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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晨:权力再生产的教育机制

—————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更新时间:2016-06-07 10:50:06
作者: 王晨  
各种权力场域的统治者、如经营管理者、知识分子、教师、行政人员、艺术家都在场域中拥有着自己的位置和次级场域, 它们或与经济资本相适应, 或与文化资本相符合, 分别占有不同的优势, 从而形成彼此之间或对称或对抗的关系。各种资本的占有者为了通过文凭等权力制度来确立自己的神圣性、使自身得以承继并永存不朽。因此, 他们在学校机构和教育中彼此竞争, 以求战胜对方, 取得优势, 或者通过建立一种内部的区分来承认和奖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即社会优秀分子)的方式进行妥协, 消除权力形式间的内部冲突。③通过这种方式, 不同权力形式的继承者们以相对和平竞争的方式分享领导权成果。“因此, 不是这所学府或那所学府, 而是由它们组成的场域(即客观关系的空间)致使场域本身成为了地位差别与距离再生产的场所, 这是一种血缘遗传似的再生产, 而模式化了的地位差别与距离则构成了社会等级次序。”[ 5]

   在此基础上, 作为社会权力再生产模式中介的学校场域中的关系也就成为国家权力场域的构造和传承的主要相关因素。因此这一核心竞技场的一端连着国家和整体社会, 另一端则连着个体。4 .场域下的国家意识与个人惯习:固化的符号控制在布尔迪厄看来, 国家不仅仅是掌握合法的物化暴力机构的组织, 它同时还掌握了合法的符号暴力的机构。布尔迪厄认为, 国家是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符号资本的中心银行” , 通过上述这种文化和权力再生产机制, 国家能够普遍有效地预定既定人员的社会地位及社会尊严。国家凭借着教育制度隐蔽地制造和维持着社会等级制度乃至个体的命运, 外在的特权在此被转换成合法的礼物, 布尔迪厄在书中称之为“国家的魔法” 。

   国家的暴力也以一种无形却有力的控制性方式, 通过学校和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感觉、思维和判断, 成为我们生存时无所不在却又无所知觉的空气。这种偷偷地强加给众人的特定阶级的要求蜕变成为了普遍性符号统治工具。当我们接受了这套由理性化的统治者所制造并由学校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思想时, 我们实际上温顺地屈服于一个连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枷锁。在另一方面, 这一场域的形成关系着在场域中行动的个体。因为仅仅具有场域的客观构造还不足以说明权力继承的所有问题。个体的实践认知能力和主观意图, 包括一系列的思想、意愿、行为方式等心智或精神结构也成为场域的塑造因素和特征。这一整套的精神结构与社会结构相碰撞, 使习性和惯习在场域中生成(这种惯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意识地被制造出来的), 从而让参与其中的行动者能够凭借这一整套的思想与行为范畴, 认识和实现他们拥有的潜能以及与之相符合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身份层次。

   权力, 不仅通过外部物质条件的“单调的推动” , 也通过对其内部成员的思想铸形、理想建构,使自己巧妙而迂回地传承下来了。社会秩序在此演变成为一种认识论的秩序。

   三、布尔迪厄教育再生产理论的限度与启示

   1 .前定性与虚无主义:

   对布尔迪厄的批评在进行上述理解的同时, 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场域概念的统整性和前定性。也就是说, 在场域中发挥作用的惯习、权力、资本等, 实际上都是统整在实践中的统一的有机的整体。并没有脱离场域的权力、资本, 也没有脱离行动者和惯习的场域。统治的传承或再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结构, 而后者又前定了场域中的行动者。这种前定性的理论逻辑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教育改革的无力性:既然在一个统治性关系所封锁的体制中, 通过场域、权力、惯习等形成的文化资本成为一种社会上升和成功的前结构, 此前结构复制着社会结构并控制着社会流动, 那么从教育内部进行的改革就很难成功。这种推论导致了某些学者认为布尔迪厄拥有虚无主义态度, 并就此提出了批评。[ 6]

   布尔迪厄前定性的理论揭示了社会流动固化的一面, 强调了教育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稳定性, 但同时也忽视了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正向功能和革命性作用。对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态度从乐观走向了悲观, 甚至走向了虚无主义的极端, 这是布尔迪厄关于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理论的局限。

   2 .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在1949 年之后的中国大陆, 相对于之前的社会来说, 社会结构分层和流动发生了很大的变革, 与此相应, 社会观念和教育体系的性质、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强调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强调工农子弟接受教育的优先权, 努力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排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 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则被视为同一阶级而优先录取。因此, 在以总体时间为单位的观察中可以发现, 在智力相似的条件下, 当代高学历的获得主要依赖于个人的后天努力程度, 而受社会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制约较小。④

