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麦克拉伦:学者对于正义的追寻

————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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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彼得·麦克拉伦;批判教育学者;民族志研究;后现代主义  

彼得·麦克拉伦;于伟  

一、民族志研究与研究者的伦理叩问

于伟:彼得,你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是《校园生活》。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会选择用批判民族志的方式,也就是田野研究的方式,来研究这样的教育问题?

彼得·麦克拉伦:当我是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在安大略研究院(Ontario Institute)攻读教育学。我的导师理查德·寇迪尼(Richard Cordiny)向我介绍了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作品。我那时候对人类学非常感兴趣,而且在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已经出版了校园生活的日记部分《来自走廊的呐喊》(Cries From The Corridor,1980),讲述校园里的生活。所以我的导师鼓励我仍然以一所学校作为研究对象。但是这一次的研究与我之前出版的日记相比,将是更加理论化、论述更加有力、论述根基也将更加稳固的民族志、人种学研究。当时有很多人都建议我再做一次研究学校内部活动的民族志/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我当时也觉得可以考虑。《学会劳动》(Learning to La.bor)的作者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访问多伦多大学的时候,他也对我说,“你需要写一本非常重要的民族志作品”。我后来开始研究“仪式”(ritual),将仪式作为一个研究重点,但是从开始试着研究“仪式”到最后真正决定研究“仪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之后我才终于有了一些自信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我当时的做法是,去了多伦多大学的人类学系,坐到它们的课堂上,检验自己的人类学基础,检验自己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做民族志研究的理论根基。后来一位讲授人类学的教授问我是不是愿意讲一门关于“仪式”的课程,或者主持研讨会之类的,于是我告诉自己,我已经为民族志研究做好准备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选择哪一所学校呢?我当时因为出版了我的第一本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著作《来自走廊的呐喊》,被多伦多学区学校委员会禁止进入多伦多学区任何一所公立学校进行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不想让我再一次揭露某一所学校的内幕。最后在我的导师的安排下,我选择了一所天主教学校。因为天主教学校委员会和公立学校委员会是两个并列的机构。那是一所位于贫民区的天主教学校,学生大多是意大利和葡萄牙裔移民的孩子。这个学校允许我在学校做一年的研究。我的研究成果就是我的另一本著作《学校作为仪式表演》(Schooling as a Ritual Performance)。这就是我选用民族志作为研究手法的大体原因。因为我发表过一部日记体著作,我的教授认为我应该是擅长分析日常生活和经验的,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话说,就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

