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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北宋开国故事:众声喧哗中的造假与虚构

更新时间:2016-06-05 23:36:29
作者: 李峰  

   而如果有谁敢讲述事情的真相,就会受到惩罚。如仁宗时李淑作《恭帝诗》:“弄楯牵车挽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犹认房陵平伏来。”该诗传入宫中,为仁宗所知,仁宗将其交由中书评议。“翰林学士叶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逊得天下,而淑诬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恶之,遂落李所居职,自是运蹇,为侍从垂二十年,竟不能用而卒。”(32)

   关于宋初“杯酒释兵权”一事,据李焘称:“《正史》《实录》皆略之。”(33)追溯此说之源头,当自丁谓的《丁晋公谈录》始,据该书称,赵普“或一日奏太祖曰:‘石守信、王审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此二人岂肯作罪过?’赵曰:‘然,此二人必不肯为过。臣熟观其非才,但虑不能制伏于下。既不能制伏于下,其间军伍忽有作孽者,临时不自由耳。’太祖又谓曰:‘此二人受国家如此擢用,岂负得朕?’赵曰:‘只如陛下,岂负得世宗?’太祖方悟而从之”(34)。观此可知,罢黜石守信等兵权一事,是赵普提议而得到赵匡胤的许可,要解决的问题是防范武将篡夺皇位,由于维护的是一己之私利而已,不免显得相当粗鄙。而王曾《笔录》述及此事,赵匡胤的形象就高大了许多:“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相国赵普屡以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启请授以他任,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因谕之曰:‘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而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后宫中有诸女,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日无累公等。’守信等咸顿首称谢。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35)在王曾的叙述中,赵匡胤是受赵普所迫,不得已方罢黜了石守信等。这样的叙述虽然彰显了赵匡胤的仁德,但却与事实不符。因为赵普并没有左右赵匡胤的能力。当时,“国家大政的决策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宋太祖一人手中,赵普也只能是在宋太祖意图的大框架之内发挥个人作用,这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分寸。禁军统帅的人事安排,直接关系到皇帝宝座的安稳与否,当然就更是如此了。”(36)故所谓的赵匡胤不得已云云,只能是对史事的文饰,而非事实如此。但这种文饰还是有很大的缺陷,因为赵匡胤在要求石守信等主动退位的同时,又提出作为补偿,石守信等可以任意挑选好的地方,去做节度使,并且他会把他家族的女子嫁与这些权贵之家。与臣子讨价还价,形同交易,这无疑有损赵匡胤作为皇帝的尊严。而到了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这个故事不仅首尾俱完,而且赵匡胤的光辉形象也得以全面树立。在丁谓、王曾那里,罢黜禁军统帅的动议是赵普提出的,赵匡胤属被动接受。而在司马光这里,罢黜石守信实出赵匡胤的乾纲独断,其原因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赵普在其中只是起到了参谋的作用而已:“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谕矣。’”接着司马光又叙述了赵匡胤设宴款待石守信等一事,此显是受了王曾的影响,而其间君臣往复议论,则明显是采用了丁谓的《谈录》。如称饮至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这段叙述司马光虽然写得煞是生动,但与丁谓的《谈录》做一比照,则此处俨然是《谈录》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在这里提问者换成了石守信等,回答者则是赵匡胤。继而在建议石守信等主动交权两无猜嫌时,赵匡胤也只是给他们指明出路而已,并没有提出王曾所述的交换条件:“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而石守信等对此的反应一则是战战兢兢:“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再则是感激不尽:“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经司马光的推演,赵匡胤的仁德形象得以全面确立。然而《涑水纪闻》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如司马光称赵匡胤希望石守信等交出兵权,解职还家;又称他们“皆以散官就第”(37)。然而事实是赵匡胤解除了石守信等统领禁军之权,而委之以节度使之任。故李焘一则曰《涑水纪闻》:“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误矣。”再则曰:“太祖与赵普之意,但不欲守信等典禁军耳,岂不令守信等各居方镇邪?太祖云为天子不若为节度使乐,是欲守信等出为节度使也。及开宝三年冬十月,乃罢王彦超等节度使,盖《纪闻》误并二事一耳。”并指出在这方面“王曾《笔录》皆得其实”。此外司马光在赵匡胤与赵普君臣全局性的对答之后,立马便引入杯酒释兵权一事,显得过于突兀,而丁谓的《谈录》在这方面有较为细致的叙述。故李焘在叙述这件史事时,以《涑水纪闻》的叙述为主,以王曾《笔录》、丁谓《谈录》为辅,修订、补充《纪闻》的错误与不足:“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纪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38)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版本。“自李焘考订之后,‘杯酒释兵权’一事就有了一个确实可信的底本,成为信史,为后人广泛称引。”(39)

