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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我所付出的代价(下)

————安亚堡、密西根

更新时间:2016-05-28 10:32:50
作者: 黄仁宇 (进入专栏)  
事实上,他从神学院毕业后,也传过几次道,但最后还是临阵脱逃。从此以后,他就热心批评有组织的宗教。不过,莫勒教授既非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无神论者。提到圣经,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部典范,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路德、喀尔文和诺克斯(Knox),他小心翼翼区分他们分属自由斗士和暴君的面向。他不断提到星法院(StarChamber)、命运预定说的教义、陪审团审判等,好奇心驱使我去研究这些东西。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是透过世界历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两者有何差别。

  

   莫勒教授开的课“法律与新闻”,是所有新闻系学生的必修课,课堂气氛总是轻快活泼。他说,在诽谤案时,可以用没有恶意来当答辩,却不能用事实真相。他又说:“有时真相愈多,愈构成诽谤。”大众知情的权利和个人隐私的权利之间,的确有冲突。全班印象都很深刻。在另一堂课上,他提到色情书刊。他以同样强而有力的语调强调:“有时真相愈多就愈猥亵。”坐在后面的一个女生这时放浪大笑:“哈哈哈”,直到我们全转过头去看她,脸上带着会意的笑。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同学,我们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独特的相处之道。教授以惯有的精力朗读“路德、喀尔文、诺克斯等人”时,拉米会平静地插一句,“还有威斯理等人”。还有一回,拉米的插话更是恰当,教授提到圣物:“十字架、玫瑰窗、遗物……”这名外籍学生就说:“先生,还有圣牛。”在这两个例子中,他的辛辣评语都引起满堂笑声。长期浸润在莫勒的自由主义风气下,我告诉室友:“在美国,三声欢呼还不够好,应该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

  

   然而,莫勒教授虽然够自由开放,但却没空和我辩论蒋介石的事。我认为他对蒋介石只有非常刻板的印象,我无法在课堂上和他辩论。下课后,他很愿意见我,但一提到蒋介石,他的对话之门就关上了,他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其实没有带给我太大的困扰。但是,有一天,他对全班说,有一些民间组织遭受到检察长的监视。他甚至还念出黑名单上的一些组织。当时我刚好收到一个中国学生全国组织的传阅信,我问教授该组织是否在黑名单上。他查了一下,没有,但他又转向我,以厌恶的语气说:“而且中国游说团(ChinaLobby)也不在名单上,那是一定的!”这和中国游说团有何相关?我愈想就愈不对劲。莫勒教授可能不会把我当成中国游说团的一分子,不过他可能认为我深受影响,原因是我的国民党背景,这在系上是人尽皆知的事。后来我问拉米有何观感。他很认真地说:“我不知道。不过莫勒有时很好笑。”

  

   错不在莫勒教授,在50年代初期,提蒋介石或国民党并不受欢迎。我还不如谈密西根这一年进军玫瑰杯足球大赛的机会,或是如何阻止密西根州立学院要改名为密西根州立大学,避免他们模仿抄袭我们。50年代初,美国对朝鲜战争已经十分厌倦,也受不了麦卡锡主义。当时麦卡锡这位参议员还未受到谴责,还在进行最后一波的政治迫害,但反对他的声浪已迅速扩大,尤其是在校园里。这样的风气正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两件事实是很清楚的:蒋介石将中国大陆输给共产党,是因为贪污和无能,而美国政府给他二十亿美元,他却花得一干二净。这就够了。

  

   我想说的是,我打算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我希望从中国人的立场来观察,而不是从干涉美国内政的角度,虽然两者之间其实很难分辨。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大可以说,你们永远不应该说贪污和无能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因为如此一来,你们等于是以粗糙和过度简单的结论,来提前结束一个复杂异常的案子。我大可以说,你们从中国搜集到的意见,其实非常狭窄,大体来说只反映美国驻外单位的情绪。这些人对史迪威事件的情绪反应非常强烈,事情发展不如预期时,他们就非常失望。我大可以说,你们太容易受到中国自由派书生的影响,这些人和你们一样,对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并没有第一手知识。他们告诉你们的,通常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至于如何达到理想境界,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完全都没有解决之道。

