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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北宋开国故事:众声喧哗中的造假与虚构

更新时间:2016-06-05 23:36:29
作者: 李峰  

   内容提要:宋朝建立后,为适应新的形势与要求,服务于新的时代,人们在重构开国故事的过程中,围绕与宋太祖、宋太宗相关的史事,出现了一系列造假与虚构现象,具体表现为通过伪造和虚构史事,来塑造宋太祖的神圣、仁德形象以及满足统治阶层利益博弈的需要等。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历史的当代性。虽然历史的当代性并不必然导致伪造与虚构史事问题的出现,但却为伪造与虚构史事提供了可能,而统治者对历史编纂的干预、普通民众及士大夫阶层普遍缺乏必要的史学素养、一些史家对史学求真原则的坚持不彻底等因素,则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关 键 词:北宋开国故事  历史重构  历史当代性

  

   检讨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朝代一经确立,关于它的历史重构活动就展开了,其中历朝的开国故事在每一个朝代的历史记忆中都显得相当活跃,这在秦汉以下那些历世绵长的大一统皇朝表现得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乃在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故事都涉及王朝正统、合法形象的塑造,并对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当时代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众声喧哗的叙述中,造假、虚构等行为也在人们对开国故事的叙述中大行其道。应该说这是一个颇有意趣的学术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本文以富有典型意义的宋代开国故事重构为例,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具体而微的剖析,以求正于方家。

  

一 鼓吹符命神异之事神化赵匡胤

   秦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合乎所谓五德、三统之义,做为皇朝存在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依据,在此过程中,由于开国君主处在五德或三统推移的转折时期,是旧天命的终结者和新天命的承接者,故开国之君是否得到天命,直接关系着皇朝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获得,因此历朝历代都非常注意在开国君主身上下功夫,竭力将其塑造成为新天命的承接者,而其手法则主要是大力鼓吹符瑞神异之事,神化开国之君。

   故宋太祖赵匡胤得国之后,与其相关的谶言大兴。赵普、释惠演、陶穀、薛居正、杨亿等都不约而同地将流行于五代时期的一些谶言,与赵宋的建立相联系,将这些谶言视为宋太祖兴起的先兆。与宋太祖相关的神异之事也为宋人津津乐道。如王禹偁称后唐明宗即位后常祈祷天降圣人,而赵匡胤就生在天成二年。杨亿称赵匡胤出生的当晚有奇异之事发生,成人后更是奇事不断,其中尤为让人瞠目的是有道人曾见赤蛇出入其鼻①。

   就历史上流行的谶纬符瑞言论而言,北宋中期以降,随着理学的兴起,已遭学者大加挞伐。如欧阳修称:“郑惑谶纬,其不经之说汩乱六经者不可胜数。学者稍知正道,自能识为非圣之言。”②又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幽赞神明而生蓍’,‘两仪生四象’,若此者,非圣人之言,凡学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后知《易》矣。”③司马光自言诵读经书,读注疏,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前贤高奇之论,皆如面墙”④。二程兄弟“在构建理学体系方面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观点”⑤,表现在对异端的认识方面,他们一致认为:“治乱之在国,不可归之命。”⑥“人事常随天理,天变非应人事。”⑦程颐论“六天”,称:“此起于谶书,郑玄之徒从而广之甚可笑也。帝者,气之主也。东则谓之青帝,南则谓之赤帝,西则谓之白帝,北则谓之黑帝,中则谓之黄帝。岂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礼》言祀昊天上帝,而后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诸儒附此说。”⑧