   关于“杯酒释兵权”一事,丁则良、徐规、方建新、顾吉辰等学者对其真实性多有怀疑,而柳立言、王育济等学者则肯定它的存在。也就是说关于此事的是有是无,学界多有论争,但无论是怀疑它的真实性,或是肯定它的真实性,人们都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此事颇多文饰加工之处。如顾吉辰称:“有关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记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详的过程,而且各说之间互相抄袭,喧染,最终出现了一个有声有色的‘杯酒释兵权’的‘历史事实’。”(40)王育济称:“应当承认,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中,某些细节的夸张和渲染肯定是存在的。”(41)这也就是说,不只笔者如此认为,但凡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杯酒释兵权一事,是一个经过夸张、渲染等加工的故事。

  

三 开国故事在统治阶层利益博弈过程中的演化

   现实政治的运作过程中,往往也会对开国史事产生需求,由此导致伪造和虚构开国史事现象的发生。如宋太宗对陈桥兵变开基之功的觊觎迫使史官们伪造了他参与兵变的史事,统治核心的利益博弈导致“金匮之盟”疑窦丛生,而宋太祖誓约的出现也是现实政治演进的结果。

   由沈伦监修、李昉等编修,太平兴国三年正月开修,五年九月修成的《太祖实录》,即所谓的《旧录》,在叙述陈桥兵变时,没有录入宋太宗赵匡义的名字,考虑到当时离国初不远,参与修史的史官有的就是时事的亲历者,如监修沈伦早年曾是太祖幕府中的主要成员,此后他于开宝六年拜相,太平兴国四年罢。参编者如郭贽、宋白、赵邻几等颇受太宗信任,是太宗的亲信。由于陈桥兵变属北宋开国大事,故若太宗亲与其事,他们不会不录,因此在《旧录》关于陈桥兵变的记载中没有赵匡义,应该属于实录。但这显然于太宗功业有亏,故宋太宗在阅览过《旧录》后,颇为不满,并明确指出,陈桥兵变时他就在现场:“太祖方醉卧传舍中,朕与赵普、李处耘并在左右。”遂以史有阙略为由,要求史官们“重加缀集”(42)。淳化五年,太宗任命张洎等人重修《太祖实录》,同年十月,张洎等撰成《太祖纪》一卷,“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之事,即朱以别之”(43)。咸平元年九月,真宗诏令吕端、钱若水等重加刊修《太祖实录》,到咸平二年六月书成,又称《新录》。在《新录》中,就有了太宗现身陈桥兵变的记述。李焘在其所述的“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语句下注称:“《旧录》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44)

