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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群:论罗尔斯的自由理念

更新时间:2016-06-10 00:17:05
作者: 龚群  
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对于西方现实政治的理论批判。

   对于选举权的问题,罗尔斯从理论上讨论了二种情况,一是多数裁决规则问题,二是一人一票制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人反对说,多数人可能压制少数人的强烈情感。因此,多数规则是不合理的。罗尔斯说,提出正义问题不是为情感所推动,而是应把目标集中在法律程序的更大正义上。评判任何一种程序的基本标准是程序可能产生的结果的正义性。罗尔斯认为,不论是多数还是少数,实际上结果的正义与否取决于是否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着一种合理信任并共同分享的正义。如果是这样,纯粹多数的统治就可能会相当不错地获得成功。而在缺乏根本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难于证明这种多数裁决规则的合理性,因为遵循公正政策的可能性较小。而只要一个社会充满不信任和敌意,就没有任何可信赖的程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程序都没有保证公正的可能。罗尔斯的这个观点实际上肯定了普遍的正义观具有的重要性。

   一人一票制给予了每个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平等权利,使每个人具有对于国家事务的平等发言权。然而,密尔认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智力超群的人应该有额外的选票。这样一方面所有人都有发言权,另一方面每个人的发言权并不必是平等的。富有知识而明智的人的判断应有一个优越的地位。密尔的这种观点认为,这种安排是为了每个人的利益并符合人类的正义感。罗尔斯认为,这个观念没有超过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一般观念。只是他的论点没有清楚地阐明,未受过教育者的得益从一开始就要根据对他们的其它自由的较大保障来估价,虽然密尔的推理暗示出他认为事情应该这样。实际上,罗尔斯在这里也是依据他的差别原则来为密尔辩护。即只要是这样的措施能使在相同处境中的最少受惠者受益,就是正义的。其次,罗尔斯还举出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来说明。政府的目标在于共同的善,维持对于每个人有利的条件并达到对每个人有利的目的。在大海中航行,乘客们愿意信赖船长,并承认他的意见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认为,在某些方面国家与海上之舟有某种相似之处。在这种相似的范围内,政治自由是为确定着乘客的内在善的自由所支配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一人多票制就是符合正义的。

   因此,罗尔斯并非不重视政治自由。但他把政治自由与良心自由或个人自由进行比较,而将政治自由放在一个次要位置上,认为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相比内在价值更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所代表的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的特征。不过,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需回到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一位思想家贡斯当(1767—1830)。从20世纪50年代起,几乎所有论及自由主义发展的书藉都会提到贡斯当的贡献。而他的贡献主要就在于自由理念的贡献。1819年,贡斯当发表了一篇题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的著名演讲。贡斯当意识到,为卢梭所代表的自由观,是古希腊的自由观,“是从古代共和国那里借用来的”。这种自由在于积极参与政治权力,而不是和平的享受个人独立。古代人所理解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利。然而,在古代人那里,没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私人领域,没有任何个人权利。而现代人则越来越注重个人生活的领域,强调一个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私人空间的重要性,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贡斯当说:对于现代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一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枸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徒的权利。”[9]与此相关联,现代自由则意味着公民权的淡化。古代人对共同体的服从是与这种集体性自由相容,而在古代人那里,则几乎看不到他们享有现代人的这种个人自由。贡斯当指出,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的观念。而在现代人这里,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形将减到最低程度,人民只能以代议制的方式行使自己的主权。因此,如果说,古代人的公民权意味着专职的公民,而现代人的公民权则意味着“兼职的公民”。或者说,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退居其后,而对于个人自由的权利则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贡斯当说:“我们已经不再欣赏古代人的自由了,那种自由表现为积极而持续地参与集体权力。我们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的。”[10]贡斯当强调,这种体现不受干涉的个人独立或自由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但他并不认为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要求我们时代的人民像古代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所有个人自由必然会剥夺他们的个人自由,而一旦实现了这一结果,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也就轻而易举了。”[11]贡斯当是从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反思中得出这一结论的。然而,贡斯当确实从历史运动中觉察到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有着一种本质的区别。[12]但从理论上看,这也是卢梭式的(集体)自由与洛克为代表的英国传统的(个人)自由观的一个根本区别。在贡斯当之前,法国还有孟德斯鸠从反抗专制主义立论的自由观,孟德斯鸠的自由观也是受到英国思想的影响。贡斯当的这一番言论,也表明他对英国传统的自由观的认同。罗尔斯无疑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罗尔斯不仅提出两个正义原则(自由原则与差别原则),而且认为自由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他把这看成是第一优先原则,罗尔斯认为两个原则是以词典式的秩序排列的,也就是说,两者的前后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两个正义原则“是按先后秩序安排的,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这一秩序意味着:脱离第一原则所要求的平等自由的制度,是无法通过较大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来进行正当辩护和补偿的。而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以及权力的等级制,必须同时既与公民的平等自由相符,又与机会的平等性相一致。”[13]罗尔斯认为,自由只因自由之故而被限制。任何以经济发展或经济效率等为藉口而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的行径都是不正义的。公民的平等自由是第一位的,绝对的和不可补偿的,而且所有的公民所拥有的自由是同等的。正义的政府机构必须无条件的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这也就是所谓的优先性。