   受此影响,北宋中期,在历史编纂过程中,排斥符瑞妖异内容成为学者的共识。如宋初薛居正等在编纂《旧五代史》的过程中,将见于五代典籍的大量符瑞祥异事件载入史中,而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则将这些事件删而不载。如“在《旧五代史》中记载了朱全忠称帝前后出现的大量符瑞现象,而在《新五代史》皆被欧阳修一一刊落”⑨。司马光与范祖禹讨论修《资治通鉴》的原则时就称:“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⑩在建议刘恕修《五代长编》之余修《五代史志》时,对刘恕也称:“其符瑞等皆无用,可删。”(11)故《通鉴》一书所载祥瑞妖异事甚少,且若载必有深意。如其载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符命之事之后,特地指出这是人为的结果:“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12)其叙南朝宋废帝异事:“先是帝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官人倮相逐,一人不从命,斩之,夜,梦在竹林堂,有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于宫中求得一人似所梦者斩之。又梦所杀者骂曰:‘我已诉上帝矣!’”胡三省对此称:“《通鉴》不语怪,而独书此事者,以明人不可妄杀,而天聪明为不可欺也。”然此语后又云:“于是巫觋言竹林堂有鬼。”(13)显见此事为实有,因有警戒意义,故司马光书之。其叙唐玄宗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入朝一事称,玄宗宠待安禄山甚厚,谒见无时。安禄山奏言:“去年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祗,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官。”其奏为玄宗所接受(14)。又载天宝四载十月甲午,“安禄山奏:‘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绩从臣求食。’遂命立庙。又奏荐奠之日,庙梁产芝”。对此胡三省指出:“《通鉴》不语怪,而书安禄山飞鸟食蝗、庙梁产芝之事,以著禄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15)不过,司马光的《通鉴》叙事也有不可解之处,如其在叙述刘邦史事时,径录《史记》所云刘邦为“赤帝子”之事:“刘季被酒,夜径泽中,有大蛇当径,季拔剑斩蛇。有老妪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赤帝子杀之!’因忽不见。”(16)对此王应麟指出:“《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17)。考历代开国之君,史书多载其神异之事,《通鉴》皆黜而不书,今独于此书之,可知王应麟的判断是正确的。

   对于北宋中期以来史学领域内的新变,李焘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是清楚的,尤其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其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便是全仿司马光的编纂义例,如他在《进〈长编〉表》中说:“臣今所纂集,义例悉用光所创立”(18),因此按理他不应书符瑞、妖异之事,然而他在叙述宋太祖得国一事时,却一再语怪。如文莹称:“苗训仕周为殿前散员。学星术于王处讷,从太祖北征,处讷谕训曰:‘庚申岁初,太阳躔亢宿,亢怪性刚,其兽乃龙,恐与太阳并驾,若果然,则圣人利见之期也。’至庚申岁旦,太阳之上复有一日,众皆谓目眩,以油盆俯窥,果有两日相磨荡,即太祖陈桥起圣之时也。”(19)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将该史料载入书中,称建隆元年正月癸卯“大军出爱景门,纪律严甚,众心稍安。军校河中苗训者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曰:‘此天命也。’”(20)又称开宝元年七月“殿前散员都虞侯董遵诲为通远军使。遵诲,涿州人。父宗本,仕汉为随州刺史,上微时尝往依焉。遵诲凭借父势,多所凌忽,尝谓上曰:‘每见城上有紫云如盖,又梦登高台,遇黑蛇约长百余丈,俄化为龙,飞腾东北去,雷电随之。是何祥也?’上皆不对。他日论兵战事,遵诲理屈,即拂衣起。上乃辞宗本去,自是,遵诲亦不复见紫云矣。及上即位,遵诲累迁至骁武指挥使。一日,便殿召见,遵诲伏地请死,上令左右扶起,因谕之曰:‘卿尚记往日紫云及龙化之梦乎?’遵诲再拜呼万岁。”(21)据杨亿称,赵匡胤出生之夕,“光照一室,胞衣如菡萏,营前三日香,至今人呼应天禅院为香孩儿营”(22)。关于这条史料,李焘在其著作中虽没有直接引用,然而在其正文下所作的注中,却大段引用了《龟鉴》对太祖的评价:“我太祖之生,盖天成二年丁亥岁也。祥光瑞采,流为精英。异芳幽馥,郁为神气。帝王之兴,自有珍符,信不诬也。”(23)考李焘之所以通过引文的方式将这条史料放入其著作,原因应在于其书从建隆元年开篇,正文无法叙述宋太祖出生时史事,而李焘对这条史料又不舍得抛弃,遂以引述的方式载入。凡此种种,凸显出了李焘治史为当代服务的宗旨。

