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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启川:我国交通警察权力配置:价值维度与改革框架

更新时间:2016-05-31 23:42:56
作者: 刘启川  
交由社会机构予以完成,比如科研院校。②至于交通安全教育,尽管可分为制裁性质的强制性交通安全教育与非强制性的交通安全教育,但是将该事项交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实施,是不存在问题的。果如是,加之车辆登记、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驾驶培训学校一并纳入交通主管部门的辖制范围,更便于交通管理的系统化与科学化。③针对停车场设置或管理主体在较多情形下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状况,同时,鉴于实践中也多有城市管理部门或交通行政部门设置与管理停车场,很有必要将相关事务工作交由城市管理部门或交通行政部门,公安交管部门只负责行政协助便可。④对于交通信号灯而言,《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相关规范并未明示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机关。吊诡的是,同为交通信号的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却予以区别对待,置于不同机关的管制之下: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是由交通行政机关设置与管理的;[37]交通信号灯是由公安交通部门负责设置与管理。[38]对此,笔者以为,可以参照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将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权一同由交通行政部门。

   与此同时,需要明确,交通信号灯的管理权仍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享有。这是因为,与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性质不同,交通信号灯具有灵活性和动态性,可以经由信号灯对交通秩序加以动态管理,基本上与交通警察的指挥类似。藉此交通警察可以根据交通路况实际需要对交通信号灯予以即时调整,实现对交通秩序与安全的延伸指挥。质言之,交通信号灯基本上可以视为交通警察维护交通秩序的重要形式。当然,交通信号灯的管理权归于交通警察,也与“新秩序观”之交通秩序中心化的理念相符。

   (4)例外情形下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设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秩序观”更应在道路交通面临突发事件之时有所体现。应当赋予交通警察设置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即时权力,以尽快的恢复交通秩序。譬如,日本《道路交通法》第4条作了明确规定:“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认有防止道路危险及其他谋求交通安全与顺畅,或防止交通公害及其他道路交通障害之必要时,依政令之规定,得设置、管理道路交通号志或标志等,实施交通整理,禁止行人或车辆等通行,及实施其他道路交通上之规制。”道路交通秩序或因人为事故或因自然灾害出现混乱失序之时,赋予交通警察设置与管理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即时权力,其意义自不待言。当然,该即时权力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对于突发事件只是表现为突发性的的一般事态,警察为有效处置而采取的一些缺少法律授权的措施,甚至可能是和法律规定不符的措施,但却具有良好的效益,该措施并不见得不容于法治社会,也不应轻易地否定其合法性,其正当性更多地可以从紧急避险理论中获得。[39]当然,为防止该项权能的恣意,应以法律规范明定具体适用要件为宜。

  

   注释: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城市交通发展的制度平台与法律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1&ZD160)、2015年度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道路交通警察权力配置的法治路径”(项目编号:15SFB3013)、2015年度江苏省法学会课题“我国交通警察权要素研究”(项目编号:SFH2015C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经查证相关法律规范发现,我国交通警察权能其他事项包括:车辆登记、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驾驶证申领(发证、换证、补证)、指导道路交通安全科研工作、交通安全教育、停车场设置与管理、交通信号灯设置。

   [②] 以停车场设置、管理为例。目前地方性规范对于停车场设置、管理等相关事宜并未予以统一规定,并且,现有规范对这一问题的规定较为混乱。依据《天津市停车管理办法》第5条、《福州市停车场管理办法》第3条、《兰州市机动车停车场规划建设和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可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么负责停车场管理,要么作为主管机关决定所有事务,要么只负责停车场设置。

   [③] 李震山先生意识到这一问题,然而只是简单地做了主观推测,并未深层次解读当前制度设计的根由。参见李震山:《道路交通安全行政法制之建构与问题举隅》,《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63期。

   [④] 参见余秀豪:《警察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13页。

   [⑤]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9页。

   [⑥] 英国学者W.Friedmann氏主张,一个现代国家其政府应具有秩序维持者、社会服务者、企业经营者、经济统制者、仲裁者等五种机能。参见施启扬:《民法总则》,自刊本1996年版,第403页。

   [⑦] 熊樟林:《行政处罚上的空白要件及其补充规则》,《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

   [⑧] 参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1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1条。

   [⑨] 李震山:《警察任务论》,登文书局1998年版,第18-19页。

   [⑩] 今天的社会大众是用双重标准在要求警察:期望他们一方面人性化,再方面又能非人性化。参见李湧清,徐昀:《警察行政与刑事司法的经济分析》,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42页。

   [11] 李震山:《警察任务论》,登文书局1998年版,第24页。

   [12] 李震山:《警察任务论》,登文书局1998年版,第17页。

   [13] 参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

   [14] 梁添盛:《整建我国警察权限法制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6页。

   [15] Scholler:《德国警察与秩序法原理》,李震山译,登文书局1995年版,第79页。

   [16] 参见Baruch Fischhoff, Stephen R.Watson,Chris Hope:《界定风险》,载金自宁编译:《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17]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18] 李震山:《警察任务法论》,登文书局1998年版,第33页。

   [19] 李震山:《对提升警察办案能力之期待》,《民间司法改革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自刊本,第3页。

   [20] 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21] 参见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拟对交通违法处罚条例和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进行修改》,http://www.szga.gov.cn/JWXW/JTDT/201407/t20140710_69227.htm,2015-6-17。

   [22] 参见《关于提请审议废止<关于本市试行交通警察和巡察警察在道路上统一执法的决定>的说明》,《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5年第2号。

   [23] 本文涉及的日本《道路交通法》条文的引用,皆来自于李宪人:《警察官放除交通危险权限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学警察政策研究所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24] 李步云,李先波:《警察执法与人权保护》,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25] 参见高文英:《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警察权配置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

   [26] 李震山:《道路交通安全行政法制之建构与问题举隅》,《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4年第63期。

   [27] 高文英:《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警察权配置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28] 参见高文英:《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警察权配置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29] 参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条。

   [30] 主要查询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下位规范:《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公路巡逻民警队警务工作规范》等规范。

   [31] 刘启川:《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制度解析》,《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

   [32] 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11月22日我国台湾地区内政部修正的《警察法施行细则》较之以往规定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对警察任务区分的内容设定删除了“前项第二款之辅助任务,指协助一般行政机关,推行一般行政而言,其协助并应以遇有障碍,非警察协助不足以排除,或因障碍而有妨害安宁秩序时为限。”由此看来,警察机关辅助行为不仅限于行政协助,也应包括职权外对其他民众人权保障的辅助作用。

   [33] 李震山:《道路交通安全行政法制之建构与问题举隅》,《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4年第63期。

   [34] 参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0条。

   [35]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官网:《关于成立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行政许可受理事务中心的通知》,http://www.moc.gov.cn/st2010/jiangsu/js_tongzhigg/tzgg_qita/201305/t20130530_1419791.html,2016年3月20日访问。

   [36] 参见《普通护照和出入境通行证签发管理办法》第2条、《居民身份证法》第6条。

   [37] 参见《关于研究道路交通管理分工和地方交通公安机构干警评授警衔问题的会议纪要》、《公路法》 第54条、《浙江省公路交通标志标线管理办法》第2条。

   [38] 当前法律规范中并没有交通信号灯设置的明确依据,相关标准如《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GB14886-2006)和《道路交通信号灯》(GB14887-2011)也只是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为标准的提议和起草机关,然而,实践中交通信号灯基本上是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设置的。

   [39] 余凌云:《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作者简介:刘启川,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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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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