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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四友:论无知之幕和社会契约的作用

更新时间:2016-06-10 00:21:22
作者: 葛四友 (进入专栏)  
这两句话之间的差别无疑是极大的。罗尔斯这里所强调的实际上是这一点:人们不能因为他们具有的智力或者各种信息优势,从而在选择原则时具有讨价还价的优势。这种优势在现实世界里是随处可见的,人们会利用自己的各种讨价还价能力选择不同的原则,使得这种原则表面上公正,实际上却是切合于自己的情况而从中占便宜。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正是为了防止这一点。但是,在这种条件下选择的原则是否允许个人从其偶然所得的各种能力或天赋中得益,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取决于原初状态中其他方面的假设。比如,如果我们接受运气均等主义的假设,那么,就不允许人们从这种偶然性中得益或受损,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①

  

三、无知之幕与多元主义的理解

   如上所述,无知之幕的功能就在于克服人们的利己心,使得人们在原则的选择上无法有利于自己,从而使得个人选择从道德观点上是可接受的。如果只是如此,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不采用如亚当·斯密提出的全知的、不偏不倚的观察者这个设定呢?这样不是更简单、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吗?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与当下的多元主义密切相关。实际上,正是由于有多元主义的存在,无知之幕才需要去掉人们的特定善观念这个信息。因为无知之幕不仅要使正义原则在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上保证个人之间的公平,还要在不同善观念之间保证公平。由此,无知之幕已经预设了在我们的认识能力范围之内,我们无法确定哪种善观念是唯一最好的。换言之,至少有几种善观念是一样好或者是无法比较的,但都是好的。这种意义上的多元主义也是无知之幕所需要的预设之一。如果没有多元主义,无知之幕的作用就将大大降低,因为设想一个不偏不倚且全知的观察者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一旦承认理性多元主义这个事实[15](P57),无知之幕就显得非常必要了。我们的选择多是依据我们的善观念而作出的,这就确定了一件事情,依据我们实际善观念的实然选择是无法对各种善观念保持公平或保持不偏不倚的。由此,传统上全知的、不偏不倚的观察者在这里就无法继续发挥功能了,而无知之幕的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能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

   也正因为如此,无知之幕也受到这样一种质疑:如果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的天赋等信息,且被剥夺掉个人的善观念之后,他如何进行理性选择呢?如果这种质疑是对抽象思维能力的质疑,那么,这种质疑显然是失败的。既然罗尔斯作出了这样的思考,既然还有很多支持无知之幕的人也作出了这样的思考,就足以说明我们是具有这种抽象思维能力的,是能够超脱于各种具体的信息来进行推理与思考的。这种“无能力”的质疑就像质疑一个人无法思考他死后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一样的,但显然我们是能够思考我们死后的事情的。

   无知之幕受到的第二种质疑是:这样做屏蔽的信息太多,由此只存在一个抽象的自我,没有表示出对个人人格的尊重。诺齐克就认为:“只要我们如此极力强调人与其才能、资质和特征之间的区别,统一的人格观念是否还能保留下来就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疑问。”“通过把人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完全归因于某种‘外在的’的因素而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成功地否认一个人的自主选择和行为(信其结果)。如此贬低一个人的自主性和对他行为的首要责任,对一个本来希望支持自主存在的尊严和自敬的理论来说是一件冒险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一个其原则(包括一种善理论)如此依赖于人们的选择来建立的理论就更是如此。人们会怀疑,这种作为罗尔斯理论前提和依据的相当成功的人类形象,是否能与它试图达到和体现的人类尊严的观念相适应。”[16](P217)他认为罗尔斯为了强调自我,最终却通过将所有属性条件化而消解了自我。但关键的问题在于:

   第一,我们的具体自我,特别是诺齐克所强调的各种人的有价值的构成是受到社会基本结构的极大影响的。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个体本身的品格与利益这种东西并非是被固定和给定的。……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社会结构还以不同的方式限制着人们的抱负和希望,因为他们有理由部分按照该社会结构内部的立场来看待他们自己,并有理由解释他们可以实际期待的手段和机遇。所以,一种经济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们现存欲望和抱负的制度图式,而且也是一种塑造着人们未来欲望和抱负的方式。更一般地说,基本结构塑造着社会制度持续生产再生产某种个人及其善观念共享的各种文化方式。”[17](P285)

   第二,并非任何基本结构对于我们形成恰当的善观念来说都是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承认有些超出于文化与制度之外的因素,它们可以评判我们的基本结构。我们要选择的正义原则本身就是要用来决定如何塑造我们的基本结构的,再由此种基本结构来塑造我们的自我。或者说,它就是提供一种恰当的背景条件,这种背景条件能够保证各种善观念之间的公平,从而让我们的自我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得以形成。罗尔斯清楚地表达了这点:“给定正义的背景制度和在所有公平份额基本善(由正义原则所要求的)的条件下,公民能够根据可以合理期待的与对某种事情的正义的限制来调整他们的目的与抱负。”[18]

   第三,我们在设计正义原则时需要从特定善观念中抽离出来,这才有可能保证各种善观念之间的公平。当我们初生下来时,并没有一种先验的标准确定我们一定要获得什么样的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最终会具有何种善观念在这个时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公平的背景条件,从而在这个社会中获得充足的正义感能力和善观念能力,能够自然而然地、自发地形成某种善观念。而无知之幕隔离我们的特定善观念,正是为了让我们的正义原则能够对各种善观念表示公平的认可。我们在这种公平背景下形成的善观念会得到充分的保护,个人的自尊与人格也因此能得到充分的尊重。

