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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中国还在以西方为尺度,印度已经学会了以中国为尺度

更新时间:2016-06-10 23:13:24
作者: 曹锦清 (进入专栏)  

  

   第二个故事,我就讲宋代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上、下流动,按财产的多寡来作为户等的等级,作为征税和均役的单位,出现了民谣,“千年田,八百主”,还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都出现在宋代,就证明这个流动,法律严管的等级在中国已经全部消失了。

  

   第三个我讲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第二部《土地法》,第一部法律规定性别的平等,第二部法律规定是主要财产土地的平等分配,这两个平等在中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两个确实与印度反差很大。印度的种姓结构确实强大,我们参观的那个农户,他的妻子是个婆罗门,是个高种姓的,所以他原来有二十一英亩的土地,中大的地主了。那个规模也不算小,一百二三十亩地。这个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结合得很强大。

  

   在印度教里面,我还研究了一下,等级的分配就是它讲的婆罗门是宗教第一,然后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叫刹帝利吧,属于第二,第三是商,婆罗门是经商的,所以印度的商业历来很发达。自古以来从印度、马六甲海峡一直到阿拉伯海、波斯湾那一带,那个时候这一带都活跃着印度商人的影子。所以印度的佛教向整个东南亚传播主要靠商人,而不是军队。后来小乘佛教向南传播,到斯里兰卡,到缅甸,然后覆盖到整个印尼进入菲律宾,而且主要是靠商人在那里传播。再下面是农,再下面是工,所以一些从事比较低端的,比如说焚化尸体、宰牛做皮革的,就是有一类的这个工,手工业那种的极大部分,不是低等级,都认为不是低种姓,而主要是由士下面的第五种姓就是贱民来承担。

  

   这样我们说它的职业的划分和种姓的划分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印度学者讲的,不是我们掰出来的,就是说种姓制度影响了工业的发展,所以它进入商业,进入IT产业没有问题,这是印度学者的观点,对不对由他们来负责,不是我们来负责。那么在中国来看,士农工商,宋以后无贵贱之分,但是收入有贫富之别,当我们说某个职业贵或者贱的时候,其实是说它的报酬的高低,因为报酬低所以它比较贱,因为报酬高所以它比较贵。而印度不是这样,这个职业本身有高低贵贱之分,和它的报酬结构之间当然也有强弱不等的联系,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的和韦伯的阶级分析结构,在印度就呈现了极为复杂的图景,我以后有机会去还要研究一下,你可以用这样的西方语言来讲,就是印度的等级结构向阶级结构过渡特别艰难,那么中国从宋代以后原有的春秋以前的等级制经过了一千年的演变,到了宋代以后已经完全为阶级结构取代,而阶级结构按照财富占有的多寡、土地的多寡来划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体会。这是最大的两个体会,我回来又花了三天时间总结了一下。

  

   第三个是水的问题。关于土地制度与农田水利建设,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土改以后的合作化运动尤其是人民公社,这样的一个土地制度安排对于农田水利建设非常重要。这里指的就是地表水的储存与地表灌溉系统,地表水的储存就是搞水库了,当然中国南北也有差异。北方平原大量还是利用地下灌溉,我讲南方尤其是丘陵山区那一带,历史上主要利用地表灌溉,利用池塘什么的。那么建国以后我们地表灌溉的发展就更厉害,建议各位以后尤其是安徽的,去大别山看看那五个水库,我讲淠史杭的整个灌溉系统,是建国以后花了十年功夫我们建立的特大灌区,就是一千万亩以上的特大灌区。全中国有三大灌区,第一大灌区秦汉就开始了,我这里指的是成都平原都江堰工程;第二大灌区从晚清一直到民国不断进行的就是河套地区的灌溉系统,也是一千万亩以上;第三大灌区是建国以后为了治淮而建立起来的淠史杭灌区。

  

   为什么1950年我们把土地分掉以后很快地走上集中化的过程,就是以集体化的名义进行集中化过程?原因种种,其中有一个被学术界长期忽略的观点是农田水利建设。五十年代初有几场大的水灾尤其是淮河系统,因为淮河和运河系统的常年失修,一百多年了,晚清想搞没有力量,北洋政府也想搞,没有力量,国民政府建立的牌子搭起来了,组织班子计划都有了,所以建国以后的基本主架是国民党留下来的,不要忘记的,它的规划也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第一个就是,任何一个王朝初期都把农田水利建设放在中心地位的,你看明朝初年的朱元璋,从事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因为战乱,水利失修,土地没有办法种。

  

   共产党起身于农民和农业,所以,更重视这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这个农田水利建设就直接地关涉地表的土地地权,尤其是和小块土地所有制造成了直接的冲突,你要开河开沟,谁家的土地让你开掉,你要开沟引水,如果说小块土地所有制,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地表储水灌溉。当然,如果战乱以后重建一个王朝,大规模的人口消失,无主的土地出现了,那么那个时候以国家级的工程进行水利建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王朝中期以后就不可能了,因为土地都有主了,而且土地都细碎化了。1950年的土改就造成了大地权的消失和小地权的产生,土地的细碎分割特别严重,为农田水利建设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为了推动农田水利建设,把土地集中,最大的公社可以集中到一个县就是一个公社。后来查下来土地集中确实和水利建设是有关系。还有一个把土地集中起来的原因,就是把7亿亩地富的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就等于把7亿亩的地租(这里指的是粮食)也交给了农民,所以每个农民稍微超好一点,就把7亿亩的地租吃掉了,因此国家通过农业税征收上来的粮食一共就三百亿斤左右,缺口四百亿斤左右,这就要把土地重新集中起来,要把这个粮食从税收以外的系统就是统购统销系统重新集中到城市,来支援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为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个个分散的农民,挨家挨户地要,不鸡飞狗跳来才怪呢,而且征收的成本高、风险大。你集中起来通过公社早就把你拿走了,拿走以后集体再拿走一块,然后集体再来分啊,这个征用成本是很低的,就这样悄悄地,通过统购统销的价格杠杆把农业剩余不动声色地转到城市工业化里面来,而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完成这个。

