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存娜: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心理分析

更新时间:2006-06-26 22:38:07
作者: 李存娜  

  

  [摘要] 心理学的视角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它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外决策却是不可替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心理视角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对外决策研究领域。其中, “认知以何种方式对决策产生了什么影响”是一个核心问题。在运用心理学的视角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时,必须注意其适用性。

  [关键词] 认知;心理;对外决策;国际关系

  

  “对现实的‘认知’, 就是决策者头脑中的‘现实’”。〔1〕“决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印象’,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来做出反应的,不管这种印象是否正确”。〔2〕“人对现实的‘认知’,而不是‘现实’本身,对于理解决策行为至关重要”。〔3〕

  这种对“人”的“认知”的关注,正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理分析的特点所在。在此视角下,消隐的个人从此由模糊而清晰,渐次显现出轮廓、血肉、个性,而国际关系也褪下了抽象的面纱,还原出由具体的、特殊的、有能动作用的个人所发生的行为构成的现实。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心理学的视角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目前还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它所倡导的由外到内、由上而下、由宏观到微观的特殊视角,是物质主义的宏大理论所不具备的,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有益的补充,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4〕本文旨在对利用心理视角取得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知识性的梳理。

  

  历史和逻辑的缘起

  

  运用心理学视角、关注心理变量的国际关系研究,大都属于国际关系学中对外决策研究(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 FPDM) 的范畴。〔5〕实际上,从一开始,正是对外决策研究的奠基者为心理学进入国际关系研究打开了大门。换言之,心理学方法大量进入国际关系研究,是行为主义革命作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结果。

  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 和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 h) 认为,国际关系和心理学的联系其实早就存在了。但是,这种联系是单方面的,最早是心理学家开始涉足国际关系问题,主要关注的是战争的起因,以及制止战争的方法。国际关系学者却反对心理学的视角,其本质上是对任何个体层面的视角感到怀疑(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虽然都包含了关于人性的假设,但是把这作为不言自明的哲学前提,而没有运用心理学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 。〔6〕摩根索还说过这样的话:“仅仅通过分析政治家的动机来寻找对外政策的线索,这是白费力气,而且靠不住。”〔7〕沃尔兹也认为,心理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微乎其微。〔8〕

  虽然当时心理学在国际关系学界遭到冷遇,但在其他学科却不这样。1940 年代末和1950 年代初,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都在解释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原因时积极引入心理学的视角。〔9〕这种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视,无疑对国际关系学界也产生了示范效应。而且,在行为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已经开始对现实主义感到不满。在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时,现实主义将国家抽象为统一的、理性的、没有个性特征的行为体,认为个人在国际关系中并不重要,国家行为是由国际体系中客观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决定主义论) 。但是经验事实却在表明:个人在许多情况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现象缺乏解释力。〔10〕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 R. C. 斯奈得( R. C. Snyder) 、H. W. 布拉克( H. W. Bruck) 和B. 萨宾(B. Sapin) 关于对外决策的研究,〔11〕使他们成为首先把行为主义科学方法引入国际关系中的对外政策研究、〔12〕也是第一次把心理变量引入对外政策研究〔13〕的学者。他们将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看作一个个具体的决定,这些决定不是由抽象的国家,而是由活生生的、具体的、可观察的个人做出的。要解释国家的对外政策,关键就在于要理解这些决策者的决定。而决策者的决定,是其认知的结果,是对环境加以界定( definition oft he sit uation) 后做出的反应。〔14〕这样,由于斯奈得等人的工作,决策者的认知在国际关系学术史上第一次成为关注的中心。〔15〕以后,国际关系研究中又陆续出现了一批侧重于心理分析的研究成果,以至于有人认为国际关系心理学已经形成。

  

  变量、问题和理论

  

  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心理视角下,一个共识是:在外部刺激和决策者的决定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即认知过程,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对环境的界定”,正是在这种“界定”、判断的基础上,决策者才采取相应行动的。认知过程也是心理变量对外部信息进行过滤、处理的过程。这些变量包括印象/ 意象(image) 、信念/ 信念体系( belief/ belief system) 、知觉/ 错误知觉(perception/ misperception ) 、认知( cognition ) 、个性(per sonality) 、情感(affect) 等。在印象、信念、认知、知觉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联系,我们可以把“信念/ 信念体系”、“印象”、“认知/ 知觉”看成是非个人特有( non-idiosyncratic) 的心理变量,把它们通称为“认知”。

  认知,是国际关系中心理分析关注的中心。从研究问题来看,已有研究集中于两类问题:第一,认知是怎样的? 第二,认知以什么方式对对外决策发挥了什么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核心所在。

  一、认知的内容

  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所拥有的印象、信念、认知是怎样的呢? 即认知内容是什么? 既有研究根据不同标准对认知进行了不同的分类。研究目的不同,分类的方式也不一样。

