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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中国还在以西方为尺度,印度已经学会了以中国为尺度

更新时间:2016-06-10 23:13:24
作者: 曹锦清 (进入专栏)  
就是共产党给钱要给出坏事,原来问农民要钱也要出事情来。这是第三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感觉。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个别的小问题,就是我们讨论中印的六十年的差别。我说我的判断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从事了土改,印度基本没有土改;第二个是中国进行了计划生育,印度就不可能、也没有进行计划生育。对第一个都肯定,说你做对了,对第二个是怀疑否定态度的。

  

   对于计划生育,整体来说我是持肯定态度的。假若没有计划生育,那么我们同印度比较一下。印度1947年解放独立,1950年从事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1951年公布了1950年的普查数字。印度当时把巴基斯坦、孟加拉搞出去了,版图总人口为3.2亿,我们1950年人口多少呢?因为我们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近6亿,然后推算到1950年大概5.5亿,据说这个数字出来以后整个中共的上层都大吃一惊,那年开始提计划生育,但是不知什么原因,1957年反右斗争就终止了,毛泽东原来的那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稿有一段是讲计划生育的,发表的时候已经反右了,把那一段取消了,后来就没有搞计划生育了。

  

   那么印度1950年人口是3.2亿,去年公布的是12.2亿,按照它的增长率我们现在人口是多少,大概要超过20亿,将近21亿,而我们现在公布的人口大概是13.6亿,减一减,计划生育就少生了6个亿,这6个亿一定还在那个地方排队还排着呢,对吧?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我们就业怎么解决?不可能!即使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农村依然沉淀大量的剩余劳动,中国在2003年到2005年之间就过了刘易斯拐点是不可能的,而过了刘易斯拐点以后,这个国家的劳资关系,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个点是最难过的。

  

   但是他们不同,第一个就是人口红利数,你中国因为搞计划生育所以未富先老,后面的问题严重着呢!现在我们也有点忧虑,但是如果不搞计划生育,这二十年过不了,你搞了计划生育,后面有问题,是我觉得这个“老”是不是个社会学定义,你60岁为“老”?还是65岁为“老”?你稍稍改变定义,劳动力就丰沛起来了,其实欧洲早就这样干了,德国的“老”定为67岁,那么企业和国家就少付你七年的养老金了,你还可以为国家多干一些年。现在上海比如说平均寿命82岁了,定位70岁为“老”也没有问题,因为当年的那个俾斯麦定义“老”的时候就问当时德国的平均寿命是多少,60岁,就将“老”定为60岁。现在年龄大起来了,我觉得是不是那么值得担忧?现在还是要解决年轻人的就业,像我们不退休,把你们堵住了,我退休,就可以退掉一个教授的职位供你们上来。现在到底是照顾我好,还是照顾轻人好呢?那么要照顾年轻人了,回头把年轻人变成不满者,网上负面信息的发布者,那就不行了。

  

   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生育率的自然的递减率,我就问他,你城市化了以后生育率的自然递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农村人的人口还在不断地产生,进城了以后生育率降低了,还有很多没有进城的人呢?在农村里面地那么少,没事干就生孩子。这是一个问题,印度也搞过几次计划生育,罚很多东西吧,印度也不知道罚什么东西,但是印度学者认为会自然地下降的。印度的自然增长率曲线最近五年确实是向下弯的,在下降,但是不要忘记一个基本的东西,中国在城市推行计划生育是在1979年,农村大规模推动是1985、1986年,在1990年达到峰值,整个农村也搞得鸡飞狗跳,我是那几年经常往农村跑,我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尽管如此,我们看农村产业的就业人口就是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虽然城市化率在不断提高,农村的比例在下降。如果我们把进城半年以上的就算做城市人口,现在我们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几了,但不要忘记,这个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农村的第一产业就业的人口持续上升,什么时候出现拐点下降?我们五十年代的时候农村在土地上的劳动力也就2.4亿多,然后不住上升,到2002年达到了峰值,大概是3.8亿劳动力,2003年以后开始绝对值下降,正好和刘易斯拐点同时下降。这个特别重要,过了这个坎,然后农业人口越来越少,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可以逐步地推行。怎么把那么多的农民工稳定地有保障地装在城市里面,这当然是我们以后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

  

   总的意思就是说,中印的某一些比较,通过印度来反观哪些事情做对了而又有哪些事情做错了,有一个明显的认识。另外,传统纠缠于现实,对这样一个议题,历史对于当代的影响,中印的近代对比,中国的几场革命,尤其包括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那个作用,就截断了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全盘地西化了。以前我对那场运动越来越采取否定的态度,经过印度之行,我相信我会修改一些观点,原来我是崇拜鲁迅的,后来我又否定他,现在我觉得对那一场运动,又有一个新的反思。一个被历史纠缠的国家要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它和传统的东西割断,有它的必要;然后当传统不再纠缠于我们现代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自信大规模地修复被切断的历史,就是大规模的传统被恢复过来作为我们认识的一种符号,这就是共产党当下所干的事情。但前提是,如果它纠缠于当下,必须与它告别,不纠缠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对传统的文化,我们有选择地把传统的某些个东西重新召回到当下,来作为我们民族识别、民族记忆,也包括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个文化的要素。

  

   最后一个观点,就是事实上近代中国在观念上割断了传统,辛亥革命以及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然后1949年又是一次隔断,彻底地否定了,反帝反封建,然后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割断,这三刀切下去,所以,中国的历史要进行平稳的叙事,就特别得困难。那么有些传统事实上是观念上否定,虽然否定了但仍然顽强地存活着。

  

   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郡县制就顽强地存活着,这是反传统的毛泽东公开承认的。百代践行秦政制,而且郡县制在中国的完成是从秦开始,大规模的推进从晚清开始,北洋民国加剧,而后到共产党的1965年,建立最后一个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正式完成。把郡县制推广到周边地区去,完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应该是1965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在我看来,党的领导核心在哪里,是对这个传统的守护,如果在中国的现有的宪政体制里面,把这个拿出去,它是一个完备的宪政体制,各级地方选举各级人大,各级人大选举各级政府,那不是一个完备的宪政框架嘛!这个框架如果没有郡县制的保护,它就散掉了,这个框架是彻底颠覆传统的郡县制,因为现在的框架是对下负责的,郡县制是对上负责的,所以如果把这两个体制有效地结合,同时各级政府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那么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在座的搞行政管理的老师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向诸位汇报以上几点。在中印两国的比较当中,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身的发展当中的某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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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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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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