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曾提出“轴心时代”这一重要概念，用以指称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中东、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文化大爆发现象。这一时代的特征，是人类文化在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领域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影响所及，直到2500年后的今天。汤一介先生提出“新轴心时代”的概念，即为一例。
这个时代是如此辉煌，以致一提及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我们就立刻会联想到古代希腊、释迦牟尼、诗书礼易、孔孟老庄等轴心时代的文化成果。在这些伟大成果的遮蔽之下，我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早在轴心时代之前3000年，两河流域即出现了钉头字，尼罗河流域出现了圣书字(参见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轴心时代之前1000年或更早，在黄河流域出现了“汉”字。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文字的产生，其意义并不亚于轴心时代的文化大爆发，甚至毋宁说，对于文明而言，文字的产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轴心时代”，文明虽是爆发式的“增长”，但仍然是一个“从小到大”的增量问题，而对于文字的产生来说，则是一个“创世”性质的、“从无到有”的伟大飞跃。
轴心时代产生了孔孟老庄等最具代表性的伟大成果，这些成果确实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要说他们“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则似乎不太确切。这些成果气象磅礴，体系宏大，成熟深厚，其代表的时代正是中国文化的“展开期”，而不可能是“发源期”。如果将中国文明比喻为长江大河，那么，很显然，处于中国5000年文明史时间之轴中段的轴心时代，就已经是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江河中游，若论“中国文化的源头”，可比之为青藏高原江河之源者，正是远在“轴心时代”之前以汉字为代表的诸多文化成果。研究这些文化成果，特别是研究汉字创制这一伟大的飞跃，对于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探寻诗书礼易、孔孟老庄等轴心时代前后诸多文明成果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现在所见年代最早且较为可靠的甲骨文，约在“盘庚—武丁”时期，距今约3300年。此一时期的汉字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而这一成熟过程至少也需要数百年上千年的时间；因此，汉字产生的年限，就应该在距今5000年(或更早)至33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陶寺遗址出土的“文尧”二字，距今约4500年至3900年)。这一以汉字创制为标志性事件的伟大时代，远在“轴心时代”之前，因此，可顺理成章地将这一时代称之为“前轴心时代”。
“前轴心时代”早于轴心时代数千年，这一时代的汉字等文明成果，是中国文化最早的源头之一。汉字作为成熟的文化形态，早于孔孟老庄数千年，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哲学美学观念。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精神，“华夏雅正”的正统观念，在相应的汉字谱系中都有初步的体现。
中华文化在轴心时代形成了以“仁义”为核心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体系。这一价值观念从萌芽到最终形成体系，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过程。我们可以从“前轴心时代”所形成的“人系汉字”来探讨其来源。在汉字谱系中，从“人”及从人的身体各部件的汉字，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和众多成员的庞大谱系，这一谱系蕴含了“人是世界的中心，是万物的尺度”和初步的“天人合一”观念。人是他所面对的对象世界的主体，人从自身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以自身的价值来衡量世界。作为汉字的创制者，他们将整个世界理解为“以人为中心的天—地对立统一系统”——“人” “立”于“天”地之间，形象伟“大”，富有“文”彩，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远古先民们正是以“人”为“本”，处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认识、反映并创造对象世界。