但是现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不再做民族志研究了?这背后有一个故事,也许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有震撼力的故事。我在博士毕业以后,来到了一所规模不是很大的大学——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任教,与布鲁克大学签了一年的合同。当时我来往于两座城市:我的家人所在的城市,多伦多;布鲁克大学所在的城市,圣凯瑟琳斯(St. Catharines)。这两座城市相距大概两小时车程。所以每个星期天,我就开车去圣凯瑟琳斯,在布鲁克大学连续上3天的课,然后星期四开车回多伦多。我在还是博士生的时候,跟法国哲学家福柯上过一门课。当时我对法国哲学家的理论很感兴趣,尤其在一段时间内对拉康非常着迷,他被认为是法国的弗洛伊德。所以在布鲁克大学任教的时候,我决定在多伦多做一个非常震撼的民族志研究——以多伦多酒吧中的脱衣舞娘作为研究对象。我当时对脱衣舞娘与男顾客之间的互动交流非常感兴趣。例如,有的时候脱衣舞娘会试图羞辱男顾客,她们会手牵他们的领带,将他们拉上表演台;或者要是哪个男顾客恰巧是秃顶,她们会作出为男顾客的头顶抛光的姿态。她们认为,通过这些行为可以展现出她们的控制力。但是我当时的理论是,在她们自认为施展她们对男人和对局面的控制力的同时,其实更加体现了她们在更高一层的父权制(男性文化)的层级结构中的弱势地位。所以我将男性观者和女性表演者之间的互动作为观察重点,同时做了大量的笔记。在跟一些舞娘有了一些接触之后,我与其中一位舞娘的关系越走越近,她来自加拿大的法语区。有一天,她邀请我去她的公寓。我当时的考虑是,要是我跟她去她的住所,她的私生活将更多地展现出来,这对我的深入研究将非常有利。于是我随同她去了她的住所。通过交流,她对我也有了更多的信任,开始跟我分享更多她的经历和故事。她说,你喜欢莫扎特吗?我说,是的,我喜欢。然后她把一个莫扎特的黑胶唱片放在唱片机上,开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当移动到她的书架的时候,她抽出一本书扔向我。那是她妈妈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的哲学。我说,你妈妈研究克尔凯郭尔?语气中难掩震惊。她说,是的。但是她跟她的妈妈已经有10年没有见过面了。我们后来又有很多交流,我记下了很多她的故事。1984年,一个关于莫扎特的电影叫《阿玛迪斯》(Amadeus)在多伦多上映,我邀请她去看。我们一起去看了电影,她非常开心。在我们来往几个月后,有一天晚上我在圣凯瑟琳斯接到“茉莉”的一个电话。她的名字是“茉莉”,这当然不是真名。从电话中听起来她像是遭遇了什么麻烦。她说,“情况真的非常紧急,你一定要过来!”我在风雪中开了三四个小时终于到了她的住所。我敲门,她打开门,全身赤裸,身体多处烧伤。她是个脱衣舞娘,她的身体是她最重要的维生资本,可是现在她的身体已经被彻底毁了。经过一再追问,我知道是她的贩卖毒品的男朋友对他做了这些。她的男朋友从蒙特利尔回到多伦多,她非常兴奋地告诉她的男朋友关于她如何遇见了一位很酷的教授,她将出现在这个教授的书里,这个教授鼓励她回到大学,教授说她很聪明,她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然后她给他看教授的书《来自走廊的呐喊》。她的男朋友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么想这个教授的。然后他对她进行了殴打,她昏晕过去,他用烟头毁了她的身体。我回到多伦多的家,拿出所有关于她的研究笔记,将它们通通扔进了火炉,一页不剩。若将这些笔记整理出来,足以成为另一本登上全国销量榜的震撼之作,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志研究者,我对发生在研究对象身上的事故是有推卸不掉的责任的。我最初接近她的原因是为了我的研究,她的独特经历和知识对我的研究非常有利。要不是我的教授和研究者身份,我绝对不会去接近她或倾听她的故事。我觉得我在计划暴露她的生活的过程中,侵犯了她的利益。事件发生在1985年,在那之后的近三十年间,我再也没有做过民族志研究。你要是问我这样的研究是不是有价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认为民族志研究者一定要检视自己研究的目的,反省自己的意图,并且认真考虑研究可能对被研究者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许将来某一天我会开始另一项民族志研究,但是在研究之前我必须保证自己与他们(被研究者)站在一起,为他们争取利益,成为他们的战友。否则,我是不会做民族志研究的。因为我不认为民族志是一个来去匆匆、不带走一片云彩的为研究而研究的研究,否则你就是在利用别人的痛苦为自己牟利。

二、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

于伟:作为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你怎样看待马克思与教师的关系?在你的书中你提到所有教师都应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现在很多人不同意马克思的想法,而你为什么赞同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的什么思想对你最有影响?

