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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滢:19世纪德国“学说汇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基于欧陆近代法学知识谱系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6-06-11 00:06:02
作者: 舒国滢 (进入专栏)  

   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陆的法学家们发现:罗马法、尤其是《学说汇纂》这部多少有些属于“决疑术式的”、以法律难题解答为其风格的罗马法文献已愈来愈不能直接满足近现代私法学之“体系化”的需求(这种体系化需求首先并不在于法律适用,而在于满足大学法学教学的需要,因为法学教学要一目了然、条分缕析地向法科学生展现法律素材)。[23]以新的方式重述罗马法、构建自己国家的私法体系,成为16世纪之后、尤其是经受过“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洗礼的法学家们之共同愿景。

   在从中世纪法学向近现代法学演变的过程中,16世纪的人文主义法学家率先尝试进行私法体系的建构:比如,法国法学家弗朗索瓦?杜阿伦(Frangois Douaren,拉丁文写作Franciscus Du- arenus,1509—1559)主张通过优士丁尼之《法学阶梯》来构建“学说汇纂体系”(ordo digestorum);弗朗索瓦?孔南(Francois Connan,拉丁文写作Franciscus Connanus,1508—1551)在《民法评释》10卷本中,试图从《法学阶梯》的“三分法”结构人法(ius personae)、物法(ius res)和诉讼法(ius actiones)来重构学说汇纂体系。[24]17,18世纪的法国法学家也基本上沿着这种思路来建构本国的私法(民法)。可以说,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三分法结构(当然这个结构最早可以追寻至《盖尤斯法学阶梯》)构成了近代私法体系化的基础,后来的《法国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均遵循这个体系。[25]

   当然,在16世纪,德国也有个别学者开始进行近代私法体系的构建:例如,与弗朗索瓦?孔南同时代的德国法学家、维腾堡大学法学教授康拉德?拉古斯(Konrad Lagus,约1500—1546)在《论两法传统的方法》中也以《法学阶梯》为蓝本,但他把私法体系分为“人”,“物”,“契约与债”,“诉讼与抗辩”,“裁判”,“特权与慈善行为”等6个方面;马尔堡大学教授尼克劳斯?韦格留斯(Nicolaus Vigelius,1529—1600)在《民法的一般方法》中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又把私法分为“人法”和“物法”以及“债”与“诉讼”、“买卖契约”等。[26]

   在德国,法学(尤其是私法学)体系的真正构建开始于17、18世纪,这个时期“《学说汇纂》之现代应用”运动达到高潮。而且,理性主义自然法学说对于这个时期的德国法学也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27]17世纪著名的自然法学家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1632—1694)在《自然法与国际法八卷本》中构建“一套从自然法立场出发的、涵盖整个法学领域的新体系”根据其自然法思想,法从“个人之法”到“更高级的社会统一体[共同体]之法”不断升进,即,从个人之法到家庭法[夫妇、家庭、仆役关系],再到国家法和国际法[国家之间的法],由此,发展出作为后来“学说汇纂”体系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亲属法”[家庭法]概念),[28]承继莱布尼茨哲学传统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在《自然法:依据科学方法的探究》中试图根据自然法原理、借助“学说汇纂之现代应用”中的罗马法素材来构造实在法体系。正是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哈勒大学教授丹尼尔?内特布拉德(Daniel Nettelbladt,1719—1791)于《德国民法学和自然法学的现状及其必要的完善和有利手段之持平想法》(Unvorgreiffliehe Gedanken von dem heutigen Zustand der bürgerlichen und natürlichen Rechtsgelahrtheit in Deutschland, derer n?thigen Verbesserung und dazu dienlichen Mitteln,1749)中提出了民法“总则”和“分则”的构想;(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教授约阿希姆?格奥尔格?达耶斯(Joachim Georg Darjes,1714—1791)在《重整〈国法大全〉》(Corpus Iuris Reconcinnatum)和《罗马一日耳曼私法法学阶梯》(Insti- tutiones jurisprudentiae privatae Romano—Germanicae,1749)中提出构建“通用德意志法典”的理想;丹尼尔?内特布拉德的学生克里斯托弗一克里斯蒂安?冯?达贝洛(Christoph—Christian von Dabelow,1768—1830)在1794年首版的《当代综合民法体系》(该书在1796年出第2版,并构成其于1816—1818年出版的二卷本巨作《学说汇纂法手册》[Handbuch des Pandecten— Rechts in einer kritischen Revision seiner Hauptlehren]的前版本)中阐释了本质上属于学说汇纂体系的素材,并发展出一个内容涵盖私法一封建法、程序法和教会法的“民法总则”。故此,达贝洛和内特布拉德一同被视为近现代“民法总则”总论)的奠基人。[29]

  

三、格奥尔格·阿诺德·海泽的“五编制”学说汇纂体系

   到了19世纪,德国法学家才真正把他们所建构的(德意志)私法(民法)体系称为“学说汇纂体系”(潘德克顿体系)。学者们通常认为,“现代学说汇纂体系”(Das moderne Pandekten- system)实质上是哥廷根大学的罗马法教授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1764—1844)首次提出的,然而后世却不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体系。[30]我们来看其中的原因:

