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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马克思:自在之物与事物自身之谜的破解

更新时间:2016-05-24 09:10:40
作者: 张一兵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德语中有细微差异的Ding(物)与Sache(事物)概念在康德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构境中发生了一种重要的意义突现,它们分别以Ding an sich(自在之物)与Sache selbst(事物自身)的方式颠覆了Ding与Sache的常识语境。这一形而上学思想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到了赫斯那里发展成货币异化论的逻辑基础:赫斯承袭了黑格尔的社会经济现象学批判逻辑,提出人的交往类本质颠倒成了经济事物的观点。青年马克思则超越了赫斯,提出劳动类本质异化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康德“自在之物”和黑格尔“事物自身”问题的最终解决实现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在现代性生产的历史构境中,康德—黑格尔所指认的那个以一定的形式向我们呈现的物性现象界不是一个理性构架统摄的认知结果,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实践塑形的历史存在本身,观念世界“向自然的立法”的统觉建构和自我意识感知逻辑只不过是历史性物质实践构形的观念偶像化。

   关 键 词:物  事物  现象学批判  康德  黑格尔  马克思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汉译历史中,经典文本的德文原文经由俄文这一不同语言系统的异质性转换和意识形态意义场的历史重构,再经过从俄文到汉语的第二次转换,不免在文本中产生深深的遮蔽。面对这一问题,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获得一种来自于文本母语原境的正本清源,成为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的革命性奠基工作。本文仅就马克思经典文献中长期被遮蔽起来的Ding(物)和Sache(事物)的区分、思想史情境迁移和重要思境转换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以期更多的学术关注和思想追问。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表达客观存在的概念是多样化的,在德文中,他同时使用Materie(物质)、Natur(自然)、Ding(物)、Sache(事物)、Gegenstand(对象)、Stoff(物质质料)、Substanz(物质实体)、Objekt(客体)等。除去Ding和Sache,其他概念在英文、法文中大多有相对应的概念,而在黑格尔、马克思文本中被逐步区分开来,并在德文中有着具体区别的Ding和Sache却在英文转译中都被并归同一为thing(法文并归为同一的chose)。如同狄尔泰和海德格尔格外界划开来的Geschichte(历史)与Historie(历史学)在英文转译中被同一消解为history(法文histoire)一样。这让人们在走向经典作家德文思想原初构境的道路上,增加了一种不同语言转译构境中的遮蔽。这种同一性高显中的无意遮蔽,有时会是根本性的。

   Ding(物)和Sache(事物),在德语的日常使用中一般都是指物和东西(德文中还有专门指认“东西”的不定代词etwa),Ding在作复数时也有事物、事情的意思,而Sache则直接有事物和事情的意思。在日常生活中,Ding通常是指随意一个物品,意会直觉上会是指某种与人无关的对象;而Sache则意味着与人有某种关联的物品或事情。在辞源学的意义上,Ding可以追溯到希腊语的χρημα、χραγμα,而在拉丁语中的词源则是res。Sache(古高地德语为sahha),早先在哥特时期指争辩之事,后来在18-19世纪之后,逐步成为一个法律术语,在这一特殊的构境中,Sache通常是指与所有权相关的财物,并没有后来被日本学者重构的物象之意。①

   从与马克思思考语境接近的德国近代哲学思想史上看,刻意使这两个德文词发生特殊学术构意的是康德。康德著名的“Ding an sich(自在之物)”说建构了一种奇妙的认知现象学中深刻构境层:Ding存在。却不可达及。在传统认识论之中,人们总是假设思维对外部对象(Ding)的直接反映,休谟的经验怀疑论挑战促成了康德对主体理性无限性的历史性限定之决心,他认定,现实发生的认知对象总是以一定的“先天综合判断”构形建构出来的现象(Erscheinung)物,这已经是一种与主体相关的事—物,而非自在的Ding,现象(Erscheinung)是向着我们(Für uns)显露,这实际上是哲学上Sache在关系本体论上构境的最初缘起。最有趣的是,通常被说成是不可知论中的“Ding an sich selbst”,并非真的是先验之物,而恰恰是每一个时代被指认为基始感性对象背后无限后退的那个“实在”。物实在,但永远在现象界之外。与此相对,人们常识中所见之物,其实只是一个现象界的伪构境幻象。自在之物,实际上是对日常物相的否定,这看起来在认识论中的指谬突然显现为一种本体论和价值论中的构境。我觉得,这是康德在认识论中实现的“哥白尼革命”的真正秘密。

   黑格尔总是那么自负和肤浅地看待Ding an sich,他以为一句“本质总是通过现象显露出来”就能克服康德的二元分裂,其实这只是更深一层构境中的假象式的问题遮蔽。首先,黑格尔接受康德在认知现象学构境中对外在Ding的拷问,一部《精神现象学》就是在更直白地揭露Ding的假象性,在他看来,人们可以看到的一切“感性意谓性”(物质世界)都不过是由理念支撑着的自我意识统觉无意识建构起来的外化幻象,“太阳下面没有任何新东西”,也是在这里,他道出了康德没有明确界划的Ding与Sache的异质性构境面:

