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峰:北宋开国故事:众声喧哗中的造假与虚构

更新时间:2016-06-05 23:36:29
作者: 李峰  
在驳杜文玉论说的同时,张希清从史源学角度入手,推考史料的源起,得出“誓约”说确实存在的论断,同时因认为“誓碑”说另有史源,故而尝试着对“誓碑”说的史源进行探析,虽颇有创获,但最终不得要领而止,又因无法解释“誓碑”说何以与太祖在位期间曾诛杀臣下的史实不符,因而只好对誓碑说存疑。就“誓约”说而言,张希清为使其论得以成立,又广泛征引北宋官员、君主与“誓约”说相关的言论,并例举寇准、蔡确、刘挚、吕大防等大臣被贬窜之事以证“誓约”说之真。事实上其所征引的北宋官员、君主的言论与其说是验证了其坚持的“誓约”说之真,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誓约”说形成的过程。其所举的数个大臣被贬窜之例,皆似是而实非,并不能成为“誓约”说确实存在的证据(55)。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太祖至哲宗,朝廷是处死过大臣的,如仁宗初年枢密使曹利用之死就是出于最高统治者之意,所以说张希清认为“誓约”说确有其事的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刘浦江沿张希清的路径从史源学角度对宋太祖誓约的真伪进行考辨,并赞同张希清之说,虽然进一步理清了“誓约”说的传布路径,深化了对“誓碑”说史源的研究,但最终也未能追溯到“誓碑”说的源起。因而其说也难以成为定论(56)。杨海文试图解决“誓碑”说的史源问题,不过由于其将功夫用在穷“誓碑”说之流,而非溯“誓碑”说之源,所以其用功虽勤,但其认为“誓碑”说确实存在的观点也难以成立(57)。有鉴于此,笔者先后撰述了《论北宋“不杀士大夫”》《宋太祖誓约“不诛大臣、言官”新论——兼与张希清、刘浦江等先生商榷》等两篇论文,对宋太祖誓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析,从而基本上理清了这一问题的头绪,指出宋太祖誓约的出现是宋人出于现实政治需要而重构出来的一件史事。

   宋朝开国后,为了整肃纪纲,太祖杀戮臣下颇众。因此庆历年间参知政事范仲淹在向枢密副使富弼解释他为何劝阻仁宗诛杀获罪官员晁仲约的原因时,仅是说宋自立国以来不“轻杀”臣下:“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58)及至神宗时期,由于朝廷自真仁以来长期罕诛官员,故宰相蔡确在反对神宗要求斩杀一漕臣的诏令时径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59)。到了哲宗时,不杀“臣下”就被吕大防总结为宋代的一条祖宗家法:“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并且得到了哲宗的认可:“哲宗甚然之。”(60)曾布继而在元符元年三月对哲宗说:“况祖宗以来,未尝诛杀大臣,今(梁)焘更有罪恶,亦不过徙海外。”而哲宗对此也深表赞同说:“祖宗未尝诛杀大臣,今岂有此。”(61)总之,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62),到哲宗时期有利于官僚阶层的不诛戮臣下之传统,已被作为宋代的祖宗遗训而得到朝廷上下的普遍认同。及至北宋灭亡,被掳至燕山府的徽宗遣曹勋南归,向高宗传达自己的旨意,其中谈到了太祖誓约称:“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63)如前所言,事实上自太祖至哲宗,朝廷是处死过大臣的。故徽宗此语与史实并不符,考虑到徽宗在位期间经常编造谎言以行其志,故此太祖誓约很可能出自他的编造。因为利用这条誓约可达成他的三个目的:“既重塑了自身光辉的政治形象,又撇清了自己与宋朝亡国的关系,同时还亮明了自己对钦宗的态度。”但是此说“涉及官员的范围过窄,且没能反映北宋士大夫阶层受君主重视的事实,同时北宋对普通百姓上书言事似也很宽容,如太学生陈东等上书一事就是例证,而誓约也没能将这一事实体现出来”(64)。因此嗣后出现了誓碑说。该说称太祖建宋后,密刻一誓碑藏于太庙,誓碑誓词共三行,其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65)此说“不仅容纳了誓约的内容,而且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以及上书的平民都包括了进去,显得非常完善与丰满,这也标志着太祖誓约的最终定型”(66)。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人在对其开国故事重构的过程中可谓众声嘈杂,在此过程中,做伪与虚构成了历史重构活动的重要内容。

