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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勋等:走出韦伯神话(三)

——《儒教与道教》发表百年后之反思

更新时间:2016-06-03 00:04:29
作者: 梁治平 (进入专栏)   高超群   黄万盛   苏国勋 (进入专栏)  

三、“资本主义精神”问题

   高超群:儒学与中国企业制度的两种范式

   我想主要谈谈韦伯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以及我的一些思考。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非常受启发,大家的讨论都比较理论化。可能跟自己的学科有关,我想尽可能地从一些具体的、实证的角度出发。走出韦伯神话,我想我们不能以进入一个新神话的方式来走出一个老神话。如果真的存在韦伯神话,那么我们要走出“神话”,或许可以尝试实证地、严谨地研究一下韦伯提出来的这些命题。如果这些命题确实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无论它是什么中心论的,都是有道理的。如果经验的研究不能证实,那么它就只是一个“神话”而已。没有哪个中心论天生就是对的,欧洲中心论不是,其他中心论也不是。这是我发言的出发点。

   总体来说,韦伯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影响比较小,远远不及马克思、斯密。就我所了解,可以说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经济思想史。这方面大家比较熟,像余英时先生就儒教伦理对韦伯的回应。应该说经济思想史的一些基本范式和问题意识,是围绕韦伯来展开的,所以在这个领域,韦伯的影响最大。二是在经济组织的研究当中,比如说商会、行业组织等,因为这些研究牵扯到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这些研究,也常常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结合。三是企业史研究,我今天想重点谈谈。企业是一个微观的、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承载机构,有较多的实证研究和韦伯的基本命题密切相关。

   在谈企业史之前,我还想介绍一下经济史研究中有关宗教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韦伯认为在所有宗教中,只有新教伦理孕育出了节制、勤奋、乐于储蓄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其他的宗教,则没有出现类似基督教的这种革新。上午黄万盛老师在发言中做了一个提示,他说,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回事。这个提示很重要。但我想,资本主义精神应该是比其他的精神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不会是相反的。也就是说这种精神应该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中得到证成。其次,韦伯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也是为了解释工业资本主义在某些地区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所以我想,用新教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来检验韦伯的理论,也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宗教信仰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史研究当中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不仅仅是因为韦伯的缘故,而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导致经济发展的根源。其中有一些人就认为,宗教信仰,或者说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斯密、马歇尔以来有许多经济学家尝试度量和解释在经济发展中文化的作用有多大,其发挥作用的机理是什么。最近这些年,学者们用量化的方法研究了很多宗教,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犹太教,还有很多小的宗教也出现了一些不错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对儒教的定量研究并不多见。他们研究了宗教对工作态度、储蓄、风险、诚信、互信等方面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涉及具体的教义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如说伊斯兰教斋月、朝圣制度,以及对于利息的禁止等等。这些定量的研究,并不是最后的答案和结论,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定量的方法本身有局限,另外数据的获得、指标的选取都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和改进的空间。

   这些研究也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总体来看,从宏观上,较多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宗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负面的,不仅仅是东方的宗教,还包括基督教。但在微观的层面上,大多数实证研究则倾向于认为,不管是西方宗教,还是东方的宗教,在合作博弈、公共品的提供等方面,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存量,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贝克尔和沃斯曼有一个影响巨大而又富有争议的定量研究,也和我们今天讨论韦伯的基本命题有关。他们研究了新教到底对经济发展有没有作用。他们选取了1900年前后德国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计量,发现新教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有意思的是,如果把当地的识字率和新教同时作为变量来考察的话,那么它们对经济影响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是如果把识字率的因素去掉,新教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不显著的,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起作用的是识字率而不是新教,因为新教要求每一个教徒直接阅读圣经,因此提高了新教地区的识字率,识字率的上升带来了人力资本的提高,并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2014年香港科技大学的白营和龚启圣教授用中国近代的数据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研究。他们基本上是证实了贝克尔和沃斯曼的结论。在中国,有新教传播的地区,经济发展确实要好一些,但是原因在于新教促进了教育、医疗机构的建立、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从而导致了人力资本的增加,而不是新教伦理本身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些定量研究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其结论也远远不能说成为基本共识。但是我想,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宗教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贡献的大小、发生作用的机制都有启发,他们的努力使得我们可以更深入、细致和理性地探讨韦伯的命题。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我想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或许要比韦伯所观察和讨论到的更复杂一些。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对韦伯的判断下十足可靠的结论,说它是正确的,或者说它只是欧洲中心论制造的一个神话。