  

   我大可以说,在对日抗战胜利后,中美的关系根本就是一大败笔。美国政策的缺失充分为赫伯特·费斯(HerbertFeis)所揭露,尤其是在《中国结》(译注:作者所写TheChinaTango恐有误,经查并无此书,应为TheChinaTangle)中的结论。在中国这一方,我们过度深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国都会支持我们。我们站不住脚是因为我们不能要你们负责,你们并没有签约来保护我们。我大可以说,杜鲁门总统说对了。他曾说,美国人民不容许他把资源一直放进中国的无底洞中。但他说,我们无视于马歇尔将军的劝告,不靠野外作战而赢,反而挤在城市中。这话有欠公允,国民党军队曾在野外打过许多战役,我自己亲眼见到在东北的一场。城市是我们的后盾,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的后勤运输区。国民党已接受马歇尔的劝告,试着将三百多个师精简成九十个师,希望借质的升级来争取美方的认可,借量少质精的作战部队,更适宜接受美国的补助。(精简也是马歇尔的计划之一,希望借此逐步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合而为一支国家的军队。)但精简后,我们必须更依赖现代运输及通讯。国民党军队的结构非常不容易管理,在过去,总是让非正规的辅助军队成为外围的助力,那样的军队更容易适应乡村。在大规模的作战中面对共产党军队时,强化作战部队的政策反而成为一大弱点。

  

   至于贪污和无能,我要说的是,这两者的确存在。至于二十亿美元,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争辩或证实这个数字。美国在抗战胜利前后对国民党的补助,代表的是绝大的善意和不见天日的管理,双方都有滥用之嫌,账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一般认为,美国替国民党训练和装配三十九个师,通称为“α师”,最后成为国共内战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但我还没有看到以下的事实公诸于世:α师的设备和补给散置于全国各地,从内陆的军库到沿海的仓库,管理没有逻辑,也谈不上优先顺序。简而言之,某个地方有一堆迫击炮,另一个地方有许多御寒衣物,介于其间的则是短缺和无法计算。那些师级部队穿梭于补给区之间,装满行囊后继续前进。国民党军队并不是败在设备和补给,要说这种话很容易。我大可以作证,受益者并没有得到军需后勤的援助,装备也不够充分,一开始就陷入技术上的陷阱。1946年初我在东北时,国民党的军力可说达到空前之高。单是新一军炮兵营的一○五厘米榴弹炮,毫无疑问可以解决林彪的“人海战术”。但是全营只有五百发炮弹,而整个东北的炮弹也不超过一千发,几分钟就发射完了。在春末,我曾看到士兵穿着尺寸过大的雪靴,事实上他们应该穿帆布鞋。前线的机关枪很多都没法使用,原因是没有好好上油。

  

   既然二十亿美元的补助中,我也花到了一部分,包括我在雷温乌兹念书时每个月领的一百二十美元津贴,我很难有立足点去抱怨。但我的同袍指出,单是要维持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开销,就可以养二十五个中国师级部队。无论美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配偶子女、电冰箱、汽车、其他家用产品,有时连宠物也包括在内。学校、俱乐部、邮政单位都必须随之设立,汽车调度场也是。我们常会听到:“生活水准有所差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事实上,差距非常大。两国的体质差距太远,直接输血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其实双方都很无知,一名美国顾问团的上校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我们整理一套手册,理论上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草拟组织表。我稍微看了一下,就告诉班长,可以完全不予理会。例如手册中写着:“战利品和纪念品不应该包括在组织表中。”他显然不知道他在指导哪里的部队,也不知道我们在哪一世纪。战利品和纪念品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一些如厕用的卫生纸,因为我们的士兵都还在用竹签和玉米。

