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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红妮:英国学派外交思想探析

更新时间:2006-06-26 22:41:33
作者: 苗红妮  

  

  【内容提要】 作为维持国际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外交始终受到英国学派学者的重视。英国学派认为,国际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外交体系。外交不仅是国际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4代英国学派学者对外交的各种实践和惯例做出不懈探索,推动了外交思想研究(含义、地位、功能等)不断向前发展。

  【关键词】 英国学派;外交;制度

  

  自从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于1959年1月召开第一次会议以来,英国学派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非主流学派中影响力颇大的一支力量。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核包括“一个核心、三个支点”,即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以“秩序”、“正义”、“维系社会的因素”为研究支点。英国学派内部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不同时期的学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学术联系(甚至是师生关系)。例如,第一代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丁·怀特是赫德利·布尔的思想导师,而布尔是第二代英国学派的代表;第三代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文森特曾经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接受布尔的学术指导;以巴瑞·布赞为代表的新生代英国学派学者力图对该学派的经典理论模式进行富有价值的重新塑造。

  随着外交实践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方式日趋复杂以及英国学派在冷战结束后重新得到国际关系学者重视,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一种不断挖掘英国学派外交思想的趋势。在美国学术界,随着国际关系范围的不断拓宽,外交事务开始变得相对弱化,学者们经常忽视对外交事务的系统研究。然而,英国学派学者认为,外交不仅是维持国际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国际社会的某种象征。他们探索外交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过,并且经常以此作为树立自身“学派意识”的一面旗帜。本文通过详细分析4代英国学派学者的外交探索历程,试图对英国学派的外交思想(含义、地位和功能等方面)做出系统总结。

  

  一 几代英国学派学者关于外交的探索

  

  英国学派学者的研究工作不乏外交思想。在许多英国学派学者看来,外交是维持国际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有利于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收集信息、促进沟通、进行谈判、减少摩擦等。随着国际关系实践的变化以及学者研究偏好的转移,不同时期英国学派学者的外交研究也会有所区别。

  (一)第一代英国学派学者的外交思想

  外交是英国学派的研究主题之一,这种学术定位在英国学派的第一本论文集《外交探索》能够得到清晰印证。在《外交探索》的序言中,马丁·怀特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为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确定的研究任务是,探究“国际性国家体系的本质、外交的假定和观念、对外政策的原则、国际关系和战争的伦理学”。[1]并且,两位主编明确指出,该委员会“力图探索外交团体的本质特征、作用方式、成员义务及其在国际行为中的可靠性准则”。[2]在《外交探索》所收集的12篇经典论文中,怀特和巴特菲尔德所提交的论文(每人两篇)均包含丰富的外交思想。

  在怀特看来,外交及其实践、历史、哲学应该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而且,既然外交在欧洲国家体系的观念和惯例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关系学者应该给予外交相应的关注。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3] (被列为该论文集的首篇)中,怀特毫不掩饰自己对国际关系理论来源过于凌乱的失望,并且抱怨道:“几乎没有一位政治思想家已经将国际体系、外交共同体自身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工作。” [4]在国际关系研究十分落后的背景下,怀特将该委员会的第一本论文集命名为《外交探索》蕴涵着特定意义。[5]在怀特看来,尽管外交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内容,但是外交研究的主要途径是借鉴国际法学家的作品,即外交研究大多秉承国际法学家有关国家体系运行的各种“思考”。在《国际关系中的西方价值观》一文中,怀特的写作明确显示出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怀特认为,“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从西方的实践中推导出西方的价值观。例如,我们不能仅凭英国外交的传统就可以对西方价值观做出判断”。[6]在怀特的思想深处,外交是具有特定规范的人类关系领域,这些规范反映了国际体系成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及其担忧。外交不只是一种观念模式,更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尽管外交实践比外交理念要丰富得多,但是对外交活动的研究不仅要集中于有关外交的种种思考上(以便理解比关于外交的观念模式更多的东西),也要重视外交惯例的研究,即像“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外交生活的不变经验” [7]等因素应该成为外交研究的重要对象。

  作为《外交探索》一书的主编之一,巴特菲尔德所提交的《新外交与历史性外交》一文[8]主要是为了回应一战之后伍德罗·威尔逊等人对“新外交”的极力倡导。这种“新外交”的含义是,未来的外交符合“民主”国家的需要,议会的参与和透明的惯例要加强,外交决策规则比以前更加简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容易联想到,外交人员对这场灾难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人们强烈反对“旧式外交”,尤其是反对所谓的“秘密外交”。[9]对于这种更加简单、公开和民主的“新外交”全盘否定传统外交的做法,巴特菲尔德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巴特菲尔德说:“为了有利于对新外交在1919年以后的泛滥展开批评,人们应该记住,如果外交和对外政策存在合理之处,那么它们一定是有效的,而不管外交行为的主角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白人还是黑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是内阁还是议会……” [10]简言之,在巴特菲尔德看来,人们不能完全割裂新外交与传统外交之间的联系,因为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均势》一文中,巴特菲尔德认为,随着人类对均势运行方式的认识不断增长,外交实践的技巧必然显得更加娴熟。这是因为“国际秩序不是自然赠予的事物,而是精炼的思想、仔细的设计和精心的制造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巴特菲尔德的外交思想带有基督教信仰的色彩。巴特菲尔德反对技术性史学(technical history),而认为历史与一种基督教历史观相一致,历史学家对事物必须做到设身处地的感受,历史著作必须传达人类变革的复杂性。 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他写成了自己在外交方面的主要作品———《基督教、外交和战争》。[11]巴特菲尔德的外交思想有两个核心判断:第一,外交不应该被视为一系列具体活动。巴特菲尔德提醒人们关注外交实践者的社会特征,即外交官不仅仅是有形的客观存在,也是无形的社会存在。第二,社会运行方式的认识(至少是外交领域的认识)隐藏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等待人们去发现。也就是说,遵循外交领域的规律性认识是实践者的任务,研究它们是学者的任务。

