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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春:邓小平人权思想初探

更新时间:2002-01-08 13:55:00
作者: 王福春 (进入专栏)  

  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的方针。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 他还说,“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少数民族人权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各少数民族平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在历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所占的百分比,都超过了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1998年选出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代表占14.37%,在第九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少数民族委员占11.7%,均大大超过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8.9%的比例;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和委员。目前,全国共有少数民族干部270多万人,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工作人员。

  其次,中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各少数民族可以享有地方层面的立法权、行政管理权、人事权、经济、财政管理权以及发展本民族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等广泛的权力。

  第三,50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1949年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极为落后,大多数民族地区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少数民族的生活极端贫困。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许多优惠政策和措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援和扶持,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据统计,1998年,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已由1949年的36.6亿元增加到8523.5亿元。199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农民人均纯收入1633.11元,是1980年的21.5倍;人均占有粮食424.4公斤,是1978年的l.5倍;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达到5593元,比1981年增长6.9倍。旧中国少数民族文盲率在95%以上; 建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受教育状况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少数民族人口文盲率下降约68个百分点。到1998年,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有普通高等学校94所,在校生22.64万人;中学13466所,在校生529.64万人;小学90704所,在校生1240.9万人。1990年以来,民族聚居地区的入学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3.7个百分点下降至0.7个百分点。

  4.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人权问题上坚持国际对话与合作的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他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职务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90年以来,我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连续9次挫败了西方国家提出的反华提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同时中国一贯尊重国际社会关于人权普遍性的原则,积极参加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推动国际人权领域里的对话、交流与国际合作。自1980年起,我国先后签署、批准并加入了17个国际人权公约,并认真履行公约义务。在1997年和1998年,中国政府还分别签署和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1981年起,中国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并一直连任该委员会成员。此外中国政府还多次派员参与了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和制定工作。这些情况说明,我国政府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与合作,并为促进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贡献力量。

  

  四、结语

  

  总之,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国情等等因素的不同,对于人权问题的看法和思想观点及主张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我们反对那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以人权为借口来干涉别国内政,对别国施加压力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是,我国政府及领导人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展开对话与合作。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各国国情不同,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方式方法上应当通过平等对话与交流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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