   但是, 进入新的社会历史时期,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也发生了相应的显著变化, 尤其是高等教育迅速的发展和改革使得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影响日益加剧。根据杨东平教授的调查发现, 北京市大学生生源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98 年的18 .5 %下降到1999 年的16 .3 %, 清华大学从1998 年的20 .7 %下降到2000 年的17 .6 %。农民子女与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 ∶2 .5 ∶17 .8 ∶12 .8 ∶9 .4 ,其中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1 ∶4 ∶31 .7 ∶22 .6 ∶17 .4 , 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 .6 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9 .2 倍, 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 .9 倍和31 .7 倍。另一方面,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的子女, 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机会差距也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 .6 倍, 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 倍, 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 %, 而低阶层子女在高学历阶段的优势也正在消逝。[ 7]

   面对上述历史演变与现实变革, 运用布尔迪厄的理论分析框架来探询历史背后的客观化关系及其演进的途径和后果, 无疑是有价值的。对于迈向发达社会的中国来说, 考量教育体系与社会结构、分层流动、权力场域的复杂关系也有益于全面真实地衡量教育的价值。唯此, 才有可能站在平等、正义的角度对现实中教育的权力再生产模式和功能持有警醒的心态, 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过程均等、教育对未来生活前景影响均等进行反思性的思考。当然这要求理性地分析布尔迪厄教育再生产理论的优势与局限, 运用本土思考方式, 从国情出发,实证性地分析由社会空间结构、教育体系、权力场域及其内部复杂关系组成的具体现实。这无疑需要更多的研究。

  

  

  

   注释:

   ① 当然, 布尔迪厄也提出了教育所生产的符号权力的社会

   服务功能。当社会统治以正义、普遍性和共同幸福的名

   义在进行时, 这种社会服务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② 布尔迪厄与他的合作者从1965 年开始的对大约10000

   名学生的调查证明,“ 精英” 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社会支

   配阶层。根据来自84 所高等教育机构调查资料, 布迪

   厄也证明名牌大学的学生更多地出身于社会的支配阶

   层, 而普通大学的学生更多的是来自于被支配阶层。

   ③ 像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样的“ 知识分子精英学院” 是培育法兰西高级知识分子的温床。它们吸收的是那些首

   先对学院怀有强烈兴趣的学生——— 因为这些学生的气

   质正是学校所需要和评估的那种文化资本的活的体

   现——— 并使他们得到了荣誉, 这样, 来自于已经文化化了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迅即又加入到了文

   化资本家的行列中。而另一方面, 高等商学院和巴黎综

   合工科学校等高校旨在培养国家与工业界的领导者, 吸

   引的学生则主要来自于、也注定了是经济富裕的法国中

   产阶级上层家庭。国家管理学院, 则把自己定位在上述

   两种精英学府的中间, 重点培养内阁成员与高级社会服

   务人员, 既注重文化能力, 又强调经济能力, 招收的学生

   主要来自于那些罕见的既有世袭财产又有文凭的家庭。

   参见:Pierr e Bourdieu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 ols in the Field of Pow er .Tra nsla ted by Lauretta C .Clo ug h .Cambridg e :Polity Press .1996.preface by Lo. c Wacquant.5 。

   ④ 1952 年高校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达到20 .5%;1958

   年高校新生中的工农子女已占55 .28 %, 1965 年则达到

   达71 .2 %。北京大学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 1957 年为

   30.8%, 1960 年为64.8%, 1964 年为41.5% , 文革期间

   的1974 年这一比例最高, 达到78.6 %。参见马和民,

   高旭平著:《教育社会学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年

   版第111 页;刘海峰著:《公平与效率:21 世纪高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425 页。上

   述比例在而文革后则有所回落。以北京大学为例, 1978

   年新生中工农子弟占27 .5%, 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子

   弟占52 .2 %, 其他为20 .3 %。1991 年, 工农子弟为37 .1 %、干部、军人、知识分子为62.3 %, 其他为0 .6 % 。参见杨东平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

   距》,《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 年第1 期第19 -25 页。另外根据李强在“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 中对中国人民大学1991 级本科生和1992 级硕士、博士研究

   生进行的调查的所获得数据中可以看到, 1991 级本科

   生中, 农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占30 %, 工人家庭出身的

   占16.8%, 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占53 .2%。参见李

   强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年版第287 页。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相对性的结论是成立的, 也说明了中国社会革命对社会流动和分层的影响。但是新的统治阶层是否在其中获得了支持其社会身份的资本则是未明的。

  

  

  

  

   参考文献:

   [ 1]  甘泽布姆, 特莱曼, 乌尔蒂.代际分层比较研究的三代及以后的发展[ M] .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 年卷).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61.

   [ 2]  A.H .哈尔西.趋向于能人统治吗? ——— 英国实例[ A] .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 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147 .

   [ 3]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142 .

   [ 4] [ 5]  PIERRE BOURDIEU .State Nobility: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M] .Cambridge :Po lity Press.1996.4, 6.

   [ 6]  PROST A.Une sociologie sté rile :La reproduction[ M] .Esprit , Dé cembre , 851861;Snyders G .é co le , classee t lutte de classes , Paris, PUF .

   [ 7]  杨东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

   [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1):19-25.

   (本文责任编辑 朱新卓)

  

  

   作者简介:王 晨(1977-), 男, 浙江温岭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讲师, 教育学博士, 从事西方教育思想史、西方大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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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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