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打日本,我过足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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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进入专栏)  

五叔年轻时说,他的志愿是在战场上跟侵入中国的日军厮杀,结果,中国军队在滇西缅北跟日军作战,五叔都参加了。

为五叔,我勤读战史,访问退隐美国的军界前辈。第一次入缅战事失利,国军一部分退入云南,一部分退入印度,于是有了“中国驻印远征军”。日军不但占领缅甸,还攻入云南,在腾冲、龙陵、松山一带建立阵地,和国军隔着怒江对峙。那时打的是世界大战,缅甸属于印缅战区,云南属于中国战区,由印度的雷多到云南的昆明,有一条公路横贯缅甸北部,把两个战区连接起来,盟国以作战物资援助中国,这条公路是陆上唯一的补给线。缅甸沦陷,中国太痛苦、太痛苦了。

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开参谋会议,决定印缅战区和中国战区同时反攻,打通中印公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中国驻印远征军东进。一九四四年春,国军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左翼渡怒江西进,五月,以第二十集团军为右翼继之。五叔率领的山炮营此时配属预备第二师(师长顾葆裕),在腾冲以北怒江西岸牵制敌人。五月,预二师编入第二十集团军序列,由五十四军指挥(军长方天),参加腾冲之役。十一月,编入第十一集团军序列,由第六军指挥(军长史宏烈)参加龙陵之役,并进入缅甸,在克复芒市、畹町时卓有战绩。

在滇西打仗好艰难。滇西多山,横断山系自西康南下,“峰峦错综,道路稀少”,两峰相望,由这个山头下来,攻上对面的山头,动辄几十华里。在如此险要的地方,国军翻山越岭攻下敌人的阵地。两山之间,必有大河,怒江一泻千里,流速每秒钟五公尺,对岸的高黎贡山由日军据守,国军在江岸排开千只木船,奋勇强渡,把近岸的敌军赶上高山。高黎贡山南北一百七十英里,路高一万英尺,山下气候炎热,山上冰雪交加,“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人迹罕到之处,鸟兽到,鸟兽罕到之处,战争到。国军把日军的阵地一一攻克,迫使日军退回腾冲。

腾冲高山环绕,城墙两丈多高,墙外有护城河,日军盘踞两年,精心修筑工事,知道自己胜不了,没打算逃,也没打算降。国军以六个师强攻,预二师在内,阵亡八千六百七十一人,伤一万多人,将腾冲收复。来凤山和飞凤山是城外最重要的据点,由预二师攻占,切断了城里城外的补给线,战史用字何等简练!写下一句“预二师作战极为艰苦”,骨山血海,如在目前。九月,城破,敌方守军两千六百人只剩下十个活口。

这年十月,预二师归还建制,由十一集团军第六军指挥。十一月,十一集团军攻克松山,此役经九次激战,最后挖坑道用三千公斤黄色炸药把敌人的主阵地夷平。日军的确战至最后一人,而且是一手一眼的人。据说战后数十年,每当阴云四合,山风怒号,附近的居民还听见遍山杀声。

十一月,国军收复龙陵、芒市、畹町,预二师在大黑山、牛角山、金瓜山作战,战史称为“苦战”。畹町之敌,向缅境退却,国军乘胜追击,预二师攻核心山、黑山门。由畹町指向芒友,预二师战于马鞍山。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西来的驻印远征军和东进南下的国军在芒友会师,第二天,中美在畹町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滇西缅北之战,前后两年,光耀史策,扬名世界。五叔从未夸耀过他的战绩,只对他的朋友说过一句话:“打日本,我算是过足瘾了。”

五叔打日本有瘾,今天需要解释一下。当年的日本不是今天的日本,一心“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蚕食鲸吞,一步比一步紧。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蓄意灭亡中国,五叔七岁。民国十七年,日本在山东制造“五三”惨案,残杀我同胞万人,“剐死”我外交部特派员蔡公时,五叔二十岁。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进占东北,五叔二十三岁。次年日本强袭上海,炮击南京,是为“一·二八”事变,五叔二十四岁。青年在这般连续的强烈的刺激下成长,又有谁能心平气和?

日本把中国青年逼成俾斯麦的信徒,“我有血,请给我铁”。各大城市里,青年不断罢课,游行,演说,请愿,要求政府对日作战。学生卧轨、绝食等待政府答复。政府阻止北方的学生南下请愿,火车司机都藏起来,交通大学的学生自己做驾驶。那时各大学教授联合发表宣言,主张立即抵御外侮,连国民党在学术界的重要骨干都签了名,不签名,那是自绝于同人,就算是为党工作吧,也得能够在原来的圈子里维持沟通。

谋国者的想法看法和年轻小伙子不同。中国太弱,日本太强,倘若现在对日宣战,三个月可以亡国,这句话里的“三个月”后来被人家改成“三日”,称为“三日亡华论”。中国需要练兵,需要生产建设,还需要“剿共”,“安内而后攘外”。那时的共产党和现在的共产党不同,那时他们听第三国际指挥,奉苏联为无产阶级的祖国,依照俄共的方法重组社会,另立价值标准,改变生活方式,他们在中国成立的政权也叫苏维埃。这就和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国民党极不相容。

