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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两种民主模式与第三波民主化的稳固*

更新时间:2016-06-03 00:23:03
作者: 刘瑜 (进入专栏)  
进而妨碍了民主对话的可持续前景。这种民主模式走到极致,就是一部分人以一次性选举结果去宣称权力垄断的合法性,以民主的当下性去吞噬民主的可持续性。一个极端案例,就是纳粹党利用一次选举的成果来摧毁了民主制度本身。

   当一次(或几次)选举带来的不仅仅是政策的变化,而且是权力结构的重构、宪法规则的变形、政治自由的缩小和政治动员的派系化,可以想象“选举失败者”所感到的恐慌与反应。令人恐慌的不是政治方向的变化,而是这种变化的不可逆性。民主制度并不排斥政策变化,甚至并不排斥政策向“错误”的方向变化(至少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来说是“错误”),因为定期选举是将“纠错能力”制度化的一种政治安排。但是,通过将政策性变化的授权上升为结构性重塑的授权,赢者通吃式民主强化了政治扭曲的不可逆性。一次输球可以通过下次踢好而“扳回来”,但是,如果在一次输赢后,胜方得以改变游戏规则本身,那么输方就可能永远不再有赢球机会了。这是赢者通吃式民主为什么会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民主难以稳固的根本逻辑。

  

   四、案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的核心观点,本节将详细分析两个案例: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和曼德拉治下的南非。这两个案例并非第三波案例中的随机选择,而是基于两者之间相当的可比性。一般来说,最有效的案例比较基于两个原则:或者是找到两个条件足够相似的案例,去分析它们为什么得到不同的结果;或者是找到两个条件足够不同的案例,去分析它们为什么得到相似的结果。28只有根据这样两个原则,案例比较才能尽可能“控制”其他变量,摸索出一个现象的因果机制。本文的案例选择基于上述这两个原则中的第一条。

   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和曼德拉治下的南非,有足够的条件相似性,但民主稳固的结果迥异。从人口规模来说,南非1994年(曼德拉上台时)的人口是4000万,委内瑞拉1999年(查韦斯上台时)的人口是2500万,都属于中等大小国家。从经济水平来说,1994年的南非经济在整个非洲名列前茅,人均GDP为3650美元,1999年委内瑞拉经济在整个拉美地区也是名列前茅,人均GDP为4078美元;此外,委内瑞拉的经济严重依赖石油这种自然资源,而南非的经济则严重依赖金属矿产这种自然资源。从社会结构来说,两个国家的贫富悬殊很严重,都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995年南非的基尼系数高达0.63(1994年数据缺失),1999年委内瑞拉的基尼系数是0.48。从正式的制度选择来说,两个国家都选择了总统制、联邦制,并且都有相当程度的比例代表制。29从民主的历史与文化条件来说,两个国家——相比很多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可以说都有一定的民主文化传统:南非虽然长期种族隔离,但是在被隔离的很多“自治区”内(至少是白人地区)存在竞争性选举,这也是为什么1994年以前,南非在第四代政体指数(Polity IV)上的政体分值并非负值(威权政体一般都是负值),而是5分;而委内瑞拉是拉美地区极少数在冷战时期就进入并维持了民主政体的国家,1999年其Polity IV分值是7分。从国际和地区环境而言,两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都目睹了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民主化浪潮。

   经济水平、社会结构、正式制度选择、国际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相似性,使得我们能够大体“控制”这些因素对于两个国家民主能否稳固的解释,从而集中于本文的核心变量——政治精英的行为。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条件性的不同。但是,如果说两国民主稳固的条件存在着一定差异,那也只是南非民主稳固的条件更加恶劣而已。一个显然的区别是南非黑人和白人种族对立的社会结构(部分可以解释为什么南非的经济基尼系数比委内瑞拉更高)。另一个区别是地区性环境,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总体而言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民主相对稳固期,而非洲地区的民主化则要肤浅和脆弱得多。