   一般而言,历史是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名词,历史指的就是“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已经消失的部分,即过往社会的客观过程”(67)。而现实指的则是“当前存在着的客观实际;事实”(68)。据此,宋代开国故事可以有因一些客观原因而造成的失载、讹误,但不应该有主动虚构、伪造的史实,因为理论上过去的事实属于不可更改的客观存在:“它是一种失去了的客观实在,任何人也无法把它变更。”(69)然而在宋代开国故事的重构中虚构、伪造的史事却触目皆是。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屡有阐述,其中颇多真知灼见,不过在本人看来,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历史的当代性。关于历史的当代性,克罗齐有精辟的论述,在克罗齐看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0),何兆武指出此语的含义是“不仅我们的思想是当前的,我们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我们当前。我们在思想过去时,是把过去纳入我们当前的精神之中的;没有当前的精神,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谓‘当代’,是指它构成我们当前精神活动的一部分。历史是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是当前的,决不是死去了的过去。所以历史永远都是当代史”(71)。因此,克罗齐指出:“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如同经验性范围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72)。

   克罗齐的理论使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清晰呈现,即历史从来就没有从现实中退场,或者历史就是特殊的现实。由于人类正是通过对现实的改造和利用来实现其目的的,故而改造和利用历史这一特殊的现实以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自然属于题中应有之义。也正因如此,在作为过去事实的历史沉寂下去之后,重构历史的活动就随之展开了。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这种重构既包括对客观事实的重新撰述,也包括伪造和虚构在历史上原本并不存在的史事。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历史的当代性并不必然导致出现伪造和虚构史事现象。因为真实是史学的根本属性,致用必须以求真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求真可谓是史学的第一准则。因此古代学者论及“直笔”“书法不隐”“实录”,莫不深致其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史事的伪造和虚构现象在宋代的历史重构过程中仍然发生了。

   这是因为作为特殊现实的历史是在特殊背景下受特殊意愿的驱动而形成的,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当它面对受当前背景支配的当前意愿审视时,必然会有一些史事不可能完全满足当前意愿的要求,而人们对这些史事又有着现实的需求,这不免会让一些人产生改造这些特殊现实以满足其当下要求的想法,再加上统治者对本朝史编纂的控制和干预、普通民众及士大夫阶层普遍缺乏必要的史学素养、一些史家对史学求真原则的坚持不彻底等原因,遂导致宋人在重构本朝史的过程中造假与虚构史事现象屡有发生。参与其事者,上有君临天下的皇帝,下有普通的小民百姓,中有士大夫阶层(这其中包括相当数量史学造诣深厚的学者),其中士大夫阶层是伪造与虚构史事的主力,另外释道在其中也屡有现身。他们或是史事造假与虚构的直接参与者,或是记录者,或二者兼而有之。

   总之,受种种原因的影响,使宋代在重构开国故事的过程中,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伪造与虚构史事现象。广而言之,或许我们可以进而得出一个推论,即不仅是宋人在重构北宋开国故事的过程中会发生伪造与虚构史事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历史重构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伪造与虚构史事的问题。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历史的当代性。虽然历史的当代性并不必然导致伪造与虚构史事问题的出现,但却为伪造与虚构史事提供了可能性,而统治者对历史编纂的干预等因素则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①李峰:《论北宋前期的时代命题与史学贡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②欧阳修:《诗本义》卷十二《长发》,四部丛刊三编本。

   ③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十一《易或问》,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79页。

   ④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5)卷六十二《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76页。

   ⑤赵振:《二程理学思想异同说的文献学考察——以二程语录中“二先生语”的辨析为中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⑥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18页。

   ⑦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五,《二程集》,第374页。

   ⑧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二程集》,第287页。

   ⑨李峰:《北宋史学思想流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

   ⑩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6)附录卷三《答范梦得》,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62~163页。

   (11)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5)卷六十二《与刘道原书》,第79页。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六,“元始五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57页。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泰始元年十一月”,第4088页。

   (1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二年正月”,第6856~6857页。

   (1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四载十月甲午”,第6868页。

   (1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二世元年九月”,第260页。

   (17)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2页。

   (1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7页。

   (19)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玉壶清话》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页。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2)卷一,“建隆元年正月癸卯”,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2)卷九,“开宝元年七月”,第203~204页。

   (22)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2)卷一,“建隆元年正月乙巳”,第5页。

   (24)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一《民间宣言当立点检为天子》,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25)张舜民:《画墁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页。

   (26)袁文著,李伟国点校:《瓮牖闲评》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27)《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周恭帝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96~1597页。

   (28)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4页。

   (29)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一,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页。

   (30)王称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一,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4页。

   (31)沈遘:《西溪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0页。

(32)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0033.html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