彼得·麦克拉伦:这是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问题。我前面提到,当我是博士生的时候,我出版了《来自走廊的呐喊》。当时很多批评的声音指出,我的著作中没有理论分析。有关日记写于1974-1979年间,当时我还没有受到很多人类学、社会学或其他政治理论的指导,但是我仍然试着对我的日记进行一些理论分析。然而我的出版商建议我拿掉分析部分。他说,要是你只保留日记部分,这本书必将成为年度畅销书之一;要是你保留理论分析部分,将彻底改变这本书的性质。出版商说,事件本身是会为自己说话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将事件描述和呈现给大众,读者会有他们自己的解读,他们不需要你的理论梳理和剖析。对那个年轻单纯的我来说,出版商的建议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于是我听从了出版商的建议——让事实自己说话去吧。然而不久之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错误,读者对我的故事的解读是如此的负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例如读者将这些年轻的移民子女的行为看成是动物行为。在那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真的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去分析解读这些经验。我之前也提到过,我那时对福柯以及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理论非常感兴趣,还有后来被统称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理论,而后现代理论以批判马克思主义开始展开。在那个时候这些后现代理论对我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开始用这些时尚的、来自欧洲的理论作为我的分析视角。事实上后现代理论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领域,随着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传到法国,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又经由法国的哲学家传回美国,尤其是1968年以后,法国学生运动以及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遭遇失败,资本主义在那个时期呈现出一片胜利的景象。那是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最强国家,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输送大量资金,同时也输出了美国文化。也就是那个时候许多马克思正义者、毛泽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逐渐转向后现代主义理论,如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的理论。利奥塔著有《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我跟他本人也有过交流。可以说我曾经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直到1994年。从1994年左右我开始认真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教育者对我的作品的批判,例如戴维·希尔(Dave Hill)、格兰·瑞科沃斯基(Glenn Rikows.ki)、迈克·科尔(Mike Cole),他们都是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他们在欣赏我的作品的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批判我的作品。我在正视和研究他们批评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也许他们是对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比我的论述更有力、更深刻。于是我决定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原著,重新定位我的政治立场,然后也加入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批判后现代主义的阵营。2003年,我的曾经的三位批评者与我合著了《在教育理论中用马克思主义对峙后现代主义》(Marxism against Postmodernism inEducational Theory)一书,这是一个生产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文化形成和文化塑造的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表达形式风靡北美。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是当时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代表艺术家之一,他的艺术手法叫做“滴画法”,就是将各色颜料借助各种工具随机撒向帆布,并因此而名声鹊起。他的画作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主题,更不用提明显的政治信息,一切取决于观者,观者需要了解的是绘画的历史、绘画风格和技巧演变的历史,来接纳和理解他的画作的独特性。然而大多数人,甚至抽象主义艺术家们,并不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为当时的抽象表现主义风格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美国一位金融巨头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将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称为资本主义的艺术形式(the art of capitalism)。我们可以发现那时在高校中对理论,尤其抽象理论的推崇,齐声反对因果关系法则,换句话说就是用主观性解释一切。他们宣称“被压迫群体”这一群体概念并不成立,因为压迫这个定义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定义,一个人的被压迫者地位决定了另一个压迫者的存在,而压迫者并不存在。你会发现这样的理论不会在经济层面来审视和挑战现存社会,例如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 of capitalism)。人们论述的基础由经济层面转向文化层面——大家停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文化以及文化产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这些词汇统统被冷落,文化、身份认同、人权、女权主义、性取向等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这些话题和领域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单一关注文化领域的平等,会忽略经济领域上的公正。2007-2008年间,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呈现,在北美大陆马克思主义虽然不能说凯旋回归,但至少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大家开始讨论这些危机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内的制度性危机,又或者仅仅是又一波的经济波动。在这样的形式之下,我个人从1994年起,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我坚信在当今时代下,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当阅读研究马克思。在墨西哥,我和我的马克思主义同僚们每年都组织以“回归马克思”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而在委内瑞拉,我与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大概有6次左右的会面,但只有一次有过语言交流,我对于他在委内瑞拉进行的玻利瓦尔革命很感兴趣,我个人也很荣幸可以以我的方式参与其中。我个人一直在尽我所能支持这场真正的人民的革命,并向查韦斯的支持者表示,任何时候只要他们需要我,他们只需要提供我的机票和住处,我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报酬来支持这场将在人类历史上刻上重要一笔的玻利瓦尔革命。总之,在游历各国,尤其是拉美各国时我看到了太多的普通人民的挣扎,结识了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教师、工会成员、艺术家、社会活动者等,所有这些人和事都在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有多么需要马克思。事实上,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更需要马克思了。但是身处美国,在你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你已经将自己推向了外围。不仅仅是边缘化那么简单,保守势力为了让你噤声会用尽各种手段。2006年,一个自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友团体(UCLA Alumni Association)的组织,在网上公布了一份名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危险的30名教授”的黑名单,我的名字位居榜首。这个校友组织公然宣称将奖励提供我的课堂音频的学生100美元,奖励提供我的课堂笔记的学生50美元,如同回到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恐怖时期。

三、弗莱雷以及其他学者对麦克拉伦的影响

于伟:刚才你提到的很多关键词和思想在我们国家恰恰都被弱化了,例如阶级、阶级斗争、革命。对我们来说这些词汇似乎不合时宜了,但是我想只要是有市场,有利益集团,有不平等存在,马克思的很多思想对我们看世界和中国的教育,仍然有价值。我们在你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你深受马克思的影响,而且经常提到弗莱雷,我想请你说一说弗莱雷的哪些思想对你的影响比较大?你是全球范围内对弗莱雷最有研究的学者之一,我也读过你写过的一些为弗莱雷辩护的文章。