  

二 伪造和虚构史事重构宋太祖仁德形象

   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在称说天命的同时,还常常通过塑造开国君主的仁德形象的方式,来宣扬其得国之正。故宋人也常常通过伪造和虚构史事的方法,来宣扬宋太祖的仁德,这在对陈桥兵变及杯酒释兵权两件史事的重构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就陈桥兵变而言,当其还没发生之时,社会上已广为传言赵匡胤要发动政变,据称赵匡胤将北征,“京师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讻讻如此,将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邪!’太祖默然而出。”(24)又,“太祖北征,群公祖道于芳林园,既授绥,承旨陶穀牵衣留恋,坚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两拜,回来难为揖酌也。’”(25)显见赵匡胤将发动兵变一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以至于南宋时袁文对此评议称:“则此事当时已知之矣,万一别有变,将如之何?何不谨密如此。”(26)

   故此事若据事直书,势必会影响到宋朝的形象。而避而不谈也非良策,因为宋朝毕竟是通过陈桥兵变得国的,隐瞒不是办法。比较妥当的方法就是重构这段历史,围绕“仁德”二字大作宋太祖的文章,最大限度地彰显宋太祖得国的正义性。故薛居正等编纂《旧五代史》时,就将此事叙述为宋太祖是为形势所迫而称帝:“显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进名奉贺,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寇,河东贼军自土门东下,与蕃寇合势,诏今上率兵北征。癸卯,发京师,是夕宿于陈桥驿。未曙,军变,将士大噪呼万岁,擐甲将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马,拥迫南行。”(27)

   而在太平兴国年间修成的《太祖实录》对此事语焉不详时,宋太宗特地指出:“史官之职,固在善恶必书,无所隐讳,昔唐玄宗欲焚武后史,左史以为不可,欲后代以为鉴戒尔。因言及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自昔受禅者如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之事周朝也,尽力王室,中外所知。至于大宝,非有意也。无何边吏言契丹侵轶,太祖方醉卧传舍中……无何众愤汹汹,擐甲露刃者云集,请登天位以副人望,此盖历数所钟,且非人力能效也。当时之事,史册有所阙,宜令(李)至等数人重加缀集。”(28)

   宋太宗的言论既是官方修史的纲领性意见,又属宋人的普遍共识。检讨宋人关于这一史事的叙述可发现,不仅是官方史著,就是私家著述在叙述这一史事时,也大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宋太宗的这种主张。如曾巩称陈桥兵变是“军士推戴,势不可避”(29)。王称云赵匡胤师次陈桥驿,“军中共议推戴。戊夜,军士聚于驿门。俄而列校毕集,曰:‘我辈出万死,冒白刃,为国家破敌。天子幼,不如先策点检为天子,然后北伐。’于时,太祖以饮饯宣劝至醉卧阁中,不之省。迟明,军士控弦露刃,直扣寝门,相与扶太祖出听事,被以黄袍。诸校列拜曰:‘诸军无主,愿策点检为天子。’传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太祖叱之,不退,即共拥太祖就马南归。”(30)沈遘诗《陈桥驿》称:“艺祖昔臣周,周德久已衰。上将分六师,北征在郊圻。士卒中夜起,神器仓猝移。谁言一朝变,乃定万世基。”(31)而关于陈桥兵变的叙述,尤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最称经典。李焘用千余字的篇幅将赵匡胤迫不得已、仓促称帝的无奈,约束兵士、秋毫无犯的仁德以及天命所归的征兆等一一叙及,自此遂成为陈桥兵变一事的定本而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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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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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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