  

   所以,我讲的两个理由,水利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正因为这个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公社时期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不要忘记了三级所有的公社是社队合一的,它的顶端是和国家合一的,所以农民长期保留的一个观念是土地是国家的,虽然法律规定是集体的,但是集体本身的规定是模糊的,公社这一级是集体还是小组这一级是集体,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性就帮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虽然土地分掉了,还依然大规模地征用农民的土地,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前提是土地的地权实质上的国有,所以现在我们要在第三世界推基础设施建设,我看光征地就要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了,没那么容易。

  

   印度要搞一个高速公路谈何容易,人地关系非常紧张,但是我们要搞一个高速公路一般要六十米左右的,有的要八十米的还有绿化带,如果六十米的话那你110米就是一亩地啊,那是良田啊,照样征到,我们原来是双向四车道后来是八车道,你看看那个开封到郑州的十二车道还要豪华。当然反过来讲中国基础设施的推进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制度是保证。印度也学中国,学来学去学不动,因为它要征地沿线全是钉子户。中国要征地,个别钉子户把它一拔就拔掉了,当然这几年也不允许乱拔钉子户。

  

   印度由于土地的私有制以及人口繁衍以后土地更加细碎的分配,导致它长期以来不能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它的降水量不低于中国,但是存蓄水的能力很差,南北方基本上以井灌为主,这里才明白,印度以井灌为主,而不是以地表灌溉为主,中国的南方以地表灌溉为主,井灌为辅,当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承包以后,南方的井灌也发展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如果用井灌再加上印度尼赫鲁的向农倾斜的制度,就是电价极低,就比城市价格低,这个价格几十年不动,因为农民不许它动,他们的客运政策也是尼赫鲁定下来的,那个时候通货膨胀也不受影响,这两个对农民优待的政策反过来成为印度最大的头疼的问题。

  

   前面讲的那个例子是有21英亩地吧,那个农场种水稻的,一年两熟,他打井,那么问他交的税费,半年一交,一百二十个卢比,等于十二块钱,一年就是二十四块钱,他21英亩土地的灌溉,而且水井很深,你看看用电量多少,就等于电是白送给他的,只有一定规模的富农以上以及地主才有可能打深井,深井而且这个水又这样用,用了以后中农和贫下中农的原来二十米的没水了就废掉了,他又没有能力再去打井,这样大量的中小块的土地靠天吃饭。

  

   这次我才明白,解决了我一个心中的困惑:印度的可耕面积占印度的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印度的国土面积近三百万平方公里,它的耕地面积大概维系在21亿亩左右,那么中国的土地最高面积达到20亿亩,由于二十几年来我们退耕还林了一亿多亩,我们由于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又一亿多亩,现在就是大概只有18.23亿亩,总而言之中印的耕地面积差不多,但是你查印度的粮食总产,印度从1947年解放从来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的百分之五十,这个很奇怪。

  

   当时我以为是他们的土地质量比较差,或者他们受季风的影响,印度洋的季风和我们太平洋的季风有差异。当时我估计,要不他们干旱和水害比较多了,一般来讲太平洋的季风稳定能力要比印度洋的稳定,不要忘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季风国家,第二个是雨热同期的,从南方到北方如果是均衡分布的,历史上叫做风调雨顺,结果必然国泰民安,天下寺庙上的那些字最频繁出现的必然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如果长期滞留在南方,那么北方旱,南方涝;如果一下子越过了淮河进入到黄河流域,那么北方水灾南方旱,所以中国一般的形式是三年一小灾,六年一中灾,十二年一大灾,当时因为中国大,害了北方有南方,如果国家政治清明的话,粮食调配的能力比较强的话,饥荒一般不会发生。

  

   印度的季风情况,我们没有研究过,地表储水能力绝对比我们差的,必须利用地下水,地下水位逐年地下降,和我们最近二十年的状况差不多。共产党有办法,就是用南方的水补调北方,现在我们有两条水,东线的水早已经开通了,我这次专门跑到东线调水的末端就是通州去看了,那个水质还不错,能灌溉用,能不能吃我没有问过他们。然后我们的整个中线的调水已经完成了,北京市民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饮用水吃到我们南方人的水了,丹江口的水调过去了。你要搞那么大一条运河过去,要多少动拆迁,征多少土地,印度不可能完成。那么中国有能力完成,当然了从学者来看你还有动拆迁不好的,乱动拆迁的,那我们哇哇哇叫起来也是应该的,但是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工程的正面效果,这是我讲的第三个。

  

反过来看看中国的土地制度对中国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积极的效果。改革开放家庭承包制以后,就把地表的最后一百米的支渠和斗渠的灌溉系统在南方大规模地毁坏了,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积累下来的5.8万个水利设施。在南方你看看,最近我特别关注云南,云南是降雨量比较丰沛的地方,为什么稍微一晒,就干旱了,你看看云南的水库运行了三十年以后怎么样,原来水库是一个网么,常年不修的话不就水库淤积嘛,现在一晒就干旱。如今才注意要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农田水利主要由国家支付,主要是中西部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但是这种转移支付下去被腐败的可能性居多,被包工头以及那些水利局的哥哥弟弟搞掉了,拿去一百万就干了十万的事情。这个问题大家要特别地研究一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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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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