   这两个国家转型条件的相似性,使得民主稳固结果的不同格外令人费解。查韦斯上台之后,委内瑞拉在Polity IV上的政体分值一路下滑,从1999年的7分降到了2009年的-3分,也就是说,到2009年,委内瑞拉的民主政体被学界最权威的政体数据库视为已经崩溃。30而南非在曼德拉上台后,政体分值从5分上升到9分之后,就一直停留在9分(截至2014年),也就是说,南非迄今为止维持了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稳固。如何解释这种不同?本文认为,由于两国转型条件在经济水平、政治制度选择、社会结构、民主文化、国际格局方面的相似性,要解释这两个国家民主稳固效果的不同,应当集中于政治精英的行为这个因素。下面将详细分析。

   (一)委内瑞拉

   在整个拉美,委内瑞拉的民主传统可谓历史悠久。31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初,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还有哥伦比亚是当时拉美仅有的三个民主国家。然而,此后四十年,当其他“落后”拉美国家纷纷步入民主化浪潮,只有委内瑞拉经历了全面系统的民主倒退。1999年Polity IV的民主分值是7分;到2009年,Polity IV已经下降到了-3。最近,世界各大媒体上关于委内瑞拉的新闻总是与下列字眼联系在一起:超级通货膨胀、食品短缺、排队购物、骚乱、抗议示威、抢劫、犯罪率居高不下、人才流失。

   何以在民主表现上,委内瑞拉不但没有像周边大多数国家一样取得重大进步,反而“一枝独秀”地严重倒退?常见的民主稳固理论显然不足以解释委内瑞拉的情况。从经济水平而言,20世纪90年代末委内瑞拉是拉美地区最富裕的国家;直到2005年,委内瑞拉的人均GDP还是拉美最高(到2015年已经降到第7)。如果“经济水平论”是对的,委内瑞拉的民主应该是拉美地区最稳固的。从社会结构而言,固然委内瑞拉存在着长期的贫富悬殊,因而阶级矛盾比较突出,但是,这是拉美地区一个普遍的情况,难以解释为什么只有在委内瑞拉出现了民主的大规模倒退。从政治制度的设计而言,委内瑞拉的总统制、联邦制、混合选举制也并不是一个地区性例外。由于其相对悠久的民主传统,委内瑞拉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只能被视为有利于而非有害于民主稳固。

   答案只能从政治精英的选择当中去寻找。确切地说,只能从查韦斯和查韦斯主义当中去寻找。1998年底,左翼政治家查韦斯在“重建共和国”的口号下夺得了选举的胜利,开始了他“建设21世纪的社会主义”工程。此后的14年,他展开了一系列经典的左翼经济政策,从温和逐步走向激进:从加大扶助穷人的社会再分配政策,建设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逐渐走向国有化通讯、电力、水泥和石油等产业,增加了公有部门及其就业人数,再到对经济实行价格管制、外汇管制,甚至是直接没收和处罚私营企业主……总之在其执政后的16年间(查韦斯2013年去世,但其指定继承人马杜罗与其政策一脉相承),“查韦斯主义”不但改造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潮流。

   如果说委内瑞拉经济的衰落是其经济政策左翼激进化的必然产物,经济政策的激进化则是其民主制度越来越走向赢者通吃模式的必然产物。查韦斯一开始并不是威权主义政治家,而是沿着实体性民主观念的轨道滑向了威权主义。他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不但最初上台,后来反复连任从投票程序上来说都是民主的。除了2007年修宪公投和2010年执政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查韦斯上台后,其创建并领导的政党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几乎赢得了所有选举或公投。1998年的选举,查韦斯以16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赢得总统选举;2000年大选,领先优势提升到了22%;2006年,则领先了反对党领袖26个百分点。2012年的选举虽然只领先11%,但这是2011年他公布了癌症消息后仍然得到的选举结果,可以说“成绩斐然”。2013年他指定的继承人马杜罗同样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虽然这次选举优势非常微弱)。不但委内瑞拉有竞争性选举,而且单就投票本身的过程而言——如果不考虑动员过程中的种种操控——委内瑞拉的选举还是相当透明和公平的。2004年委内瑞拉就引入了自动计票系统,使得选票舞弊很难发生。