  

四、阿罗不可能定理和社会契约论的作用

   原初状态是理解罗尔斯证成方法的枢纽,而原初状态最核心的假设就是无知之幕。实际上,正是无知之幕使得社会契约变成了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了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公平正义原则。现在,我们从这方面来考察社会契约论的作用。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与一般契约论大为不同。对于现实的契约而言,我们需要关注三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契约方,二是契约环境,三是契约方在契约环境下达成什么样的结论。现实的契约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即使我们确定了契约方和契约环境,契约的结论依然是无法确定的。契约无法确定的原因恰恰在于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契约的约束力也正是出于人们的自由选择:如果你签订了契约,你就至少有初定的道德义务去履行它;如果你没有签订契约,或者是被强迫签订的,你就没有相应的履行契约的道德义务。第二,契约的结论取决于参与的契约方和契约环境,它无法影响到具体的契约方与契约环境。

   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确实在这两方面非常不同于实际的契约。第一,一旦确定了契约方与契约环境,在罗尔斯这里,也就是确定了原初状态,我们就能够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契约选择实际上只是逻辑推理。[19](P17)第二,我们对契约方与契约环境的认识是受到契约结论的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规定契约方与契约环境,必须考虑所得到的契约结论是什么,而这是与常识相悖的。德沃金正是依据这两点而否定罗尔斯的虚拟契约是契约,不可能具有任何约束力。[20]

   罗尔斯融贯论的证成方法能够对第二点作出解释,但还有第一点需要说明,而这点与阿罗不可能定理有颇多相似之处。阿罗不可能定理最初来源于孔德的投票悖论,阿罗将其结论大大拓展了,并且用形式化的语言证明了不存在一种社会福利函数能够同时满足几个条件。阿马蒂亚·森将其总结为四个条件:无限制定义域条件U;弱帕累托条件P;非独裁条件D;无关选项的独立性条件Ⅰ。[21]这些条件单独来看是非常温和的,也是非常合理、深得人心的,但正是这几个看似无害且相当自然的条件,组合在一起却否定了可以对社会福利进行评价的可能性。阿罗不可能定理对于我们理解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的价值在于,一些看似无害或无足轻重的条件放在一起,能够产生极强的约束。阿罗不可能定理出现之后的研究,特别是以森为代表的研究者,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放松或收紧各种条件,看其对社会福利函数产生多强的约束,能否产生对社会状态进行评价的社会福利函数。

   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也可以依据这种做法来得到解释。他强调:“契约论方法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些预设放在一起对可接受的正义原则施加了重大的约束。理想的结果就是:这些条件将决定一组独特的原则。”[22](P15)显然,其反思平衡就是达到理想情况的一种办法,我们不仅仅改变原初状态中的假设,同时还改变结论中的假设,即修改一些深思熟虑的具体的正义判断。不仅如此,他还说:“我们也要注意到,原则的接受并不能推测为一种心理法则或可能性问题。无论如何,在理想上来讲,我希望表明,承认它们是与原初状态的充分描述相一致的唯一选择。这个论证的目的最终是要成为严格演绎的论证。……但是非常清楚,这些论证可以是彻底演绎的,正如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所证实的那样。”[23](P121)这个观点正是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形式化所要求的,各种条件对于结论所施加的约束是逻辑的约束,即把这种条件的逻辑蕴涵组合起来从而排除各种选项。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实际上真正起约束作用的,还有我们对于有关正义的某些具体判断,它在决定何种正义原则会被选择上起着实质的作用。

   不过,尽管罗尔斯与阿罗寻求的东西不同,但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却是一样的。首先,他们都是从最广为人们接受的极弱且可取的前提开始,这些前提本身是自然且说得通的,有些看起来是无害或无足轻重的。第二,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前提放在一起,看如何调整这些前提从而得出它们的逻辑结论:社会福利函数或正义原则。这两者均利用了这个特点:这些单独来看不怎么要紧的前提却能够对要产生的结论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一旦我们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虚拟社会契约的约束力不在于它是一种契约,而是因为它的实际作用就是一种理性的展示机制,其所展示的条件本身就是自然的,是我们实际上所接受的,或者是我们经过哲学反思后会接受的。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的作用就是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些条件是什么,然后总结这些条件的意义,提炼其结论。由此可见,虚拟的社会契约所达成的正义原则的证成实际上是由这些条件本身所具有的证成力度来决定的。在这种虚拟的社会契约中,契约情境中的每个方面都能找到支持性的根据,社会契约所要做的就是把许多施加于各种原则的合理条件组合成一种观念,这些条件表达的就是我们打算将其作为社会合作公平条款的限制。

当然,并不是说社会契约或无知之幕在这里没有作用,实际上它们在罗尔斯的融贯观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是证成作用,正如我们利用纸与笔来进行计算,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并不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纸与笔一样。即使因为过程太过复杂,没有纸与笔我们无法得出正确的答案,但答案的正确性依然不是由纸与笔所决定的。在开头提到的三种证成方法中,社会契约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作用只是使得“我们能够有意地遵循它所表达的各种约束以模拟参与方的审思”,而这种审思的作用就相当于在计算中纸与笔发挥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更清楚、更好地进行理性思考。尽管它们对于我们得到正确答案是很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那个答案正确的理由并不在于它们是社会所订的虚拟契约,而是由于在契约中所假定的各种条件本身所具有的证成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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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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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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