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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更新时间:2016-06-05 15:45:12
作者: 何兆武 (进入专栏)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从前都是用硬币,比如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比如铜板,不过都很麻烦,稍微多一点就很重,很累赘,而且非常脏。1935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统一发行纸币,全国通行。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始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所以国民党当局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国民党进行改革确实也在着力,因为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币制改革也是备战,但你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办法。从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不过打仗的时候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有个别有点钱的人在外边自己租个小房子,还有的是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北大历史系的汪?已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当年的艰难时世,恐怕是今天难以想像的。

  

   前边提到过,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也是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二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正当年的时期,可他简直衰老的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二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就脑溢血,一下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另一种就是文艺片,比如《简爱》、《乱世佳人》,还有音乐片,像讲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学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New Wine),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写肖邦的。演肖邦老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那个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喜欢听他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啸山庄》,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蝴蝶梦》(Rebecca),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那时候的好片子非常多,里根的电影我看了几部。当时他是个二流演员,用京剧的行话来讲,是“挂二牌”的,当然还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当时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边给Eroll Flynn配戏。

  

   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附带说一点,当时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电影里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古代生活情况,如Laurence Olivier(奥利维尔)、Vivien Leigh(费雯丽)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战,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绝代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文娱生活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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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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