彼得·麦克拉伦:我想说很多学者都对我产生了影响,从我还是博士生的时候算起,最开始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吉鲁(Henry Giroux),然后吉鲁帮我引见了弗莱雷。当时在多伦多大学常常有从美国来作报告的教授,包括派纳(Bill Pinar)、阿普尔、吉鲁等人,阿普尔和吉鲁岁数相当,他们大我五岁。在这群从美国来的学者当中,我对吉鲁最为钦佩。吉鲁的异于常人的魅力,他的独特的演讲方式,他的飞速旋转的大脑会让你不由得心生钦佩。另外,他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跟我(当时我还是一个博士候选人)打招呼和握手的学者,我送给他一本我的《来自走廊的呐喊》,更令我震惊的是他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引用了我的著作。后来在我有机会由英国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想到了邀请吉鲁为我的新书撰写序言。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确定吉鲁会不会接受我的邀请。我给吉鲁打了电话,打到波士顿大学,但被告知他已经不在波士顿大学了。然后得知吉鲁因为他的文章的政治性过强被波士顿大学开除了,保罗·弗莱雷曾经亲自写信给波士顿大学的校长说吉鲁是他见过的北美最卓越的学者,仍然是徒劳。得知吉鲁被迈阿密大学俄亥俄校区聘请之后,我联系到他,问他是否可以为我的新书撰写序言。他说把你的书稿发给我。一个星期之后突然接到吉鲁的电话,他说,“彼得,序言已经写好了,简直是太棒了,我现在就读给你。”读过之后他说,“彼得,到美国跟我一起工作吧。”我当时在布鲁克大学的合同也只有一年,不确定布鲁克大学会不会跟我续签合同,于是答应了吉鲁的邀请,向迈阿密大学递交了申请。所以从1985年,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之后他为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芝加哥举办的全美教育年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Association,简称AERA)上将我介绍给保罗·弗莱雷。需要指出的是,保罗·弗莱雷在自我流放过程中,在美国哈佛大学有过逗留。在见过保罗几次之后,我收到一封保罗从巴西写给我的信,那时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他在信中提到自从他的妻子过世以后,他从阅读我的作品开始重新投入到他的工作当中。从他的言语当中可以听出一点自杀倾向。我手捧保罗的书信,感慨和震惊于保罗对我的信任。后来在保罗过世后,我再次拿出保罗当年写给我的那封书信,我对自己说,我永远不希望自己将这封书信的内容公布于世。因为我不想通过发表这封书信,向所有人展示我与保罗曾经有多么的亲近。为了确保自己不会出于私心将信件发表,我在心里默默地说,那就让我遗失这封信件吧!一星期后,当我试图再次拿出那封保罗的信件时,它真的不见了。我再也没见过那封信。或许我在无意识或潜意识中已将那封书信丢掉了。或许这也是件好事吧!毫无疑问的是,保罗的作品是全世界大部分批判作品的基石。不论我走到哪个国家或地区,我们总可以共同讨论保罗·弗莱雷。所有我访问过的教师教育者,都知道保罗的作品。保罗的《被压迫者教育学》在我看来,是教育领域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我非常荣幸在中文版《被压迫者教育学》再次印刷之际,可以为保罗的著作作序。大家都应该或多或少知道弗莱雷的经历,他曾经在巴西东北部工作。他最开始是法律专业的学生,本应是做律师的。但是他很快就放弃了律师这个职业,开始投身于提高文盲农民的识字素养的事业。他的教学实践和成果如此奏效,农民很快就在学会认字的同时,开始向政府,向他们的社区,向他们自己的贫穷状态等提出质疑。在这些农民遇见保罗·弗莱雷之前,他们会认为:我贫穷是因为我不够聪明,或者我的贫穷是上帝的旨意,又或者我就是很不幸地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而在跟弗莱雷学习之后,他们开始学着认真地、批判地思考他们的境遇:也许我们贫穷是因为我们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对我们的压制;也许工人应得到更多的报酬等。保罗因此被关进了监狱。政府不需要这样的可以激发农民的批判意识的教师,他们需要让农民的意识层次停留在单纯意识(na.ve consciousness)阶段。在被关押70天后,保罗被释放,但是他十分清楚,要是继续留在巴西,他将被暗杀或再次投进监狱。于是他做出了自我流放的选择。当他在智利期间,智利的独裁者总统,同时也是美国的傀儡,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下令让保罗离开智利,称保罗为共产主义者。然后保罗去了瑞士,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工作,后来又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一段时间。历经17年的自我流放,他返回巴西,被尊为国家英雄,成千上万的人群迎接保罗的回归。事实上,保罗的一本新书今年刚刚在美国出版,书名为《承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Com.mitment)。在我的课堂上,我会传达很多保罗的作品和思想。弗莱雷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基督徒,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天主教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受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影响。与之相似的是,现任天主教教皇弗朗西斯(Pope Francis)学习过解放神学,并深受其影响,作为教皇的他公开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评论。当然教皇弗朗西斯的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的目标就截然不同了,本笃十六世的目标是攻击和破坏解放神学。解放神学要求教父与穷人站在一起,为穷人争取利益,争取现世的公平。20世纪80年代,很多践行解放神学的神职人员,因为与独裁政府相对峙,被暗杀或遭到迫害。回过头来说弗莱雷,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受解放神学影响,他不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基督徒是相冲突的两个角色。