   因此,查韦斯主义显然不是一种典型的威权主义;从定期举行结果开放的、竞争式的选举这个角度而言,应该承认查韦斯式政体——至少在起点处——是一种民主体制。问题在于,查韦斯式民主是一种赢者通吃式民主,而非多元制衡式民主,其结果是经济困境与民主动荡。

   在查韦斯的民主观中,“民”是一个实体性概念,确切地说,是一个阶级性的概念,因而其政治动员是以“敌我划分”为前提的。在查韦斯的话语体系中,资产阶级vs. 无产阶级、精英vs. 人民、财阀vs. 穷人、资本主义vs. 社会主义等二分法无处不在,前者往往在道德上被赋予原罪,而后者则具有道德上的先天优势。在位期间,查韦斯反复重申“要把权力交给穷人”,至于富人,“我们必须挑战那些特权精英,因为他们摧毁了这个世界的一大部分”。尽管委内瑞拉的绝大部分媒体已经被查韦斯“驯服”了,但是当个别媒体仍然表达反对派的声音时,查韦斯就将其划入了“敌人”阵营。“祖国的敌人,尤其是那些屏幕后面的人,我给你一个名字:Globovision(委内瑞拉极少数的反对派电视台之一——笔者注)。”32到其执政后期,他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已经到达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我已经说过、听说过一种一点也不奇怪的看法,火星上有过文明,但是也许资本主义抵达了那里,帝国主义抵达了那里,然后摧毁了那个星球。”33

   由于查韦斯的一切合法性基础都来自于选举的胜利,执政党对选举的重视不言而喻。尽管投票过程本身相当透明公平,但是选举动员的过程则不是。查韦斯和查韦斯主义者可以充分享有媒体资源,而反对党在媒体上则“窗口”很小,导致了竞选资源的不公平。事实上,根据一个学者的统计,在“查韦斯时代”的16次选举中,有45种“选举异常情况”,包括执政党对公共资金的过度使用和对公共电视台资源的超时使用,限制特定反对派的参选,对国有部门雇员的投票方式进行威逼利诱,威胁特定选区“一旦投错票”就撤销福利等等。34

   从权力制衡上来说,查韦斯上台后,为了实现“人民的意志”,逐步拆除了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对总统权力的水平制衡。由于统一社会主义党在国会的多数地位(部分需要感谢2005年反对党的罢选),国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查韦斯的橡皮图章。为了绕开“饶舌”的反对党议员,国会甚至不惜以“功能性自杀”的方式来成全查韦斯独揽大权。在查韦斯当政期间,国会曾经四次(1999年、2000年、2007年、2010年)授权总统实行“政令统治”(rule by decree),即总统可以在广泛的政策领域,无须经过立法机构的批准就制定公共政策。尤其是2010年,由于反对党决定参选,并且赢得了相当数量的席位,为了避免新国会给查韦斯“捣乱”,即将结束任期的旧国会紧急“午夜立法”,一次性给查韦斯授权18个月的“政令统治”。

   司法独立也逐步变得荡然无存。为了保证最高法院多数法官来自于查韦斯主义者,2004年查韦斯将最高法官的人数从9个扩大到17个,从而解决了人数优势问题。35扩大最高法官人数后,由于国会控制最高法官的任命,而国会又是查韦斯的橡皮图章,实际上查韦斯就成功地将最高法院变成了政府的行政分支。一项研究显示,从2005年开始,最高法院做出的45474项裁决中,没有一项是不利于政府的。36因此,当因批评总统而被罚款的电视台Globovision试图从法院找回公正,或者当反对党2013年试图通过法院起诉来挑战选举结果时,法院的反应就不难想象了。

尽管受到各种打压,反对力量仍然掌握着一部分权力——比如,能够赢得一些地方性选举胜利。但是,当反对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相当份额的胜利时(最典型的一个案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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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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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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