   胡果在1789年出版的《当代罗马法学阶梯》中分5章讨论“当代罗马法”(学说汇纂法)体系(结构)第1章“物权” Realrechte,或“物法”[us in rem,包括第11节“所有权”、第19节“役权”、第27节“质权”]),第2章“对人之债”(pers?nliche Obligationen,或“人法”[ius in personam,包括第31节“与物法的关系”、第35—61节“债的来源”、第74节“债的目的”]),第3章“亲属权”(Familienrechte,包括第83节“婚姻”、第91节“父权”[V?terliche Gewalt]),第4章“遗产”(Verlassenschaften,或“以死亡情形为前提条件的权利”[Rechte,welche einen Todesfall voraussetzen],第97—121节),第5章“诉讼”(Proze? ,第122—146节),外加一个七小节的“导论”(Einleitung),该“导论”对一些基础的法律问题(比如,法源,法条,法律行为,尤其是该书5章结构安排的考虑[第7节])做了简要的说明。[31]

   严格地说,胡果在《当代罗马法学阶梯》所提出的还不是完整的学说汇纂五编制体系(至少其中还谈不上有独立的“总则”的论述),而且他后来也承认自己的学说汇纂分类学说有“纯粹碰运气”的成分。正因为如此,胡果分别于1799年、1805年、1810年、1816年、1820年和1826年对《当代罗马法学阶梯》进行了修订,并把书名改为《当代罗马法教科书》(Lehrbuch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es)(其中,1805年第3版和1810年第4版又更名为《学说汇纂或当代罗马法教科书》[Lehrbuch der Pandecten oder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除了篇幅增大之外,最主要的变化是结构的重新安排,其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称作“一般概念”(Allgemeine Begriffe),讨论“人的种类”(包括“自然人”[Physische Personen]、“法人”[uristische Personen])、“物”(“自然物”[Physische Sachen]、“法律物”[Juristische Sachen])和“行为”(“自然行为”[Physische Handlungen]、“法律行为”[Juristische Handlungen]);第二部分称为“分则”(Besonderer Theil)或“私法本身”,其中包括:①“物权学说”(Lehre von Sachen,包含“所有权”、“役权”、“质权”)“亲属关系对物的影响”(“婚姻”、“父权”、“监护”)“遗产”(“法定继承人继承顺位”、“遗嘱继承人继承顺位”);②“债权学说” Lehre von Foderungen,包含“契约”、“损害”、“债的目的”)、诉讼”、“法庭程序”等。由此可见,胡果后来在实质点上偏离、甚至放弃了自己在《当代罗马法学阶梯》首版中创造的“当代罗马法”学说汇纂法)体系。[33]

   事实上,胡果的学说汇纂分类学说被他的学生、著名学说汇纂学家和民法实务家格奥尔格?阿诺德?海泽(Georg Arnold Heise,1778—1851)重新发现并加以发展,后者在1807年出版《供学说汇纂授课之用的共同民法体系纲要》(Grundri? eines Systems des gemeinen Civil- rechts zum Beruf von Pandecten— Vorlesungen)一书,根据胡果1789年的《当代罗马法学阶梯》以及后来修改过的内容,勾勒出了一个近似“五编制”学说汇纂体系(Das fünfteilige Pan- dektensystem)之“草图”该书只有纲目,没有详细的论述),[34]即:第1编“一般理论” Allgemeine Lehren,相当于“总则”,内容包括“法源”、“权利”、“权利追究与权利保护”、“人”、“物”、“行为”、“空间—时间关系”,但很不完整)第2编“物权”Dingliche Rechte,内容包括“一般物权”、“所有权”、“役权”、“永佃权与地上权”、“质权”);第3编“债”(Obligationen,内容包括“债的内容”、“债的主体”、“债的形成理由”、“债的解除”、“实质双向之债”、“给付之债或履行之债”、“返还之债”、“行为之债”、“不作为之债与重做之债”、“损害赔偿之债与惩罚之债”、“添附之债”);第4编“物上对人权”(Dinglich—pers?nliche Rechte,相当于胡果所讲的“亲属权”,内容包括“婚姻”、“父权”、“监护”)第5编“继承权”(Das Erbrecht,内容包括“一般导论”、“法定继承人继承顺位”、“遗嘱的订立”、“遗嘱决定的执行与撤销”、“享有特权的意志规定”、“必要继承”successio necessaria],“遗产的取得”、“遗赠的取得”、“遗赠的不同种类”、“登记继承[def- erirte Succession]的丧失”)。[35]此外,在这个《纲要》中,海泽还增加了一个第6编,即“恢复原状”(In intergrum Restitutio,包括“一般的恢复原状”、“恢复原状的种类”)。[36]

当然,海泽的学说汇纂体系纲要的发表时间还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所有的民法学者一开始都接受海泽的体系。19世纪初期著名的罗马法学家、814年德国“法典编纂论战”(Der Kod- ifikationsstreit,也称“蒂堡—萨维尼论战”/Die Kontroverse Thibaut— Savigny)的一派领袖人物安东?弗里德里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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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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