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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两种民主模式与第三波民主化的稳固*

更新时间:2016-06-03 00:23:03
作者: 刘瑜 (进入专栏)  
就是反对派的领袖雷德兹马当选首都加拉加斯市长),为了“抵消”选举结果,查韦斯成立了无数个“公社委员会”(community councils)来实施其政策,等于在正常的官僚体系之外重建另一套行政系统,以绕开可能被反对派“把持”的地方政府。同时,他加强了中央集权,取消了很多地方政府的权限,实际上就是架空了联邦制的意义。根据委内瑞拉市长协会主席卡洛斯•欧卡里兹(Carlos Ocariz)的说法,委内瑞拉2012年以来当选的78个反对派市长中,有33个因为各种原因面临法律诉讼。

   反对派的政治自由也逐渐萎缩。查韦斯在历次选举和公投中屡屡得手,得益于政治竞争中“倾斜的擂台”。而擂台之所以倾斜,与查韦斯政府极大地限制政治自由、操控公民社会有关。与威权制度直接忽略和践踏民意不同,赢者通吃式民主常常需要“制造”民意来论证其权力合法性。“制造”民意的一个必要途径,就是对媒体的控制。查韦斯上台后,不断推出限制媒体言论自由的法律。比如,2000年的《通讯组织法》(Organic Laws of Telecommunication),允许政府收回广电公司的经营许可证,如果“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和安全需要的话”;2004年的《社会责任法》(Law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禁止可能“煽动仇恨和暴力的言论”,2010年后又将该法律适用于互联网;2005年刑法典进一步缩减了“批评官员的尺度”和示威游行的空间。

   对付不听话的市场媒体,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非常强大,比如拒绝续发经营许可证(比如2007年针对RCTV)、罚款(比如针对Globovision)、起诉、禁止国有部门向其发放广告、拒绝它们报道政府的重大活动、给支持政府的电视台“社区频道”身份从而给它发放补助等等。互联网也不能完全逃离政府的掌控——2014年就有七个人因为互联网言论而被拘捕。这一切管控效果还不令人满意——为了形成政府主导的“信息霸权”,政府还创办很多免费的“公共媒体”,主导“舆论的方向”,从经济上将私营媒体“挤出市场”。一项研究显示,1998年委内瑞拉100%的全国性报纸和88%的全国性电视频道可以被称为“独立媒体”,但是到了2014年,这一比例分别下降为56%和46%。37

   在这种情况下,“识时务”的媒体开始纷纷自我审查,政治反对派能够发声的平台越来越少。政府不但掌控了大量媒体资源,查韦斯本人还自我赋予了可以随时“冲进”任何电视频道、对全国民众“即兴讲话”的权力。也就是说,本来坐在电视前看节目的普通人,可能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看见总统“突袭”屏幕,开始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而他们也无法预计这通演说将会持续多久。

   自从查韦斯就任总统,委内瑞拉在“自由之家”上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上的分值就一路下跌。在这个1分—7分的分值尺度上(7分为“最不自由”),委内瑞拉1998年被评估为2.5分,但是到2012年查韦斯去世前,估分已经下降到了5分。这不仅仅是“自由之家”这一个组织的判断:德国阿登纳基金“拉美发展与民主指数”2012年给了委内瑞拉整个拉美地区的最低分;从2007年开始,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简称“IACHR”)的年度报告就开始针对委内瑞拉进行连年的批评。

   在民意吸纳宪法的理念下,宪政规则也根据政治需求而变得“能屈能伸”。查韦斯1999年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宪法大会来制定新宪法。这部新宪法至少从字面上仍保留了权力制衡和人权保障的部分,但是它已经开始显现出查韦斯的民粹主义倾向:它授予了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扩大了总统的法官提名权,赋予了总统召集公投的权力;取消了参议院,改成一院制,从而删除了制衡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否决点。2007年查韦斯再次发起修宪公投,其中拟修改的条款包括废除民选总统任期限制,也就是允许查韦斯无限次数参加竞选。尽管这次公投查韦斯没能成功,但是之后他不仅成功地将这次公投方案中的很多内容“化整为零”地在国会通过,而且在2009年的另一次公投中成功地实现了废除任期限制的“夙愿”。