  

   刘远汉少将是五厅的厅长,有一次美国人建议,一个步兵连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但只要三名厨师。刘少将大惑不解,我必须对他解释,在美国陆军中,厨师是技术人员。他们有训练厨师的专门学校,教人如何做一百人份的派。他们的野外烹饪炉点的是汽油,是用卡车运送。厨师人数不多,士兵就要轮流当炊事兵,帮忙削马铃薯皮、清洗打扫等工作。我们的美国顾问并不知道,在国民党军队中,厨师天不亮就要起床准备煮稀饭。士兵用餐时,他们必须派出先发人员,背着大锅、水桶、米袋等,往前走个十到十五英里,到达中餐的预定地,寻找井水,捡拾干木块或稻草当燃料。水一定要煮开,有时候还必须向村民买食物,晚餐也必须重复同样的过程。

  

   我在安亚堡两堂不同的课堂上,听到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但是,无论教师或同学都不知道,美国军队丢弃在太平洋群岛上的救济物资和补给品,全都算在二十亿美元中。我不知道生锈的器材如何销账,但我清楚记得,中国政府发给我们潮湿的烟,当成补充的配给。

  

   我为什么要提这些不愉快的细节呢?只会使我自己不受欢迎而已。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历史。当你们低估我们的表现和努力,你们同时过度简化国民党的作为和中国人的性格,最后你们也同样会误解共产党的斗争。如果你们不过是提供发布新闻用的素材,解释美国何以缩手,这也就罢了。但是如果你们想刻划更完整的图像供后世参考,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50年代,我还没有深究历史,因此无法发掘内战的真正意义。但即使在当时,我已本能地感觉到,内战的层面和在历史中的地位,正被大众严重误解。

  

   甚至在当时,我大可以说,一个三百多万人的军队,而且士兵全由农民所组成,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打仗,如果只是为了保卫一个高压而腐化的政权,怎样说都不合逻辑。问题是,内战末期国民党军队的战败和大规模投降被广为报道,但个人和部队的英勇事迹却几乎不为人知。我在你们的战报中看不到描写战事如何惨烈的事例。就许多战役而言,其残忍还超过对日抗战中的最残酷战事。举例来说,在对日抗战中,我们还没有损失这么多高阶将领。我可以随手举出二十个师长级以上的将领,他们全在内战中捐躯。单是一场战役就折损两名资深将领,邱清泉、黄伯韬将军,两人分别率领第二兵团和第七兵团。张灵甫中将的事迹全中国皆知,1947年初,他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被共产党的军队切断时,他和辖下所有军官全都自杀,包括副手、参谋长、高级与下级军官。但外国特派员对这件事略而不提,我只看到罗伯特·瑞格(RobertRigg)的书提到他的名字,但历史学家根本忽视瑞格其人。我要说的是,我的目的甚至不在于为他们平反,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视野有多狭隘。

  

我在密西根念学士学位时,把一些想法和观察写成部分手稿。我在雷温乌兹的教官罗杰·沃考特(RogerD?Wolcott)少校,不久前才退休,帮我好好修改了一番。他把文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此人是《圣路易电讯报》(St?LouisPast?Dispatch)的编辑。虽然他刚开始很热心,但我从他的来信中看出,他并不喜欢这份手稿。不过他仍然把稿件交给在纽约的编辑,后者很快退回,还表示遗憾。后来麦克格罗希尔(McGraw?Hill)的编辑到安亚堡来征求稿件,他看了稿子,很是喜欢,说要和公司谈谈是否能合作,可惜的是,答案是不行。他仍然认为稿子值得付印,写了封信介绍我给他认识的一位出版经纪人,这回整批打好的稿子在六个月后被退回。这样也好,依我现在的标准看来,当时的作品不够成熟。当时的风格激烈好辩,恐怕比我前面数页失望惋惜的风格还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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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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