   可以说,事物自身(Sache selbst)表达出了一个精神性本质性……意识发现它的自身确定性转变为一个对象性的本质(gegenstndliches Wesen),转变为一个事物(Sache)。这是一个来自于自我意识的对象(Gegenstand),隶属于意识,同时不失为一个自由的、真正的对象。对于自我意识来说,感性确定性和知觉活动所指的物(Ding)只有通过自我意识才获得一个意义。一个物(Ding)和一个事物(Sache)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这里。”②Sache selbst的第一构境层面是自为之物,相对于Ding之自在,Sache是与意识(主体)发生关联之中的事情。这一唯心主义的解蔽是深刻的,但却更深地遮蔽了康德自在之物的深意。如果Sache是康德关系性现象界的表征,那彼岸之Ding的构境层则被大大贬低了,因为康德之问是被绕过去的。还应该专门交代的是,黑格尔这里的思想构境视位显然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客体向度。

   其次,超越康德的认知现象学构境之后,黑格尔的Sache概念还出现在“法哲学”视域中市民社会劳动产品身后的社会现象学之中。参透了斯密“看不见的手”秘密的黑格尔用Sache selbst深化了另一重深刻的立足于主体向度的批判构境层:人通过主体性劳动将自然物(Ding)提升到精神关系物(Sache)的水平,但劳动产品作为主体性作品却在资产阶级市场交换关系中再一次沦为对象性的自发世界,这个商品世界尽管是劳动者自己的作品,可却不是任何一个个别劳动者的产品,而是无形中生成一个由劳动分工造成的总体性的无名产品。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平子友长有所意识。③这个无名的产品不能依靠自身实现自己,只能通过中介性的市场交换,于是,“在个体性与个体性之间就出现了一种互相欺骗的游戏,每个个体性都自歁也欺人,都欺骗别人也受人欺骗”。④这种相互欺骗的市场交换结果是造成了一个“理性的狡计”(List der Vernunft)在背后发生作用的自发构序(Ordnung)进程,黑格尔将这个脱离了劳动者直接劳作的无名的“作品的世界”中发生的“无名的客观事物构序(Diese anonyme objektivsachliche Ordnung)”称之为事物自身(Die Sache selbst),也就是所谓第二自然(zweiten Natur)。“第二自然”是黑格尔的一种历史性的特设规定,它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是指绝对观念进入社会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之后(即斯密在经济学中指认的工业文明之上的商品—市场经济),人类主体对象化实践所创造出来的商品(市场)经济运作呈现出一种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倾向,他将其指认为异质于原发的“第一”自然(Ding)的第二自然(zweiten Natur=Sache selbst)。这也暗合康德所讲的社会历史中的“自然意图”之语境。这个“第二自然”,后来被卢卡奇和阿多诺所引申和深化。⑤

   这是一个全新的批判性深层构境面,因为主体劳作了却不是作为劳作结果的支配者,相对于观念沉沦于自然物质的对象性异化,社会生活中Sache selbst是更高层次的异化。固然在黑格尔这已经出现了人的劳作与社会关系颠倒为“第二自然”的事件,但他并没有提出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的概念。在这一点上,平子友长提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存在“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的观点,显然是缺少直接文本依据的。⑥人通过劳动,将无机界和有机界的物质“调集”到自己身边,劳动其实在使精神成为自然物质的主人,这是一个从“太阳下面没有新东西”的死物质(Ding)向观念性存在的回归,即对自然物化(异化)的摆脱;但是,劳动又使精神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受到人造物(经济财富=Sache)的奴役,劳动外化同时也是一种观念在人类主体活动(社会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新的更深刻的异化:主体在市场中再次沉沦。当然,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绝对观念自我实现的进程中,这同样是一种不得不发生的必须肯定的异化。

   其三,黑格尔深刻地提示了在市民社会中观念决定论恰恰是以商品与货币一类事物的颠倒形式表现出来,黑格尔自然要继续反对精神颠倒地沉沦于社会财物,以拒绝任何形式的拜物教。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唯心主义经济现象学批判理论。在黑格尔看来,在资产阶级市场经济之中,

   个别的人,作为这种国家的市民(Bürger)来说就是私人(Privatpersonen),他们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由于这个目的是以普遍物(Allgemeine)为中介的,从而在他们看来普遍物是一种手段,所以,如果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allgemeine Weise)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关联(Zusammenhangs)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⑦这个普遍物是什么?它就是市民社会的市场交换中自发形成的客观的对象化了的“关联”。每个个人,只有通过市场中事物与事物的交换才能进行社会联系,也只有在市场的商品流通之中,物化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价值才能得以比较和实现。这样,人的社会联系(Beziehung)的实质就是披着物的外衣的价值关系()。这种抽象关系成为统治性的力量,就是市民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东西。比如在市民社会中,货币(Geld)从商品交换中脱颖而出,这个原来仅仅作为中介出现的抽象的价值关系,现在却一跃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东西。它成为了真正的主体!固然,这里市场交换的实质是“抽象”(观念)成为统治性的力量(这是黑格尔要肯定的东西),但由于它还是以事物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它又必然以颠倒的形式表现为对Sache selbst的崇拜。虽然,黑格尔并没有直接和精细地提出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概念,但马克思后来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构境却是从这里缘起的。

   在青年马克思1845年以前的思想发展中,他并没有一开始就严格区分Ding和Sache。我也不觉得,他能够从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获得上述深刻的认知现象学或社会—经济现象学批判的构境意义。这一构境层,马克思只是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才第一次真正进入并超越。1843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发生第一次转变之后,与他刚刚获得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接近的构境域,自然首先是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批判基督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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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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