,而其文化意义虽属于主观阐释的东西,但必须立足文本之上,否则成为无稽之谈,因为文学文本的文化意义不同于一般社会事件的文化含义。

   文学文本分析的第一个层次是辨析语言,对作品进行语言结构分析与描述。从语言功能上看,文学文本语言到底是工具、载体还是本体?从语言本质上讲,文学文本语言到底具有确指性还是具有歧义性?所有这些困惑着整个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集中表现于对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区别的理解中。文学文本是语言的艺术,但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这并不是说文学语言在词语的选择方面迥异于日常语言,而是指词语在文学功能体系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文学语言充满了反讽与悖论,是一种张力语,只能放在一定的语境中理解。与日常语言相比较,文学文本语言具有自指性和曲指性。

   文学文本分析的第二个层次是体察结构。通常的理解是,结构就是对事物内容的组织与安排,属于形式要素;但事实上,结构涵义颇为复杂,需要重新审视。就结构的地位来看,结构不仅仅是技巧与手段,它本身就渗透在文本有机体中,具有本体地位。就结构层次来说,结构有表层结构、深层结构之分,前者类似叙事句法,通过化约文本可以得出;而后者则是深藏不露的叙事模式,只有运用结构功能逻辑推演才能获得。就结构的本质来讲,结构并不具有永久稳固性,它徘徊于稳固与颠覆之间,既支撑着文本大厦,又不断挖掘其根基。惟其如此,才使得文本既具有意义的相对稳定性,又具有释义的无限多样性。

   文学文本分析的第三个层次是剖析文本间的联系,即揭示互文性。互文意味着此在文本与前在文本之间存在着可征实的文字术语或不可征实的精神意念上的多样联系,它是理解文本意义必然涉及的因素。这种理念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已将文本视为一种开放体系,而不仅仅是封闭的语言、结构及其由此构成的有机体。但互文不同于影响,互文是文本间的共时横向渗透,立足文本形式因素;影响则是文本间的历时纵向承传,侧重文本思想与意义的挖掘。以高科技和网络为载体的网络文学最突出地展示了互文的特性与价值,是有史以来互文本的最高典范形态。

   此外,文学文本分析还需揭示其文化价值,因此历史、意识形态因素也是理解文本必定涉及的方面,它虽不直接进入文本,但时刻对文本产生着影响。20世纪后期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对此表现出尤其浓厚的兴趣。这些因素主要以两种形式与文本发生着联系:一是历史因素的介入,一是意识形态权利关系的干扰。新历史主义使人们认识到历史事件也以文本形式存在,历史叙事与文学文本之间具有互文关系。而以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则将文学活动视为一种独特的文本审美意识形态生产,在他们看来,文学文本活动本身作为一种表意实践方式执行着文化与政治职能。“泛文本”是对上述文本观念的最恰当描述。

   文学文本理论所关注的正是上述文本分析与批评问题。

  

   研究文学文本理论,不能不谈到20世纪西方文论。特雷•伊格尔顿对近代以来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势曾有准确论述:“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注意力显著转向读者阶段。”⑨ 此言不虚,精当而准确。文本理论贯穿于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全过程,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也相应地出现了两次转折与飞跃;即由作品到文本,从自在到建构。相比较而言,前者更关注文本分析的语言、结构层面,而后者则在立足语言、结构探讨基础上深入挖掘文本互文关系和文本阐释与文化制约的互动影响。而就历史发展状况来看,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由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等主流批评理论依次关注了文学文本中的语言、结构、互文、文化等问题。

   文本理论肇始于俄国形式主义,历经新批评,至结构主义,终于蔚为大观。由作品到文本观念的转变就历经这一过程。对文本自身细究深讨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和法捷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论特色所在。俄国形式主义提倡陌生化理论,重点探讨文学语言表达技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而完整的形式主义理论体系。英美新批评对文本语言本身尤为关注,在他们看来文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文本语言的悖论、反讽、含混特性使作品既复杂、充满矛盾对立又统一和谐。在文本中感知的具体性与逻辑的抽象性做到了有机融合。文学批评就是研究文本自身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因此,他们将自己的批评方法命名为“细读法”。而细读批评最为担心的就是“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在批评过程中的无意识出现。如果说上述两种批评方式侧重文本语言特色的话,那么结构主义批评则更倾心于将文本视为一个封闭体系,着力挖掘文本深层结构模式;如果说前者突出单个文本的特色及其为读者带来的具有个性化色彩的独特体验,那么后者则更关注文本深层结构所具有的普遍性、客观性,更乐意寻求结构模式的科学性与普遍性。

从根本上讲,自在的文本观是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而建构的文本观则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后诸多理论派别的文本理论。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认为文本是一个自足的语言符号系统,它由能指排列组合,并形成一个共时的总体结构,文学研究就是分析文本的语言、表现技巧以及支配文本成型的深层结构。文本只有一个确定的意义与结构,文本与作者及现实世界没有必然联系。建构的文本观则持相反认识。一方面,文本虽然是封闭的语言客体,但其意义并不确定与唯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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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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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武汉)2006年3期第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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