   对于第二个原则的解释则较为复杂。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处理物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二是机会均等,这后一部分可名之为机会均等原则,可理解为一种开放的社会制度,第一部分才是真正的差别原则。这个原则的前提是第一个原则得到满足,并且经济活动是一种市场经济体制。罗尔斯认为,对于正义的第一原则一般可达到统一的意义解释,但对于第二原则的两部分,[14]可能各有两种解释。第一部分既可解释为(1)最有效率的分配(效率原则),又可表示为(2)允许财富占有上的差别。机会均等原则既可表示(1)凡有能力者均应担任社会职务,又可表示为(2)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担任社会职务的机会。罗尔斯将这些可能的解释列为一个表:

   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开放

   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

   效率原则

   差异原则

   平等仍是指工作职位向有能力的人开放

   自然(天赋)自由体系

   自然贵族制

   平等互利乃指机会均等

   自由主义式的平等

   民主的平等

   对于这两部分的两种解释,有的不能融合,有的则可以融合,而相互融合会产生不同的原则意义。由原则两部分的第一种解释(职务向有能力的人开放与效率原则)组合成的意义产生的“天赋自由体系”;由第一部分的第二种解释(差异原则)与第二部分的第一种解释(职务向有能力的人开放)组合而产生的是“自然贵族制”;由第一部分的第一种解释(效率原则)和第二部分的第二种解释(自由主义式的平等)组合而成的是“自由的平等”;由两部分的第二种解释组合而成是“民主的平等”。

   在不违反地位开放的前提下,以效率原则为基本原则,导致的自然的自由体系,实际上是等于宣布所有有效率的安排都是同等正义的。从理论上看,确实可能存在着多种有效率的结构,从比较平均分配到一个人独占全部产品都可能是有效率的分配。而一个人独占所有产品显然是与正义感相冲突的,但却不与效率观相冲突。因此,当效率原则运用于社会结构时,就需要找到一种正义观来选出一种有效率而又符合正义的社会结构。或者说,仅仅效率原则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正义观。效率原则必须受到某种正义观的约束,只有这种约束得到满足,有此产生的有效率的分配才是正义的。

   自由主义的解释即为将对有才能的开放再加上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来进一步限定。那些才干与能力处于同一水平上的人,应当有同样的成功前景,而不论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即不论他们生来最初是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但是,罗尔斯认为,虽然自由主义的解释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它还是允许财富与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支配。罗尔斯认为,正如没有理由允许通过历史和社会的偶然机会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一样,也没有理由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决定这种分配。而罗尔斯所说的历史和社会的偶然机会,指的是贵族制的分配。除了形式的机会平等外,不再作任何调节社会偶然因素的努力。罗尔斯认为,自由主义的观念和自然贵族制的观念都是不适当的。从道德的立场看,这两方面的偶然因素都是同样任意的,都是不可接受的。罗尔斯所偏爱的是民主的平等。

   民主的平等同样承认财富占有上的差别, 但是,它的目标在于:除非这种差别有利于那些状况较差的代表人,否则,它是得不到辩护的。换言之, 民主的平等承认经济不平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需要从最少受惠者的状况来考虑,即它的存在应使最少受惠者或工人阶层的状况受益,或减少那种最不利的状况。如罗尔斯所假设的,在第二原则之上加上地位开放条件,以及自由原则条件,企业家可以拥有较大的期望大概就能鼓舞他们做促进劳动者阶层长远利益的事情。他们的较好前景将作为这样一种剌激作用:使经济过程更为有效率,发明革新更为加速进行等等。结果是有利于整个社会,有利于最少得益者。民主的平等是将自然以及社会环境造成的不平等消减到最低程度。不平等唯有在对大家都有利并且尤其是对最少受惠者有时,才是合理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罗尔斯并不排除效率原则,而只是认为,仅有效率原则是不够的,效率必须是在对最少受惠者有益的前提下,才是合符正义的。因此,在罗尔斯这里,公平与效率是统一的。两者不能统一,一唯追求效率而破坏社会平等,是不符合罗尔斯的正义观的。

   其次,民主的平等把人的天资与智力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共同资产,一种共享的分配利益。并且,应努力造就一种平等的教育环境,使获得知识与技艺的机会不依赖于某一个人所出身的阶级,使大家在竞争的出发点上趋于平等。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提出补偿原则。罗尔斯认为,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一种在道德上不应得的不平等,对于这些不平等造成的处境不利者就多少应给予某种补偿。罗尔斯说:“既然出身与自然天赋方面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这些不平等就应当以某种方式来补偿。这样,这个原则就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提供真正的机会平等,社会必须对于那些自然天赋较低或出身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给予更多的注意。这个观念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15]罗尔斯的补偿原则也就是对最大最小值原则方法在分配领域的运用。或者说,只有能给最小受惠者带来最大利益的分配才是公正的分配。

罗尔斯把出身与天赋的应得看成是不公平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他认可道德的应得呢?当代哲学家罗斯就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这是分配正义的适当观点。把德性与幸福内在关联起来,认为德性决定幸福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的基本论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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