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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玎:公民不服从的价值与社会基础

更新时间:2016-05-20 00:45:35
作者: 袁玎  
借助于后者所具有的‘激情’、‘理想主义’与‘组织’优势来实现自身目标的做法,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普遍,也非常成功的。然而,这一类政治运动与宗教、类宗教的结合与联手,也经常会失控,经常会走向意识形态革命之路,使社会变革既伴有“腥风血雨”的色彩,也伴有意识形态政治的狂热。而更重要的是,政治与宗教或类宗教的联手必然使革命后政治形成某种程度的‘政教合一’,它除了给社会带来信仰的僵化和意识形态政治外,还存在着因追求‘理想的完美世界’而导致‘极权政治’出现的可能。”基于对一种具有一元理想情怀的公民运动的深刻不信任,张先生甚至指出,“英国近代宪政建立过程中的曲折”证明了他的观点,并且认为英国宪政革命靠的是温文尔雅的“宫廷政变”。

   英国宪政如何建成,显然没有如张先生那样简单。由于篇幅局限,这个课题需要另文认真讨论。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张先生从不信任民众和不信任民众的革命运动为出发点来反对基督教正义一元论,却导延出了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否定了基督教正义一元论,对一个特定的宗教社群来说,却意味着否定了和平忍耐的精神基础。由此,公民不服从与基督教传统的关联,不能不发展为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实证地说,在特定的时代,历史上的公民不服从,更多上是基督教情境下的,因而更加有赖于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践行。公民不服从与基督教传统的具体内在关联,从理念上可主要可分三点:

   其一,基督教传统一方面坚持“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它” (罗马书13:1),另一方面主张“该撒之物归该撒,上帝之物归上帝” (马太福音22:21),“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使徒行传5:29)。这种态度在自然法观念和在加尔文处得到了更为清晰表达,并最终确立了一种对世俗国家和法律的双重态度。因此,在《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马丁?路德 ?金以饱含热情之笔调描述:“只要早期的基督徒进了城,当权者总会惊惶不安,马上企图把他们判为‘扰乱和平的人'和‘外来的鼓惑者'。可是基督徒们不屈不挠,坚信自己是‘天国的开拓者',必服从神而不服从人”,进而提出 “我会同意圣奥古斯丁的话:‘不公正的法律,就等于无法无天'”。(11)

   其二,基督教传统中倡导的非暴力的观念,对公民不服从运动影响巨大。如耶稣言“你们听见别人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我对你们说,不要抵抗恶人。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再把左脸转给他打”(马太福音5:38)。 “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 26:52)。而关于公民不服从运动的非暴力特征,在前文已有涉及,本处不再赘述。

   其三,基督教传统强调人之原罪,而罪与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服从还是不服从神,因此服从或是不服从在神学中具有异乎寻常之重要性。而在尘世,服从不正义的法律,实质上是选择服从人而拒绝服从神,选择服从罪而拒绝服从神。服从罪本身即构成一项罪。依此逻辑,不服从不正义法律必被视为是对神之责任。马丁?路德论证说 “人也有道德责任,去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12)。因此,公民不服从却被理解为对罪的拒绝,因此是基督徒的一项义务。

   正如沈先生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中反复指出的,一种信仰文化,光有基本教义还不够:这种教义还需要落实到实践中去,切实转化为群体行为。这样一种分析方法,本来应该是政治学的常识;从政治变迁的角度而言,也可以从一套更为全面的视角来反思各种政治理论。从行为模式看,基督教之殉道传统与公民不服从运动在行为模式上颇有相似之处,至少也表现在如下三点:

   其一,公民不服从是一种不同于私下活动的公开行动,“公民不服从的行为,将被视为替良知或上帝更其重要的正当性做公开见证的行为。”(13) “见证”在基督教中是一个具有独特含义之概念。耶稣曾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翰福音18:37)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著万人,为他作见证。”(使徒行传22:15)早期基督教历史中,世人通过追随耶稣的殉道者来认识基督教,那个时代的人对基督徒最主要的认识,乃他是一个殉道者。在希腊原文中,“见证人”和“殉道者”是同一个字,原意指雅典法庭中原告若想传召被告,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这种见证传统必然是公开进行的,面向整个社会共同体的。

   其二,公民不服从的践行者常接受法律惩罚,不寻求逃避或者报复。“非暴力的反抗者必得甘心接受暴力,而绝不给对手以暴力。他绝不会逃避监狱。如若必要,他会从容赴狱,‘一如新郎走进新娘的闺房'”,“人也许会问:非暴力的反抗者如何能辩解他请求人们经受的这般严峻考验——将‘转过右脸'的古训运用于这种大规模政治运动?答案就在于这样的认识:不应得的痛苦便是救赎。非暴力的反抗者晓得,痛苦具有教育和转化的巨大可能”(14)。而早期基督教殉道者甘心接受惩罚,主要也不在于对现有法律和秩序之尊重,而在于认为接受惩罚是一种效法基督受难之选择,自己通过受难,参与了基督赎清原罪、拯救人类之伟大工作。因此,他们不会怀有逃避或者报复的想法,而倾向坦然接受惩罚。

   其三,积极反抗的公民不服从不主张消灭对手,以和解为目的。“它并不企图打败或羞辱对手,而是要赢得他的友谊和理解”,“这些行动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唤醒对手道德羞耻情感的手段。这里的目的在于补救,在于和解”,“它要避免的不仅是肉体的外在暴力,更是精神的内在暴力。非暴力反抗者不单拒绝击败对手,甚至拒绝仇恨对手”,“非暴力反抗所欲战胜的是罪恶,不是受到罪恶欺骗的人”(15)。通过强调改变对手的努力,公民不服从运动致力于一种同时对自身与对方实施道德净化的伟大目标。这种“理解”与“补救”、爱与创造的传统是十分符合基督教律令的。能够克服屠杀后之仇恨欲念的,当然需要一元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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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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