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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两种民主模式与第三波民主化的稳固*

更新时间:2016-06-03 00:23:03
作者: 刘瑜 (进入专栏)  
族群裂痕并非一个静态的社会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政治过程,这个裂痕的扩大往往是精英动员的结果。这一点,我们从台湾地区、伊拉克、埃及、乌克兰等地不断变化的局势都可以看出。换言之,特定社会结构下的选民分裂与其说是民主崩溃的原因,不如说是其临床表现。重要的是去分析这种分裂发生的动力机制,而不仅仅是将其看作一个静态的给定条件。

   政治制度论也遭遇很多批评。尽管林茨和利普哈特的政治制度论在逻辑上有其道理,但是经验研究却很难达成共识。一方面,格尔林(Gerring)等人的研究的确发现议会制比总统制更可能带来“良治”;18另一方面,塞尔文(Selwyn)和坦普曼(Templeman)通过对101个国家的研究则发现,与利普哈特的预计相反,当社会族群结构分裂时,所谓“协作式的民主”(比例代表制以及议会制)实际上会恶化冲突,而不是缓解它。19从案例来看,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规律。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没能实现民主稳固,但是它们一个是总统制(阿富汗),一个是议会制(伊拉克)。议会制的泰国政治持续动荡,但是总统制的印尼却民主相对稳固。采取混合式选举制度的台湾地区、韩国民主相对稳固,但是同样采取混合式选举制度的俄罗斯、委内瑞拉民主却难以稳固。或许,当政治冲突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政治制度的选择很难对政治进程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国际环境论”的缺陷则显而易见。尽管它对于民主化与否的整体性趋势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但是却很难解释同一个大的国际环境或地区环境下,不同国家在民主稳固方面的不同表现。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导的所谓“民主霸权”崛起,但是如前所述,一半左右的第三波案例相对顺利地走向了民主稳固,而另一半则历经坎坷。“国际环境论”显然不足以解释这种国家间的差异。“政治文化论”具有类似的缺陷。毫无疑问,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因素,往往很难解释转型过程的一波三折。2011年埃及人民风起云涌地走上街头推翻穆巴拉克的统治,但是2013年却接受了军人独裁的回归——很难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在两年间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变化更多地发生在政治形势与力量的对比之上。

   鉴于上述观点的不足,本文试图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去补充、弥合、连接上述角度,这就是“政治精英行为”的角度。具体而言,本文试图论证,两种民主观念会推导出两种不同模式的民主,而两种民主模式对民主能否稳固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前述已有的解释大多过于聚焦于相对静态的结构性因素,而忽略了急剧变革时代中“人”——尤其是政治精英——对于左右局势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当然,人的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不可能相互割裂,人只能在一定的结构性约束中行动,结构性因素也必须通过“人”的中介才能变成政治过程。

   在展开论述这一观点之前,必须指出,“精英行动”理论在民主转型学当中并非本文的独创。奥当纳(O’Donnel)和施密特(Schmmitter)在《从威权统治中转型》中和黑格力(Higley)在《自由民主制的精英基础》中都强调精英行动的重要性。20但是,上述“精英行动”理论主要用于民主转型的“发生学”,而非民主转型后的“稳固学”研究,更少用于分析第三波民主稳固问题。在现有文献中,与本文视角最接近的,是梅韦林(Mainwaring)等的《拉美的民主与专制》。21在该书中,作者用政治家“是否激进化”来分析民主能否存活的问题。但是,该书作者对“激进与否”的分析与本文的民主模式分析不尽相同,也没有将“激进与否”追溯到民主观念的不同,此外,他们只分析拉美地区,所以分析对象与本文也有所不同。

  

   三、两种民主观念与民主稳固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政治精英对民主存在着“实体性的”和“程序性的”理解,程序性的民主观念带来多元制衡式的民主模式,而实体性的民主观念带来赢者通吃式的民主模式,前者比后者更容易形塑民主稳固。如果用图表来表述这一观点,大致可以表述如图1。

   大多数政治转型研究聚焦于“民主-专制”二分法,而往往忽略民主制内部的类型差异,更少将这种差异和民主的稳固程度相联系。本文认为,为了理解转型的成败,我们必须理解民主的不同模式,而民主的不同模式可以追溯到不同的民主观念。固然,民主的多样性往往与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经济水平等条件的多样性相关,但是民主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巨大诠释弹性,以及政治精英在这种弹性中的选择,对于塑造一个国家民主的走向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在转型阶段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政治精英的选择格外重要。

   可以说,对于民主能否稳固,在前述各种解释之外,本文强调“观念行动者”的视角。首先,这是一个“政治人”的视角,而不仅仅是“结构性”或“制度性”视角。如前所述,结构性视角和制度性视角往往过于机械,难以解释同一结构性或制度性条件下多样性的民主转型结果,唯有引入“人”的视角才能弥补各种解释框架无法覆盖的地方。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人”更多的是指“政治精英”,即林茨所说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政治精英未必是指掌握正式政府权力的人,而是指对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影响的行动主体——除了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也可以是公民社会、媒体、反对党、街头运动甚至市场当中的领导力量。这当然不是说普通人对于民主转型不重要,而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转型时代,对于把控政治方向,政治精英往往比普通人具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权力优势。