四、教育研究中的立场问题

于伟:我第一次知道保罗·弗莱雷这个名字是14年前,我没想到美国书店中有这么多他的著作。后来我知道他是巴西的教育家,所以这本书(《被压迫者教育学》)是我2000年在华盛顿买的。我的感觉是台湾对弗莱雷的重视多于大陆。我看见过台湾翻译的好几本弗莱雷的著作,包括《解放的教育学》、《希望的教育学》等。在大陆我看到的只有两本,《被压迫者教育学》这本书,还有一本就是《给教师的十封信》。我个人觉得弗莱雷的思想还是很重要的,可能有的人觉得在中国不合时宜。我们现在学术界有一些人是很功利的,是很狡猾的。我现在确实是觉得教育研究是有立场问题的——你替谁说话。刚才你提到你是为穷人说话的。我们中国恐怕真的需要一些人站在弱势群体那一边,为穷人说话。富人不用你说话,有很多人已经在为富人说话。

彼得·麦克拉伦:我们现在讲“与穷人一起”(speak with)而不是“为穷人”(speakfor)。“speak with”和“speak for”的不同在于,后者的意涵是我站在我的位置上,研究你们(穷人)的情况,然后为你们的利益说话;而前者的意涵是,我跟你站在一起,与你们一起与不公正和不平等作斗争。前者是后者的一个更加深入的层次,我不再是一个武断的观察者和报告员,而是跟穷人站在一个战壕的战友。我有一个与此相关的经历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在几年前去哥伦比亚做了几场报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是邻居,但是哥伦比亚政府并不喜欢委内瑞拉政府。查韦斯在世的时候,曾经试图与哥伦比亚协商和平协议,但是不幸的是查韦斯事业未尽身先去。哥伦比亚接受了很多的美国援助,很多数据显示,哥伦比亚是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一度仅次于以色列。哥伦比亚政府允许美国军方共享他们的军事基地。也就是说,哥伦比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跟美国有紧密的联系。当时哥伦比亚仍处在持续了40余年的内战中(现在仍在继续)。内战中存在几支不同的力量,其中一支是盘踞在农村地区的游击队组织,叫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我受邀去哥伦比亚参加一个关于社会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地的社会学家以及教师。在我的报告结束之后,一群教师走到我跟前说,“在这里作报告有什么意思,还是到我们学校去吧。”于是我跟着他们去了他们的中学。走进一个大厅,里边坐满了中学老师,他们表达了对我的欢迎,然后说,“彼得,我们读了很多你的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著作,但是它们都是几年前的著作了,我们想知道你的最新想法。”我说,首先,批判教育学不仅仅是课堂中和学校中的一门学科,批判教育学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跟他们分享了公共教育学(public pedagogy)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吉鲁提出的——无论是在图书馆中、教堂中还是娱乐中心,我们都可以进行教学活动;还有批判教育学应当是一种社会行动,我正在做的就是试图建构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联盟,共同揭露资本主义的危机,例如生态破坏、不公平的经济权、贫困、不平等。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团结起来一起为更美好、更公正、和平的世界而斗争。然后我发现座席上的教师们面面相觑,神色紧张。“我哪里说错了吗?”我问。他们说,彼得,我们同意你所说的,但是我们不能使用你的语言。你的语言对哥伦比亚来说,太过激进,我们使用你的语言是会冒生命危险的。我说这太难以置信了。然后他们给我放了一组幻灯片。幻灯片的内容是一些五六年前发生在这个社区的一个事故的照片。照片中的学生手举白床单,还有一些尸体。我问,发生了什么?他们说,几年前,一批政府派来的不速之客闯进了我们的社区,他们驾驶着军用直升机,开着坦克,还有约4 000名士兵。等他们撤出了,非官方民兵组织(paramilitary)又来了,他们的行径更可怕。他们揪着村民的头发,将村民拽出家门,村民在自己家门口被一枪爆头。教师们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你的语言像你这样说话的原因。我们仍处在内战中,我们教师的任务就是尽全力将游击队、政府军队、非官方民兵组织等内战中的各种势力拒之门外,使学校在内战中保持中立,保证学生、教师以及整个社区的安全。我们没有直升机,没有坦克,没有任何军备武装,一旦卷入内战,我们的教师、学生和社区人民必将第一个被杀害。我开始意识到当我在这里作报告的时候,没有真正地了解当地的特殊情况。他们继续说,彼得,但是保持中立不代表我们不接受和实践批判教育学。我们使用的是另一种批判教育学的语言,将关注点放在情感上。我们致力于帮助受内战摧残的孩子们修复受伤的心灵,帮助他们看到和找到生活的希望。我问,那么成效如何呢?他们自豪地说,在践行批判教育学之前,98%的学生想要加入政府军或非官方民兵组织;而现在,98%的学生想要进大学。我说,那真的是很成功啊。然后他们说,彼得,你能不能明天在麦德林(Medellín,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图书馆的报告中提及我们?我说当然没问题。第二天,我在我的报告的最开始提到了我前一天访问的学校,提到他们的中立态度,他们的教学成果。然而在我的报告结束之后,一个看起来非常激进的老师走上报告台质问我为什么给予那所我访问的学校那么高的赞赏。这位老师来自另外一所学校,他说保罗·弗莱雷说过,如果在一个存在多个力量不均衡的势力的情形下选择中立,那么就是在纵容压迫者,而这所学校却宣称中立。我说,是的,保罗是说过这句话,我也赞同保罗的观点。但是你仍然要考虑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况。这所学校的教师尽其所能来保护学生的安全,保证学生不受各种势力的进攻和残害,与此同时,教师们又在用另一种更隐晦的方法实践批判教育学,这是无可厚非的做法。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在应用批判教育学时,一定要与客观实际相结合。