   查韦斯的统治方式体现了赢者通吃式民主的所有特点——它不是一般的威权政体,而是从实体性民主理念出发蛀空民主的内涵。查韦斯通过选举上台,通过公投修宪,获得国会授权进行“政令统治”,通过民主程序“吸收”司法独立……这一切做法似乎都能追溯到一个民主的起点,但是,由于取消民主体制的水平制衡维度、政治自由维度、多元协商维度,查韦斯主义又逐步将民主悄悄改造成了威权体制——一种“民粹-威权”两极相通的独特政体。

   问题在于,也正是赢者通吃式的民主模式,给委内瑞拉带来了社会动荡、经济危机以及民主崩溃。无可否认,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工程对于缓解底层贫困问题起到了一些作用,38问题在于,当这种进步不可持续,并且引发社会冲突持续恶化时,就应当去反思它们是不是缓解贫困的最佳途径。

   查韦斯上台之后,委内瑞拉社会就越来越走向两极化和冲突。可以说,在他执政的14年中,整个社会进入了“过山车”模式。2002年4月,查韦斯上台不久,出于对他的偏激政策的不满,首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查韦斯下台,至少15万人参加了大罢工,21人在示威冲突中丧生。对抗升级过程中,反对派在混乱中愚蠢地诉诸军事政变,将查韦斯赶下台去。但是由于军队重新倒戈以及大量查韦斯支持者的抗议示威,两天后政变就瓦解了,查韦斯重回总统职位。8月,反对者又发起了总罢工,同样未能撼动查韦斯的地位。

   2004年,反对派又通过征集三百多万个签名的方式迫使国家选举委员会就查韦斯的去留进行公投。查韦斯虽然赢得了这次选举,但是整个社会的裂痕因此更加加深。2007年,查韦斯的修宪方案再度燃起对立双方的政治激情,社会又一次被撕裂。2009年,卷土重来的查韦斯终于得手,但是55%对45%的力量对比彰显出对立的激烈程度。

   2013年的大选中,马杜罗以查韦斯“指定继承人”的身份以微弱优势当选。由于选举动员过程中的种种不公,受够了查韦斯主义的民众再度抗议示威,7人在冲突中丧生。2014年,虽然查韦斯本人已经去世,但在马杜罗的领导下,查韦斯主义变本加厉。然而,马杜罗既缺乏查韦斯的个人魅力,又没有碰上石油价格高涨的运气,于是,经济衰退、超级通货膨胀、物资和食品短缺、失业问题开始纷纷显露。最近的新闻显示,2015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在整个世界遥遥领先——即使根据官方数字,当年的通货膨胀率都已达到149%(有迹象表明实际情况更糟),“屈居第二”的朝鲜也只达到55%。39此外,本来委内瑞拉的犯罪率就居高不下,十几年“劫富济贫”的民粹主义话语更是使问题雪上加霜。目前,委内瑞拉的谋杀率为拉美地区最高,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40面对这些问题,2014年2月开始,街头示威再度风起云涌。这次示威持续了几个月,至少有16个州、38个城市、80万人参加。政府的打压导致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导致43人丧生,1300多个示威者被捕。

   可以看出,在查韦斯上台后的这十几年中(马杜罗政府也可以归入广义的查韦斯主义政权),没有什么结构性或者制度性的因素会必然摧垮委内瑞拉民主。摧垮委内瑞拉民主的,是政治领袖特定的民主理念及其推出的民主模式。将民主之“民”狭隘地理解为一个封闭性的实体,并将其意志在道义上神圣化,只能推导出片面的政治动员、选举至上主义、权力水平制衡的拆除、取消反对派政治自由和宪政规则的随意变动,而这种赢者通吃式民主恶化社会冲突,推动经济政策极端化,并最终摧毁了民主制本身。

