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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普林斯顿、新泽西

更新时间:2016-05-28 10:19:24
作者: 黄仁宇 (进入专栏)  

   《万历十五年》还有其他问题。稿子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写成的。这本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流俗的文人在狱中自杀做结。在两件事中间,有时依需要而补充资料,有时则在读者感到好奇时才释出相关信息。在中国历史的领域,只有史景迁(JonathanSpence)曾以这种风格写过。传统的手法是要求作者一开头就要列出帝系表、京城的地理位置、政府的组织架构或其职称的术语等,也就是说,形式比内容更重要。由于过去经验使然,我担心学术界的审稿人无法从论文的书写模式解脱,可能因此反对我的呈现手法。此外,《万历十五年》还融入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对这些素材的不熟悉,也可能让审稿人投下反对票。因此,我前往普林斯顿琼斯厅(JonesHall)的当天,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必须向年轻的学者解释,我为何被纽约的一所小学校开除,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他们早已看过的影印书稿,为何迄今仍未出版。

  

   这时我还有一项消息可以公布,之前只有少数同事知道。寻找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出版商时备受挫折,我于是将全书译成中文,只有书目和注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几个月,我的朋友郁哈维(郁兴民)前往中国。我们之所以认识,有一段渊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们同在长沙临大,事实上还住在同一栋宿舍,只是彼此并不相识。之后他就到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他加入美国海军,后来娶了美国人。1946年,我们都在沈阳的国民党东北总部,彼此还是不认识。我们搬到纽普兹后,才在朋友家相识,从此两家时相往来。哈维现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任职,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他担任会长的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Mid?HudsonAssociationofChineseCommunity)中,举办一场历史研讨会,讨论这本书。他于1978年前往中国,我则到英国,临行前我请他设法帮我在中国找出版商。

  

   他秋天回到普吉西(Poughkeepsie),我也回到纽普兹后,他来电热心告诉我前景“看好”。他的姐夫黄苗子是作家及艺术家,愿意将书稿引介给北京的出版社,这则消息在当时会比五年后更令人兴奋。1978年,中国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中复元。黄被拘禁多年之后,才刚从政治犯的劳改营中释放出来。虽然很高兴“二度解放”(第一次是从国民党手中),但还不知道政治风向会如何吹。而且,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并没有民间的出版商。每一个书商都可以算是公务员,每个印刷厂的学徒吃的都是公家饭。以下两段摘自《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可以解释上述现象的含意:

  

   这个模式太过熟悉,无法不去注意。首辅的敌人“去皮见骨”,透过联想和暗示来进行指控。技术错误被渲染成道德议题,独立事件被解释成贯彻一致的努力。一如惯例,官吏的参奏活动可以始于一句口号、一组对句或双关语、匿名的传单、考试的试题、疑窦丛生的谋杀、对小人物的弹劾、提到供水的便笺或关于马尾的报告。目的在于引起注意,吸引拥护者。无论是透过直接的辩论或委婉的暗示,只要能达成目的,手段并不重要。一旦启动初期的动作,其他就会接踵而至,具有整体的累积效果。最早的攻击通常是由低阶官吏发动,而在这些言辞激烈、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吏背后,则是接力演出的资深官吏。等到时机成熟,才会进行最后的摊牌。“阴”的隐藏动机必须调和较为合法合理的“阳”,因此即使不符合任何特别的法律细节,但整个行动仍然能在舆情支持下继续推展。这些策略都需要时间。

  

   另一段是结论。我如实引述:

  

   但是,李贽生命中的这十五年绝非白白浪费。他提供我们一份无比珍贵的记录,否则我们可能无从得知,这个时代特征之一的思想界的苦闷到底有多深。在一个高度仪式化的社会,个人的角色完全受限于一套简单却定义模糊的道德信念,帝国的发展因此受到严重的阻碍,不论其背后的信念有多崇高《万历十五年》的中英版本文字不尽相同,到目前为止的引文直接译自英文版,下文则录自现在通行的中文版。——译者注。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1978年10月,在哈维的催促下,我用空运寄给黄一份书稿的影印本。但是,信虽然到了,这本超过五磅重的书稿,却不曾抵达终点。1月初,黄写信给我,建议我再给他一份,但这回由哈维的女婿亲自携带进大陆。这个年轻人卡尔·华特(CarlWalter)刚获得签证,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国银行,这是他在斯丹福的博士论文题目。我们还没见过对方,但在岳父母的要求下,卡尔慷慨承担起信差的角色,并没有仔细检查放在他行李中这一叠厚厚书稿的内容,是否被当时的北京视为反动材料都还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书稿亲自交给黄本人。两个月后,哈维来电告知,北京出版历史书籍的最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原则上同意出这本书。他无法理解,为何我接电话时一点也不热衷。原来他打电话这一天,就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考夫曼博士办公室来电的当天,邀请我次日和校长谈“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由传话的遣辞和秘书的口气,再加上当时纷纷谣传纽普兹将裁掉十五到二十位教师,我毫无疑问将被解聘。那时任何消息都不可能使我高兴。那天傍晚格尔躺在床上,不发一语。我想躺在她旁边,但她动也不动,没有挪出空间,我只好躺在床边,同样不发一语。我们同样的姿势一定维持了很久。天暗下来时,我听到杰夫在客厅走动的声音。虽然他没有晚餐吃,但也没来吵我们。这时电话铃响,就是哈维带来的好消息。