   关于中国企业史的研究,实际上背后的问题与《儒教和道教》一书的主旨密切相关。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当中,儒教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企业的发展,来实证地、历史地考察一下,韦伯对儒教的论断是否正确,以及这一论断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对于传统时代儒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家提到了法制的作用。在契约、宗族、产权等方面一些新的研究也都更倾向于认为,儒教的主张及相应的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有着正面的作用。我们越来越不敢说,是儒教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当近代企业制度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的应对方式,以及在这种应对中,儒教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效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港台地区经济高速发展。这一现象对韦伯的命题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激发了很多研究者尝试加以解释。其中美国社会学家韩格里的研究团队的成果最为卓著。研究的初衷就是针对韦伯的新教伦理假说的。他们通过对港台地区企业内部关系的研究,最后由黄绍伦提出了“企业家的家庭主义”来与西方理性化、科层制下的企业制度加以比照。黄绍伦认为这一企业制度有三个层面的特征:“家长式统治”、“裙带关系”、“家族企业”。而戈登•雷丁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理论抽象,提出了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具体到企业制度,雷丁认为华人资本主义表现出如下特征:“家长式管理、私人化特性、机会主义以及灵活性……它没有遵循西方的专业化、官僚化以及中立化的模式,也没有追随日本在综合商社或联营公司内部建立的有力的,非正式的跨组织联合模式。”⑦高家龙教授延续了这一研究思路,提出了社会关系网络,来和钱德勒(高家龙认为其背后是韦伯)的所谓西方企业的“管理层级结构”比照。

   这种基于港台企业的经验研究揭示了一种儒家适应现代企业的典范。它的突出特征是家长制、裙带关系和灵活性,的确与西方的企业制度、企业家有着较大的差别,与韦伯的理论图景也不一致。

   雷丁所谓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很明显是一个和新教伦理对应的概念。这种精神下的企业,就是儒教伦理在适应现代企业时所创造的一个典范。应该说,在现实层面,这个典范是成功的。一般来说,这种企业可能有一个很强势的家长式的企业家,他或者他的生意伙伴和管理阶层有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在经营上非常灵活。但企业家和工人的关系通常是比较冷漠、简单的,工人仅仅是为了更好的经济报酬而工作,他们对工厂和企业主并没有更多的期望。对于工人而言,“只要其他地方可以提供更高的工资,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他们都会离开现在的岗位”。而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只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不至于妨碍生产”,⑧并不在意工人的其他方面,也不认为自己对于工人负有教导和塑造的责任和权力。

   很明显,这种企业模式是中国人应对现代企业的一种解决方案。在当时的研究者看来,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或者说儒家伦理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是儒家式企业模式的唯一形态。事实上,在近代中国大陆,企业家同样借助于儒教的伦理传统,创造了另外一种企业模式。从表面来看,可以说与上面所说的这种港台“华人资本主义精神”完全不同,乃至相互对立。

   中国近代企业的建立,受到儒家伦理的阻挠是非常小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儒家士大夫虽然也有过一些批判和抵触,但总体来说是积极拥抱这一组织生产的方式的,士绅们很快就以各种方式投身工商业生产,并因此出现了“绅商”这样一个名词。如果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近代企业在中国的诞生是比较顺利的。企业家遇到的最大阻力,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正面抵制,而是在企业内部秩序的建立方面,在于如何管理工人,并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是费孝通等人多次强调的“这辈带着土气的农民能否顺利的变成工人就成了新工业是否顺利诞生的关键”,他们“认为中国工业化的基本问题是在如何使一辈农民变为工人”。⑨

   如果按照韦伯专家本迪克斯的说法,所谓企业管理理念就是在经济事业中使权威合法化,并且使权威的运用理性化的所有思想,那么中国近代企业家在这种权威合法化的过程中,当他们尝试把脱离土地的农民以机器为中心组织起来生产的时候,遭遇到了一些虽不激烈,但足够顽强的抵抗。

   这一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当企业试图扩大纵向一体化的范围,把雇佣和管理工人的权力从各种类型的工头手中收回的时候,遭到了工人和工头联合一致的顽强抵抗,哪怕这种改革会给工人带来更多的收入和福利。工人表现出对于血缘、地缘和拟血缘组织的强烈依赖和信任。这一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企业展开大规模科学管理改革的时候,表现非常突出。无论是私营的、公营的还是外资企业,乃至共产党所办的企业中,都是如此。

   另一个方面,则是工人的劳动积极性问题,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这里与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⑩而近代中国的工人,对于严格的劳动纪律,乃至对于提高效率的措施都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和抗拒。当然,这是与管理制度相对而言的。当时的企业家对此多有抱怨,时人认为是“手艺工人与农人的心绪均是宽驰惯的,特别是农人,尤不惯于工厂中的纪律及紧张生活”。11当时有共产党背景的一些社会调查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在共产党的企业中,无论是江西还是延安的企业当中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或者说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比如1934年,刘少奇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中说道:“在目前我们的工厂中,废除工头的制度不要管理员,还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国家工厂中可以说还没有什么劳动纪律。没有稍微完备的厂规。以至有些工人自由旷工,迟到一二点钟上工,假装生病请假,不服调动,自由离开工厂等破坏厂规与纪律的行动,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甚至工厂还照常付给工资。自然少数人的这种行动,可以影响到大多数人不遵守厂规。”12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近代企业当中工人有着较大的劳动自主性,或者说工人受到的压榨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近代中国工人受到较为严厉的管制和盘剥也是确凿的历史事实。我认为,这两种现象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类似的现象,并不是只发生在中国。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出现时,由于生产习惯、劳动强度乃至价值观的冲突,引致的人类的普遍反应。亚当•斯密就曾经发现“闲荡、偷懒、随便这种种习惯,对于……农村劳动者,可说是自然会养成的,甚而可说是必然会养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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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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