可是中共主张抗日。红军人数虽少,有战斗力,很多人寄予厚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大家听得进。章太炎说:“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们情愿赤化。”中国历史上“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故事无数,有人相信中共能在抗战的旗帜下修成正果。中央政府所受的压力天天加重,到民国二十五年出现了西安事变。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五叔二十五岁。这年年底冯玉祥在张家口策动抗日,通电激烈,众望所归,他的老部下吉鸿昌组军出战。冯氏部下有多员猛将,分前五虎、中五虎、后五虎,吉鸿昌是后五虎之一,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郑大章齐名。五叔投奔吉鸿昌帐下,吉部在察哈尔先战沽源,后攻多伦,颇有战果。但吉鸿昌的鸣声与中央的制谱不合,政略战略搅乱了,而且吉氏已秘密参加共产党,动机复杂。中央派大军包围吉部,将吉氏逮捕。

五叔,这二十五岁的青年想到,打日本不能凭血气之勇,个人要有战斗技术,部队要有训练装备,于是到南京去考中央军校,进了炮科第十一期。毕业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多次立功受奖,一九四二年调云南,升至山炮营长。

山炮是一种轻便的小炮,配合步兵山地使用。战史记载,缅甸之战,靠炮兵补空军之不足,炮弹的消耗超出其他战役。据战史,在滇西缅北的战场上,炮兵射击十分准确,弹落如“插秧掘土”,有时敌我对决,相距只有几十公尺,炮弹也不会落到自己人脚前。因此日军在步战时吃了大亏,在我军阵地前移动也非常困难。

五叔先后配属第五军,第六军,第二军,正面攻坚,迂回包抄,从来没有机会做防守军或预备队。抗战时期国军扩充,原有的部队番号之外,有暂编师,新编师,预备师,这些部队的编制和任务都和原有的“正规军”相同,五叔所属的“预备第二师”,孙立人指挥的“新编第三十八师”,都是如此,五叔从不夸耀战功,只是淡淡地说过一句:“打日本,我算是过足瘾了。”

由一九四三年冬天起,我就接不到五叔的信,他在云南作战,没工夫。远在天边的事,当地报纸篇幅小,我没注意新闻。

五月,滇西战争发生,报上应该有,可是这时我夹在淮上战争和中原会战的中间,夜间像游击队,白天像难民,阅报栏没人张贴报纸,自己也没心情。

然后西迁,一路上与世隔绝。十月到汉阴,才知道腾冲、龙陵激战,字里行间张望,不见五叔,只见硝烟。一九四五年一月,滇西之战结束,三月,缅北之战结束,五叔仍无消息,我写挂号信寄到云南呈贡羊洛堡问储开甲先生,他是五叔的朋友,没有回音。一九四五是抗战胜利年,也是我们心情最苦闷的一年,遇事容易往坏处设想,把朝曦看成晚霞,我担忧五叔也许真的裹在马革里了,经常失眠。

战役结束,军队番号和将军的姓名从报纸的要闻版隐没,新话题是抢修中印公路。第二次缅战是由中国驻印远征军“东征”开始,一路旗开得胜,修路的工程队紧跟在部队后面,工人二十四小时轮班工作,打通一段修一段,把弹痕累累、血迹未干的旧路翻修成新路。这条路有时穿过原始山林,有时跨越一道又一道河谷,有时洪水豪雨肆虐,把快要完工的路基完全破坏了。英国的丘吉尔认为这条全长一千八百二十五英里、越过十三座大山的公路不可能修成,可是在战役结束之时它也随即通车了。

这条路通称中印公路,又叫滇缅路。它以印度的雷多镇为起点,所以也叫雷多公路。可是通车之日,国民政府蒋主席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史迪威公路!史迪威是美国马歇尔元帅的爱将,美国罗斯福总统培植他,推荐他做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这人个性固执,态度傲慢,和中国政府不能合作。他指挥第一次入缅之战,把中国军队当印第安人,在战局逆转时脱离军队逃往印度,弃大军如敝屣。这个人对中印公路并无尺寸之功!五叔如果健在,不知对这个名字作何感想!

史迪威头脑不清楚,可是美国政府支持他,中国看在美援份上,只有隐忍迁就。史迪威不懂政治艺术,不知察看火候、拿捏分寸,有一天弊大于利,中国只好请他走路。这就得罪了罗斯福和马歇尔。最后把中印公路叫做史迪威公路,是东方式的统驭术,“先打一巴掌,再朝嘴里塞一颗甜枣”。美国不懂个中奥妙,罗斯福、马歇尔并未由此改变对国民政府的成见。五叔有知,他作何感想!

可是五叔健在!五叔都知道!八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我首先想到五叔,他老人家忽然来了信。他老人家活到一九八四年才在云南省南华县去世,那些年,想不通猜不透消化不了的事情更多了。据说,他老人家的绝笔遗墨是“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正是吉鸿昌被国府处死前留下的句子。

我想过,他老人家能来台湾有多好!现在知道得多了,想得也多了,台湾清查人的历史问题,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和吉鸿昌的那一段如何能交代清楚?岂不后患无穷?唉,五叔这人,由于一心一意打日本,到头来竟是中国之大没有容身之地了!

我和五叔,以后还有千言万语,其中多是酸甜苦辣,并无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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