  

   《剑桥中国史》的明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讨论特定的主题,例如军备、法律、教育及经济发展。我已经写了一篇明代政府财政的章节,纳入该部分的组织架构中。第二部分将明代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分成许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约当于一个或多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我连续两年夏天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就是准备撰写约三万字的草稿,涵盖隆庆(穆宗)及万历(神宗)期间,起于1567年,止于1620年。穆宗在位不过五年半,但他的儿子在位却长达四十八年。在横跨十个主要朝代、十多个次要朝代的中国历史中,截至当时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两人合计统治五十三年。有时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已出版过一本16世纪中国的书,写完另一本探讨特定年份的书,照理这个任务对我不致太过困难。参考书目既丰富又还算熟悉,我应该不必连续两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顿,写出毕竟只有中等长度的论文。不过,详情远比上述分析复杂。五十三年,相当于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WilliamMcKinley)遇刺到“板门店协定”的签订。如果要撰写期间相同的美国历史,就要处理两次世界大战及九位总统任期,其间包括美元外交、“回归正常”、信用破产、大萧条、禁酒令、新政、广岛、马歇尔计划、冷战及氢弹。为了让历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还可能必须增添趣闻轶事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L?Mencken)、亨利·福特、查尔斯·休斯(CharlesEvansHughes)、威廉·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萨可(Sacco)、范采提(Vanzetti)、艾尔·卡波尼(AlCapone)、幸运的鲁西安诺(LuckyLuciano)、华特·洛依泽(WalterReuther)和约翰·路易斯(JohnLewis),甚至还有葛丽泰·嘉宝(GretaGarbo)、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Armstrong)和贝比·鲁斯(BabeRuth)。“为何你要比较16、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呢?”我的同事可能如此质疑:“你知道的,当时中国的多元及复杂程度,甚至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

  

   说的对。但是我想提醒我的友人,就地理来说,两国有类似的面积。就人口来说,两国更为相似,都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因此,当时的中国和今日的美国可以说是具有“规模相同”的问题。只不过,一个依靠仪式和一套道德准则来维持不变的状态;另一个靠货币管理的机动性,由后果来引导下一次行动,这些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除了行为模式的差异外,双方的不同还在于结构根源。一旦认定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美国相似程度就像鱼和鸟,我们就不能用一方的标准去评估另一方。相反地,如果呈现鱼或鸟的情况时,必须给予完整的解释,追踪历史文化特殊问题的根源。我写其中一方的情况,准备给另一方的读者阅读,如果没有充足的背景资料,只是丢出一堆毫不相关的事实,这样就非常失职。

  

   我对中国向来站在批判的角度,无论是对中国政府或中国文化。我的理由很充分。就一本书的篇幅而言,《万历十五年》可能是对官僚管理制度最无情的批评。在普林斯顿,我找到更多批评的机会,这和我负责《剑桥中国史》部分的一次历史重大事件有关。1619年,清朝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在今日东北的关键之战中大败明军。“辽东之役”被认定是两国命运的转折点,但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充分加以探讨。除了所有参考文献都会出现的一小段文字之外,不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现代读者,都无法评估事件始末,只能自己再回去找原始资料来研究。到普林斯顿后,我向牟复礼和崔瑞德建议,我们应该给这次事件应有的篇幅,而他们也同意了。

  

   接下来数星期,我全心研读这段历史。努尔哈赤的年表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再被译成中文及日文。这两种版本,都收藏在普林斯顿的杰斯特图书馆(GestLibrary)。当时及现在的地图虽然不够完备,但还足以显示战场的位置和地形。幸运的是,我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哥伦比亚大学的雷德雅(GariLedyard)教授告知,关于这次战役有相当多的韩国素材,是以流利的中国古文写成的。拿这些材料和中国的记载一并阅读时,可以让我们重建相当完整的战争场景。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段战役令人吃惊。明朝以数个月的时间准备这次战争,几乎动员到每一省。在战场上,他们的数目远远超过满洲人,比例几乎达二比一。他们以火枪和用马车拖运的火炮,强化步兵的实力。但满洲兵除了骑兵外一无所有。明军挖设壕沟,还构筑障碍,但满洲兵仍然横冲直撞,冲破明军的队形,甚至还多次从山脚仰攻,突袭明军。从四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日短短一周,他们消灭了三路明军的人马,第四路不战而逃。这四路军的人马总计近十万人。

  

   《剑桥中国史》的明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讨论特定的主题,例如军备、法律、教育及经济发展。我已经写了一篇明代政府财政的章节,纳入该部分的组织架构中。第二部分将明代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分成许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约当于一个或多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我连续两年夏天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就是准备撰写约三万字的草稿,涵盖隆庆(穆宗)及万历(神宗)期间,起于1567年,止于1620年。穆宗在位不过五年半,但他的儿子在位却长达四十八年。在横跨十个主要朝代、十多个次要朝代的中国历史中,截至当时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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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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