   其次,这是一个强调“观念”的视角,即强调政治精英对民主的理解方式具有重大后果。显然,一个人的行为不仅仅由其观念所决定,对利益的“理性计算”往往深刻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而理性计算往往由一个人在权力和经济体系当中的位置所塑造。但是,对特定位置的人而言,很难说有某种“客观理性”。理性本身往往与一个人的观念相互塑造,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会有“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区别,清廷当中为什么会有“慈禧”和“光绪”的区别,苏东阵营当中为什么会有戈尔巴乔夫和齐奥塞斯库的区别。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观念视角和政治文化视角具有相通之处,但是不尽相同。当代“政治文化”研究强调的是“大众文化”(往往以大规模抽样调查为基础),而本文更关注政治精英的政治观念及其引发的行动。固然,正如英格利哈特和威尔泽尔所指出的,大众文化对于精英文化具有一种“上渗”的作用,22但是,在特定历史时刻,精英的政治观念可能超前于也可能落后于民众,并反过来通过他们的权力和资源优势塑造大众文化。

   民主观念在何种意义上“分叉”?大体而言,政治精英可能对民主概念采取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实体性理解”和“程序性理解”。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理解“民众统治”(rule by the people)的规范性含义:到底“民众统治”意味着定位一个边界清晰且具有道德先天优势的“人民”实体,并将其意志作为公共决策的绝对基础,还是指程序上而言,所有民众都有平等地参与政治对话的机会,而这场“无尽的对话”构成政治决策的基础?前者意味着民主是一个通过选举“发现人民”,并因为“人民”的道德优势而将选举授权不断放大的过程;后者则意味着民主的真谛在于组织一场开放、持续、包容性的制度性对话,而民主的质量取决于这种制度性对话的开放、持续和包容程度。根据程序性民主观念,这一对话框架不但从技术上不可能发现一个固化的“人民”群体(“阿罗悖论”的政治推论),23而且其开放性、持续性和包容性的要求反对寻找这样的群体。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本文无法追溯这两种民主观念的历史根源与演变(笔者将另文分析),只将对这两种观念所带来的不同民主模式及其对民主稳固的后果辨析一二。

   不同民主观念引发的政治行为非常不同,可以体现在政治动员、对选举的态度、权力结构的塑造、对政治反对派的态度以及对宪政规则的态度上。表2列举了两种民主观念渗透到政治过程的这些方面时,主要的差异表现是什么。这些不同,最后汇总起来,就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民主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表2列举的是一种接近于“理想类型”的差异,现实中的第三波案例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但又有所偏向。同时需要指出,尽管两种民主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它们又分享着“共同的底线”:竞争性选举,并且其选举结果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有无“结果开放的竞争性选举”,构成两种民主模式共同区分于威权政体的特征。

   赢者通吃式民主vs. 多元制衡式民主的区分,似乎与利普哈特的民主二分法(多数式民主vs. 协作式民主)有相通之处,但其实非常不同。利普哈特是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来区分民主模式(选举制度、行政-立法机构关系、联邦制等),而本文是从政治精英的行为方式出发区分不同类型的民主。正式的制度安排固然影响民主的稳固,但就转型期而言,过于强调正式制度对于民主稳固的影响力,解释力有限。一方面,在威权主义巨大的历史惯性下,转型初期正式制度安排往往不能立刻扭转人们的行为习惯;另一方面,转型期往往是制度尚未成型的阶段,此时往往不是正式制度决定人们的行动,而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决定着正式制度如何“尘埃落定”。

   不同民主观念和模式,深刻地影响着新生民主的稳定性。表2中列举的政治过程的五个方面,可以说构成了民主模式影响民主稳定性的五种机制。

   首先,将民主之“民”理解为一个边界清晰、排他性的、道德化的实体,扩大社会裂痕。实体性民主观念倾向于以“人民-敌人”的二分法理解社会构成,在整个社会中“划分敌我”,因此其动员机制常常是神圣化“人民”并辅之以妖魔化“敌人”。这种敌我划分在不同国家的标准不同(可能是阶级、宗教、种族、民族或者部落等),但不管标准是什么,具有一定阶级、宗教、种族或民族部落属性的“我们”才构成“民主”当中的“民”,而被“选中”的“民”具有道义上的天然优势。“他们”则是“敌人”,在道德上被赋予“原罪”。在这种观念下,政治动员往往成为一个动员“我们”对抗“他们”的过程。

   程序性民主观念则倾向于认为,不存在一个具有道德先天优势的、排他性的、内部利益一致的“人民”实体——鉴别这样一个实体在技术上不可能,在道义上则不正当。“民主”当中的“民”只能是一个多元的、包容性的、道德中立的概念。既然民主的本质在于塑造一个开放、持续、包容性的“论坛”,那么,这个“论坛”越开放,越持续,越具有包容性,就越民主。即使“多数原则”作为一个决策技术有其必要性,但这只是民主理念的一个权宜之计,必须依靠其他策略来缓解这一原则可能的危害——策略一,选举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最终可能将“多数原则”引向“平等原则”;策略二,稀释选举在整个民主过程中的权重,将其视为民主的必要但绝非充分条件。

现代政治以政党为轴心的特性决定了,即使是在程序式民主观念下,政治动员的对象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派系性。即使在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政党也有左、中、右之分,地方性或族群性政党也很普遍。但在程序性民主观念下,不同派系——只要不反对非暴力的政治对话本身——具有对等的政治对话资格。政治精英避免从道义上妖魔化对手——即使否定对手政治理念的正当性,也同时承认其政治对话资格。而且,在程序式民主观念下,由于“民”的政治资格来源于参与公共对话的意愿与努力,而非其固化的身份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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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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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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