  根据指向的不同,迈克尔·W ·理克特(MichaelW. Richter) 将认知分为4 种基本类型,即对任何一方来说,都存在4 种基本的认知:我方对自己的认知,即自我认知( self2perception) ,我方对他方的认知(perception of t he ot her side) ,我方对“他方对自己的认知”的认知(imagined self2perception) 以及我方对“他方对我方的认知”的认知(imagined perception of the otherside) 。在此基础上,理克特又引入对语言“战略的使用”( st rategic use of language) 和“规范的使用”(normative use of language) 这两种情况,从而又增加了两组认知:第一组是战略意义上使用的认知,即故意捏造的、不真实的认知,第二组是规范意义上使用的,即应然意义上的认知,然后,把“战略意义上的使用”和“规范意义上的使用”结合起来,又形成了一组认知,即故意伪造的应然的认知。理克特把认知非常细致深入地分成了16 种类型,有助于人们理解实践中认知的复杂性。〔16〕

  认知客体有很多,其中被关注最多的还是国家。由于许多人试图通过心理视角来寻找国际冲突的发生机制,所以和冲突相联系的“敌人印象/ 意象”(enemy image) 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正如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K. Herrmann) 和迈克尔·P ·菲瑟凯勒(Michael P. Fischerkeller) 所言,国家间的敌对关系决不是国际关系的惟一类型,所以敌人意象也不是对国家的惟一认知类型。这两位学者根据3 个维度把国家意象分成了5 种。“这个国家代表着威胁还是机会?”“其相对实力如何?”“其文化和行为规则是什么?”就是据以判断的3 个维度,对这3 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产生了5 种国家意象的理想类型:敌国(enemy) 、堕落者(degenerate) 、殖民地(colony) 、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 、盟友(ally) 。这5 种类型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特点和本国可对之采取的应对方式。〔17〕玛莎·L ·考特姆(Mart ha L . Cottam) 根据对象国的特性(包括军事力量、国内政策、经济结构、文化、灵活性等具体指标) 、可对之采取的行为(外交途径、军事方式、经济手段、无所作为,或者诉诸国际论坛) 、与之相联的重要事件这三个标准,把国家分为7 种类型: 敌人、霸主、敌人的附庸、中立国、盟友、本国的附庸、本国的傀儡。〔18〕这7 种认知类型也提供了理解国家间关系的一种视角。

  关于个体的认知内容分析,已经发展出了两种应用比较广泛的模型,即行为法则(Operational Code , OC) 和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 , CM) 。行为法则这个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但是,对行为法则做出最大贡献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L ·乔治(Alexander L . George) 。乔治在1969 年形成了关于行为法则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是关于决策者个人信念、认知研究的一个基础。虽然后来又有学者先后对这个框架提出质疑或改进,但并没有改变它的主要面貌。〔19〕

  乔治使用行为法则指称决策者对于政治和政治世界的根本信念,这些信念互相联系,构成一个等级体系,它们是对关于政治和政治行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一共有10 个,其中5 个是“哲学性问题”(philosophical questions) ,5 个是“工具性问题”(instrumental questions) 。哲学性问题是关于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而工具性问题是关于政治行为体达到目标的手段的问题。哲学性问题包括: (1) 政治生活的“根本”属性是什么? 政治世界从根本上是和谐还是冲突的? (2) 政治对手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 (3) 最终实现自己根本的政治价值和愿望的前景如何? 可以对此感到乐观吗? (4) 政治的未来可以预测吗? 如果可以,在什么意义和什么程度上可以预测? (5) 个人对历史发展能施加多少“控制”力? 一个人在按自己的意愿推动和塑造历史时,能起多大的作用? 换言之,“机遇”在人类事务和历史发展中起着什么作用? 工具性问题包括: (1) 设定政治行为目标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2) 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实现行动目标? (3) 对政治行为的风险如何计算、如何控制,又如何接受? (4) 推进个人利益的最佳行动“时机”是什么? (5) 推进个人利益的不同方式和策略都有什么用处?

  与行为法则经常被相提并论的是认知地图。认知地图是“反映与特定问题相关的信念结构的一种方法”,〔20〕是“关于一个人信念体系的数学模型”,〔21〕发展得相当成熟。认知地图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C ·托尔曼( Edward C. Tolman) 提出的,〔22〕G. M. 博纳姆( G. M. Bonham) 和M. 萨毕若(M.Shapiro) 首次把它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23〕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却是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 于1976 年主编的《决策结构》一书。简单地说,认知地图包括两方面内容:概念(concept ) 和表示因果关系的信念(causal belief ) 。前者是变量,后者则表示变量之间的关系。认知地图非常强调因果关系,因为因果关系是在外交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种关系。通过建立因果关系链,认知地图可以为决策者和分析家提供一个直观的清晰图景,使其全面考虑一个决定可能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

  二、认知和对外决策

  不同的认知,可能导致不同的国家对外政策。认知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对决策者个人的影响来实现的,是存在于认知过程的认知心理发挥作用的结果。

  1. 认知如何影响对外决策

  O. R. 霍尔斯蒂(O. R. Hol sti) 在1962 年就提出了关于信念体系在外交决策中作用的假设。他认为,这种作用既可能是直接的,即可以直接指导决策目标的确定,也有可能是间接的,即在决策过程中对信息进行审查、选择、过滤、组织、报告等等,通过这种“对环境的界定”,从而影响决策结果。〔24〕

  玛莎·L ·考特姆则强调认知过程中“类型”的作用。基本假设为:决策者通过形成对不同国家的不同认知类型来认识世界,并做出判断。决策过程中涉及两种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997.html
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