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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春:邓小平人权思想初探

更新时间:2002-01-08 13:55:00
作者: 王福春 (进入专栏)  

  在中国12亿多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084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98%,比1990年提高了0.94个百分点。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中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 1989年,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毛主席是英明的,没有采取民族共和国的联邦制,而是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实践证明,从建国以来,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外,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是中国对待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199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客人时表示:“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八。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 同年12月,针对我国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的形势,邓小平谈到了如何使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他说:“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5.国家主权高于人权的思想。国家主权的概念最初是由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在16世纪提出来。他认为,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超乎公民与居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在一个国家中进行指挥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 主权是一个国家的固有权力,国家凭借这种权力可以以最高权威和独立自主的方式处理它的内部事务和外部事务,而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的干涉和影响。但是,从20世纪以来,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开始主张限制国家主权,甚至否认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地位。最近几年,某些西方政治家进一步提出了“新干涉主义”的理论,搞所谓“人道主义的干涉”,主张“人权无国界”,认为国家主权没有维护人权和防止种族清洗重要,在实现这两个目标时,军事干预是合理的等等。对于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主张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他们对中国内政的干预,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国家主权高于人权的思想,主张要始终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1989年,在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的情况下,邓小平多次讲:“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这个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西方国家以人权做借口干涉中国的内政,实质上是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说,“霸权主义过去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平息暴乱后,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搞霸权主义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三、邓小平人权思想与当代中国的人权实践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邓小平人权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人民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历史特点的社会主义人权建设道路,实现了我国人权建设的历史性转折。这条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维护和保障了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最近的2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时期,其特点和成就似可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的首要内容

  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也是发展中国家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国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强调一定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 1991年5月,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人类的解放……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不移地为争取和实现自己的人权而奋斗。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争得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出发点。在中国讲人权,首先要使在只占世界7%的耕地, 而却占世界22%人口的中国11亿人吃饱饭。今天,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11亿人的温饱问题。同时,我国人民也充分享有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还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人权。”

  在邓小平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放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各项社会事业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1978年为3624.1亿元人民币,到1999年达到82054亿元,比1978年扩大22.6倍,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7位,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1979-1997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6.5个百分点。据权威部门测算,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8.6万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折算将突破1万亿美元。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说,据预测,“九五”(1996─2000)期间,中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将超过8%,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今,中国在12天时间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就相当于1952年全年的总和。20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成倍增长。据权威部门测算,到今年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800美元。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将分别降至40%和50%左右的水平。这标志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小康,人民生活质量发生质的飞跃。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4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3%;同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221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8%。

   2.以法治国,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思想,目的在于切实保障我国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他说:“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同时他还在报告中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和目标,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民。”这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人权、民主和法制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邓小平民主和法制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依法得到维护和保障。

  首先,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上,对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360多项法律和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地方各级人大制定了地方性法规 7000多件。1982年,在修改宪法时,中国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款;增加了“尊重人格尊严”的条款;在对其他民主权利的规定上,也更加具体。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加快了步伐。1996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分别做了重大修改和修订,从而进一步保障了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法律权利。

  其次,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等基本政治制度,使人民能够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管理国家的重要形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常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据统计,1998年初选出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79名,其中,工人农民占18.9%,知识分子占21.08%,干部占33.17%,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占15.44%,解放军占9%,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占1.17%,归国华侨占1.2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是领导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应有地位并发挥着重要的参政议政作用。统计显示,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常设专门委员会委员的30%和21.9%。目前,在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有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市,也都有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副省(市)长或省(市)长助理。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其成员由各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等组成,代表着方方面面的利益。例如,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就分别来自34个界别,其中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占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的59.5%、63.4%。政协组织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的协商会、座谈会已召开100多次。从1992年到1998年,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就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反腐倡廉等重大课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各有关部门提出的重要建议就有100多项,不少已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纳。

  第三,实行了基层民主自治,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障公民直接行使各项民主权利。从1979年起,我国开始在工业企业中进行建立职工代表大会的试点。到1987年8月,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已普遍建立了职代会制度。1982年,我国宪法规定,在农村仿照城市,实行村民委员会的基层自治。1987年11月,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正式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以来,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了3-4届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多数村民委员会建立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务公开制度。1999年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行后,有近一半的省、市、自治区颁布了本行政区域的村委会选举法规。目前,我国城乡都实行了广泛的基层自治,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

  3.坚持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保护也是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原因,少数民族在多民族国家中属于特殊群体,必须给以特殊的保护或特殊的权利,以便使他们同汉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全部公民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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