五、从后现代主义到马克思人道主义

于伟: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彼得展开论述一下福柯的哪些思想对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彼得·麦克拉伦:我与福柯本人的接触仅仅是旁听了他在多伦多大学的一个持续两个星期的研讨会。我当时没有正式注册他的短期课程,因为那个时候担心要是福柯给我一个不是很好的评价,将对我的心理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在那之前,我当然也读过他的作品。但是我现在认为福柯的理论不包括阶级理论,而且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辩证理论。我曾经对福柯的知识和权力的理论非常敬仰和感兴趣,例如,福柯认为政治的问题也就是话语(discourse)的问题。福柯的权力哲学认为权力无处不在。但是试想如果权力无处不在(everywhere)的话,也有可能根本不存在(no.where)。逐渐地,我就开始批判地看待福柯的权力理论了。另外,福柯的政治取向也很有意思,他曾经支持伊朗革命的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他的著名的著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还有《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clinic)都曾对我产生较大的影响。至今为止,我认为他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但是当我对生产的社会关系更加感兴趣的时候,文化政治学的视角已经不足以说服我,于是我开始关注经济政治学以及生产关系,而不仅仅是流通的关系和消费的关系,进而我的关注点也逐渐偏离福柯。当然福柯在我的研究体系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但已经不是中心位置。有人说我们处在后福特时代、信息时代,工业时代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当然要是以美国为例,美国将绝大部分的工厂都建在他国,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脑力劳动者(cognitariat)正在替代工人阶级(proletariat)。但是很多我访问的国家仍然存在大量的工厂和工人,也就是说工业化之下的工人阶级仍然普遍存在。而那些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获利的国家也是最先拥抱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存在很多流派的,而我个人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流派。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曾经影响很大,而这一流派放弃了马克思的辩证理论。对我来说,黑格尔的辨证法非常重要,尤其是否定之否定原理。真正理解马克思需要深刻理解黑格尔。马克思的确批判了黑格尔,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很重要,但同时马克思也从黑格尔那里批判性地吸收了很多的理论精华,这些理论精华构成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来自于马克思人道主义(Marxist Humanism)传统。马克思人道主义传统的创办人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女性马克思主义者——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1910-1987)。说到杜娜叶夫斯卡娅,就需要提及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托洛茨基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他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叫做《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1936),这本书产生的影响之一便是大大加重了斯大林将他暗杀的决心。1936年底,在欧洲流亡几年之后,托洛茨基来到墨西哥,受到两位著名的墨西哥左翼画家迪亚哥·里维拉和弗里达·卡洛夫妇的邀请,在他们的位于墨西哥城科约阿坎(Coyo.acán)区的家中居住大概一两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将托洛茨基安排在有警卫防守的、带有铁栅栏窗户的另一座公寓里,但仍然于1940年在这个公寓中遭到暗杀。回到杜娜叶夫斯卡娅,1937年,这个27岁的年轻的女共产主义者,只身来到墨西哥城担当她当时的革命偶像托洛茨基的秘书。然而就在托洛茨基被暗杀的前一年,杜娜叶夫斯卡娅与她的革命偶像起了争执,争执的焦点是: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Hitler-StalinPact)签订之后,苏联是一个退化的工人阶级国家(degenerated workers' state)还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国家(state capitalism)。