人类有观察并且归纳抽象的能力，人类所观察、归纳、抽象并加以描述的对象，是人“眼”中的世界，是人的感觉器官所感觉到的“物象”。从物的角度来说，它们是“物自体”，但从人的角度来说，它们是人的感觉中的“象”；主体用文字的形式，将感觉中的象描述显现出来，成为“物象”——既是“物自体”，也是“主体眼中之象”。例如，甲骨文“象”、“牛”、“豕”、“犬”、“马”等文字，显现的既是“物自体”本身，也是主体心目中的“对象”——象，突出长鼻；牛，突出弯角；豕，突出大肚子；犬，突出卷尾巴；马，突出鬃马及散尾。这些都是人的感觉之中的“物”，它们在主体的感觉中，已经与“物自体”有了很大的差异——主体抓住了对象的某一特征，用这一特征去有选择地描述对象，而舍弃“物自体”作为“物”的大多数性状。
人作为世界的中心，他的对象，除了客观的物理世界，还包括更为复杂更为丰富多彩的“人心中的世界”，即经过主体心灵抽象、加工，甚或扭曲的对象。这种对象并非感觉世界中的“物象”，而是“人心营构之象”，是心灵对于主体、对象及其关系的抽象而生成的概念范畴，如“德”、“美”、“良”、“阳“等。汉字中有很大一部分所对应的，并不是物理世界而是心理世界中的事物，是自然界所没有而由人类心灵所创造之“物”，是“心中之象”，是“人”这一中心的衍生之象。
汉字反映、描述乃至创造了“人本身的形象”、“人心中的物象”、“人心营构之象”，并将这三个层面的对象世界与人这一主体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统一完整的世界，体现出初步的“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同一”即“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从而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又如，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对于所谓“蛮夷戎狄”的“华夏雅正”观念。这一观念至迟从夏代就开始萌芽，一直到战国或秦汉间的《毛诗大序》的“雅正说”才最终形成。我们可以从“乌雅华夏”这一汉字家族中诸多成员的初文和本义以及这些成员间的内在联系，来探讨“华夏雅正”这一观念的形成。
甲骨文 “舄”字，此字与金文相比较，是其喙部笔画作三，似是突出鸟舌，疑该字或为“乌”字初文。“乌”在秦地称为“雅”。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自序》中认为，“雅”与“乌”的关系为：“开口雅而闭口乌。”也就是说，乌、雅，所指为同一对象，只是因方言不同，而读音为文稍有不同。乌雅善鸣，先民遂以其“乌乌雅雅”之声指称此属鸟类，并将自己的言语系统称为“雅言”。
夏商周三大族群所在之地鸟类众多，比乌鸦更漂亮鸣叫更动听者众多，为什么华夏先民偏偏选中了乌鸦作为代言人呢？学界一般从“日神—乌鸦—扶桑”神话系统中寻找答案。《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华夏先民何以将“日、乌、桑”这三种原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学界有所谓“太阳黑子说”，但这一观点仅能勉强解释“日中有乌”，而不能解释“乌负日”。笔者认为，“乌日桑”原为中原自然常见之景——每当清晨傍晚，日于林间升落，而有无数老鸦，立于疏枝之上，仰天呱呱，而天幕间有一轮红日映衬，其时，日在林间枝上，一乌在日中，数乌在日旁，呱噪不已，恰似一幅皮影戏图。先民熟见此景，图像于心，日积月累，依“接触律”、“相似律”，加之以想象升华，遂有“乌日桑”之神话传说。
“乌、雅”与“华、夏”有密切的相关关系。我先民之所以自称为“华、夏”，亦可从华夏二字初文寻绎。华，繁体作“華”，后俗写作“花”，《说文》卷六下：“華，荣也。”華、花应为一字，仅古今繁简不同。在甲金文、六国古文中，“夏”字多从日、从页、从手、从足。对于“夏”字构形的含义，虽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夏的初文，是一个人，此人稽首拱手立于阳光之下，突出其首、手、足，而以旁出部件“日”，强调人与日之特殊关系。自称“夏”，就是如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自认为是太阳神的子孙。
“乌、雅”与“华、夏”这两组字，从上古到现在，其读音相同或相近，“华、夏、雅”三字在一定场合常可通用，其义则有一“交集”——都与“日”有关。天人原本相分，人不能飞天，而日光可下达于地，太阳鸟可上通于天，天人之通，惟有借日光及太阳鸟为中介为使者。华(花)，是日之精华凝于植物者；夏，模拟人注视或膜拜太阳。主体膜拜太阳这一对象，体验其对于人类的“本质”意义——光明灿烂、生命之源，形成同一概念，而随直观场景不同，用不同的图像表达同一个与“日”相关的观念：在动物为“乌”、“雅”，植物为“华”，用以测量太阳运行的仪器为“华表”，发声为“呜”、“呼”，构成语言系统为“雅言”，族群为“夏”，族人所聚为“厦”，季节为“夏季”，文化影响所及者则为“诸华”、“诸夏”，复言之则为“华夏”，其礼乐制度的特征为“雅正”，诗歌乐舞名为“大雅”、“小雅”、“九夏”。“乌雅华夏”，同是表达对于阳光灿烂的强烈情绪反应，其发声3000年来稳定如一；直至近代，西秦故地的《信天游》，仍有歌颂“太阳”的“呼儿嗨约”。由此可知，“华夏雅正”的正统观念，其来源正可在“乌雅华夏”字族中寻绎。
在上述汉字中，有些文字可能在草创时期就已具备了抽象的含义(例如“美”字)，有些是在汉字创制之后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逐步获得或形成的(例如“德”、“阳”等字)，有的字及其抽象含义甚至是在轴心时代之后才产生的(例如“雅”，今所见最早为秦代文字)，但这些文字所蕴含的概念以及这些文字在历代文本中的使用，却多数与这些汉字的“初文”及“本义”高度相关。如果我们希望“寻根溯源”地追寻那些伟大文化成果(特别是轴心时代的文化成果)的源头，那么，从汉字的初文及本义入手，“以字通其辞”(戴震语)，则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