   (二)南非

   如前所述,南非的转型条件和委内瑞拉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说有什么明显不同的话,其不同点也只是使南非的民主稳固更加困难而已。一个不同是周边环境的不同。20世纪90年代整个拉美地区走向真实且持续的民主化进程,而90年代非洲的民主化浪潮则要微弱和犹疑得多。比如,扎伊尔和尼日利亚的独裁者曾经试图走向民主化,但是当权力轮替的可能性真的出现时,当权者立刻退回了威权体制;多哥、乌干达之类的国家换汤不换药,开始搞花瓶式选举;加纳、加蓬和肯尼亚这样的国家,在极大限制反对派自由的情况下,搞一边倒的选举;与南非一样摆脱了白人统治的津巴布韦,迅速坠入了内战、独裁和经济灾难。如果如同某些学者论证的那样,周边国家的民主水平会影响一个国家民主转型的话,那么南非民主化的国际环境要比委内瑞拉更恶劣。

   南非还有一个显然不利的转型条件:黑人和白人的二元社会结构。这是一个火药桶式的社会结构。像伊拉克、布隆迪等国家一样,占人口少数的族群(在伊拉克是逊尼派,在布隆迪是图西族,在南非是白人)通过封闭的权力结构长期压迫占人口多数的族群。现在,随着民主化的到来,多数派正好可以利用其人数优势开始“复仇”,实施“多数暴政”——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伊拉克和布隆迪所发生的事情。并且,种族裂痕恶化了南非的阶级差异。虽然委内瑞拉已经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如前所述,南非的基尼系数比委内瑞拉更高。如果说“民主可能成为国家暴力支持下的劫富济贫”这一担忧有其道理的话,南非似乎是最天然的适用对象。

   种族与贫富裂痕还不仅仅是南非唯一的结构性问题。与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一样,南非面临着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威胁,而委内瑞拉并不面临同样的威胁。南非最著名的分离主义运动,是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的自治运动。种族隔离时期,该部落在分治的名义下曾经获得过“独立”的地位,解除种族隔离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出现一个颇为奇怪的情形:同为黑人的祖鲁族,比很多白人更反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的领导权。20世纪90年代初非国大的政治崛起势不可挡时,祖鲁族就在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带领下,开始致力于和非国大的斗争,其中不乏武装斗争。直到1994年大选前几乎最后一刻,因卡塔自由党才放下武器,以政党身份参与大选。可以想象,当时这种妥协是非常脆弱的,祖鲁人随时可能重新走上武装分离主义的道路。

   南非还有一个转型的不利条件,即曼德拉上台之前整个社会的暴力化倾向。众所周知,暴力往往具有历史惯性。民主化之前,南非社会弥漫着分散、广泛、低烈度而持续的暴力。白人统治者利用国家机器对黑人实施的制度化暴力自不待言,甚至非国大包括曼德拉本人也从未承诺过停止暴力反抗(南非国民党声称这是不能释放曼德拉的主要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非国大加大了针对体制性机构的暴力袭击力度。同时,它还发起了所谓“人民战争”和“人民法庭”,对公职人员以及与公职人员合作的“奸细”进行袭击。其中,非国大的一个标志性暴力行为就是所谓的“项链处决”——在一个轮胎里灌满汽油,挂到“敌人”脖子上,然后点燃轮胎。并且,如前所述,90年代初非国大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的暴力斗争也逐步升级。各方混战的结果是,从1990年非国大解禁到1994年大选,南非至少有1.3万人死于分散的政治暴力袭击。即使是在选举过程中,暴力袭击也没有停止。41可以说,南非1994年的大选是发生在一个火山口上。

但是,正是在这样相对不利的转型条件下,南非没有像委内瑞拉那样走向民主崩溃,而是阶段性地实现了民主稳固。当然,今天的南非还存在种种问题,其中不乏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42但是,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非在民主转型最脆弱、最危险的阶段,成功避免了内战和民主崩溃——这本身已经是巨大成就。到2015年,南非已经成功举行了5次大选,而且,早期的选举暴力逐渐消退,极端主义的政治势力(无论黑人、白人还是祖鲁人)也逐渐失去了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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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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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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