杜娜叶夫斯卡娅支持后者,而且她后来进一步指出,苏联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国家,而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我个人支持杜娜叶夫斯卡娅的理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相对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中央集权资本主义形式(a form of centralized capitalism)——国家(state)占有生产资料,遵循价值规律。杜娜叶夫斯卡娅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之后,离开墨西哥,回到美国,开始在工厂中讲授马克思和黑格尔,后来发起了马克思人道主义运动。马克思人道主义组织不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但直到今天仍然在运行。我个人从这个组织的很多成员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非正式地参与到国际马克思人道主义运动(InternationalMarxist-Humanist Movement)当中。这个组织的观点可以说极具批判性,或者说批判性地看待一切,同时批判的立场和分析的手法也非常坚定和具有说服力。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分析手法与其他各派马克思主义不同,各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很多争论。回到福柯,我对福柯在这个意义上是批判看待的。而很多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Autonomous Marxists)受包括福柯、奈格里(Antonio Negri)、哈特(MichaelHardt)等人的影响很大,他们抛弃了辨证法(dialectics)。他们——甚至很多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如此,都存在对超越(transcendence)概念的恐惧。很多理论学家会认为一旦接受了辨证法,超越这一概念会直接将我们引领到古拉格(Gulag,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劳改所)或者尼采的超人境界。我不否认这些风险存在的可能性,但我仍然全身心地致力于对辨证法哲学的研究。辨证法哲学与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or ontology of becoming)之间也建立了某种联系。各种新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生成,我会选择一些理论为我所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许又会与之渐渐疏远。福柯的理论就属于这一类,也就是说,福柯在我的学术生涯初始阶段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期渐渐淡出我的理论研究范畴。

补充:我跟吉鲁的作品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作为分析视角的,吉鲁并不赞同我的这一马克思主义转向,或许他会认为这是一种倒退,但是我们仍然是很亲密的朋友。我们私下里有理论争辩,但相互尊重对方的作品。而且我一直认为吉鲁毫无疑问是北美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另外一点我想要补充和澄清的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具体来说发生在1994年,而这一年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年份。当时我和很多理论学者都预测这一协定将在墨西哥造就一批百万、亿万富翁,但同时也会造就更多的、更加贫困的人口,所以贫富之间的差距将大幅度增加。而富人的财富永远不会顺其自然地如里根所宣扬的下渗经济学(Trickle-downeconomics)理论所说的流向穷人的帐户。穷人从来没有看到这些财富,新产生的社会财富从来没有投入到穷人身上,而是被富人用在金融市场,为富人自己生出更多的财富。那么现在我们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随着教育的私有化以及商业化,教育成为了经济的附属品,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具有批判意识的公民。在我刚刚从加拿大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还在呼吁对具有批判意识公民的培养,但很快教育目的就被“培养消费公民”所替代了。


彼得·麦克拉伦,美国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教育研究学院特聘教授,保罗·弗莱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批判教育研究中心荣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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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外国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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