   关于宋初的“金匮之盟”,据《太祖新录》《太宗实录》及《三朝国史》等官方史著载,所述核心内容为太祖传位于太宗,是谓“独传约”;而北宋时的私史稗乘《建隆遗事》《涑水纪闻》《嘉祐杂志》则认为“金匮之盟”的顺序是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廷美,廷美传德昭,是谓“三传约”。20世纪40年代,张荫麟、邓广铭、吴天墀等学者几乎同时撰文,指称“金匮之盟”颇多破绽,不足征信,断为伪造。“此后,又经近世中外学者频频申论发挥,‘金匮之盟’伪造说殆成定案。”(45)而1993年王育济、何冠环关于“金匮之盟”真伪考辨文章的发表,对张荫麟等的伪造说提出挑战,认为“金匮之盟”确实存在,不过虽然与张荫麟等的观点近乎水火不容,但也不否认有伪造之处,尤其是王育济明确指出“三传约”是真实的,“独传约”是伪造的(46)。造伪的原因,张荫麟说支持者认为:“太宗伪造金匮之盟是为自己无太祖顾命入继缘饰。尽管太宗实居储君之位,但既无太祖顾命,又无正式储君之名,且以弟继兄毕竟不合常例,故才出此下策,寻求合法正式依据。”(47)而王育济则认为,在太平兴国六年时,赵德昭已死,赵廷美还活着,由于“三传约”是真的,而太宗想传子,则赵廷美就成了他传子的最大障碍,因此,“当太宗欲除掉廷美这最后一块心病时,自然也就不能不正视廷美的身份与‘三传约’的关系了。当然,此前官方并未公开过‘三传约’,但未公开不等于人皆不知,亦不等于舆论中无所传闻。所以,要除掉廷美,就必须考虑到舆论的影响,亦要考虑廷美及其同党可能依此而进行抗争,在这种情况下,由当年参与订立‘金匮之盟’的元老重臣出面公开‘金匮之约’(当然只能是修改后的‘独传约’),正可以假代真,暗否‘三传约’的存在,以‘正’舆论之视听,同时也就从法定依据上将廷美排除出了继位人的序列,为随后太宗对廷美的实际迫害创造了条件。”进而总结:“‘三传约’是原始的、真实的‘金匮之盟’,而太宗即位六年后与赵普联手公布的‘独传约’则是对原始‘金匮之盟’的篡伪,但其保留的内容本身却是真实的。故整个‘金匮’之事,是一桩有真有伪,而伪者又非纯伪的复杂事件。”(48)嗣后顾宏义在《建隆遗事》确为王禹偁所撰的前提下,对“金匮之盟”的真伪进行考辨,再度肯定了“三传约”之真与“独传约”之伪,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做伪现象,是赵普在太宗太平兴国中期,“为能东山再起,故配合太宗欲传子之想,而造作了内容有别于旧的金匮之盟、仅传位太宗的新的金匮之盟。于是廷美贬死,赵普复相,太宗顺利传子,两人各遂其愿”(49)。应该说,通过王育济、顾宏义等的考辨,“金匮之盟”“三传约”的真实性应该无可争议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之所以造成聚讼纷纭局面的出现,正是出于为现实服务的目的,而暗中纂改历史、混淆视听的结果。

宋太祖誓约的出现也是现实政治演进的结果。宋太祖誓约有二,一为“誓不诛大臣、言官”(50),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51)。由于前者据称藏于太庙,故可称为“誓约”说;后者据称刻于碑上,藏于太庙,故可称为“誓碑”说。20世纪以来,学界对宋太祖誓约的“誓约”说和“誓碑”说之真伪屡有辨析。这其中颇多学者注意到了宋代学者伪造史事的现象。如张荫麟认为“誓碑”说属“伪造”:“誓碑之说,盖由《北狩见闻录》所载徽宗之寄语而繁衍耳。”(52)杜文玉怀疑“誓碑”说可能是曹勋南归后,“高宗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和他共同编造了这套假话”(53)。徐规认为“誓约”说“经过后人辗转相传,并加以渲染,难免有谬误失实之处”,并举“誓碑”说以为例证(54)。不过由于张荫麟、徐规所论甚简略,而杜文玉的论述错讹甚多,因此受到张希清的质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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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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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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