  与巴特菲尔德的复杂性历史观不同,怀特认为,现存国家体系处于一种困境是正常的。在《权力政治》一书中,怀特重复了自己的历史哲学信条:“外交也许可以尽微薄之力缓和引发战争的社会条件,因为它可以阻遏战争的起因;但是,只要大大小小众多的政府没有合而为一,只要国际政治没有变为国内政治,战争的起因,如同外交本身的必要性一样,将会继续存在。” [12]《权力政治》一书在外交方面探索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不仅把外交概化为等同于战争一样的制度,也认为外交能够囊括其他制度(均势等)的基本内容,即将外交称为“最主要的制度”。后来,在《国家体系》一书中, [13]怀特对外交的探索开始遵循国家体系的社会学研究方向,即努力证实外交体系依赖于一定的共同制度(即共同文化)这一假设。而且,怀特也对次级国家体系的外交惯例做出一定分析。怀特认为,在次级国家体系中,起作用的实体是宗主国体系,而不是主权国家体系。怀特的上述判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思想改变,因为它与怀特在《外交探索》中的主张———外交机构仅仅关注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矛盾。

  总而言之,第一代英国学派学者开始把外交活动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注重对外交历史演变过程的详细说明,并且关注外交实践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趋向。

  (二)第二、第三代英国学派学者的外交思想

  在第二、第三代英国学派学者看来,第一代英国学派学者大多信奉历史哲学(涉及人类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反思,旨在揭示历史思维中运用的原则),拒绝对外交实践进行持续分析。因此,这些初期经典作品关于外交探索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它们强烈坚持国家中心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布尔认为,怀特等人的观点大多来自历史推测和反思。例如,在《权力政治》一书的序言中,布尔写道:“这不是一本史书,而是对历史的思考(当然,作者对历史经验的浓缩、提炼并未忽视历史经验本身)。”在《无政府社会》和其他作品中,布尔处理外交的方式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外交不再是国际社会中最主要的制度。布尔对怀特关于国际制度的详细分类清单进行了精炼,即国际社会主要存在5种国际制度(均势、国际法、外交、战争和大国协调)。而且,布尔几乎没有讨论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无政府社会》一书只是详细地论述了每一种具体制度应有的功能,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比较性历史分析。第二,在怀特关于外交功能的清单(交流、谈判和收集情报)的基础之上,布尔增加了“使摩擦的影响最小化”和“象征国际社会的存在”两大功能。[14]特别是,布尔认为,外交的象征功能比其他制度更加明显一些,这是因为职业外交官们独立于东道国而存在。这种对外交官作为真实个人的关注,促使布尔产生了“外交文化”的思想。在布尔看来,所谓“外交文化”,是指国家正式代表所共同具有的理念和价值观, [15]是更广泛的国际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布尔把这种国际政治文化视为国际社会出现的必要前提条件。按照这种理解,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国际社会明显建立在外交文化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关于外交文化的审视,布尔与怀特具有相似之处,即大多依赖一系列观念因素,没有足够重视外交实践的作用。

  布尔与亚当·沃森主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一书并没有对“外交文化”的概念进行扩展,甚至没有专门涉及外交方面的内容。这与怀特“偏爱外交”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国际社会的扩展》只是在一些不相联系的介绍性章节(诸如战争、贸易等国际制度方面)中列举了关于外交功能的一些有趣事例。例如,菅波秀正(Hidemi Suganami)指出,佩里将军故意对关键条约进行错误的翻译,以获得美国在日本的永久代表权。[16]在《国际社会的扩展》一书中,布尔认为,外交和国际社会的其他4种制度并不足以构成国际社会,而只是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存在。构成秩序的内容是国家的基本目标———安全、协议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领土财产权,国际社会仅仅是特定秩序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样一来,外交和国际社会只是对国际秩序的设想和反映,是国际秩序的派生物。尽管怀特认为外交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活动,但是布尔并不赞成这种看法,反而通过分类学的方法进行外交研究。这样一来,《国际社会的扩展》一书不仅缺乏外交事务的专门研究,而且布尔关于国际制度的分析不再具有以前的严密性。

  在英国学派的创始成员中间,沃森对(作为社会活动的)外交进行探索的时间最长。沃森的两部主要作品《外交:国家之间的对话》[17]和《国际社会的演进》[18]突出了外交的社会内涵。与怀特对国际关系进行概念化处理的方式相一致,沃森将外交视为某种形式的对话。在沃森看来,外交并不是以国家主权作为存在前提的,而是承认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之间的一种谈判。这种对话可能取决于相容的要求,也可能取决于不相容的要求;在这两种情况下,外交的功能或者是寻求妥协,或者是有意超越争端并促使双方达成更广泛的协议(后者也可以通过非外交的方式实现)。沃森赞同怀特将外交加以历史化的做法,并且认为外交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社会活动,即外交实际上是作为国际社会的经常性制度而出现的一种实践活动。受到这种观念的启发,沃森开始把国际关系学者经常作为理论的既定条件来处理的因素加以社会化。

  在《人权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文森特对沃森关于外交与人权互相妨碍的观点进行了批评。[19]在沃森看来,人权属于个人(不属于国家),如果人权由国家来处理,那么有可能对国际关系产生破坏性影响。与沃森不同,文森特非常重视国际关系中的人权研究,并且认为外交官能够找到处理人权的方式。文森特认为,外交官的成功能够巩固国际社会的存在和稳定发展,也必然会触及外交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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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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