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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进:美国宪法的试验期

更新时间:2016-05-18 23:22:27
作者: 胡晓进  
1784年的新罕布什尔宪法就大不一样了,不但篇幅颇长、内容详尽,而且结构整齐,层次明晰。宪法全文分为“权利法案”与“政府框架”两大部分。“权利法案”前后三十八条,详细阐述了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以及应该如何保障这诸多权利;“政府框架”则分名目列举了政府各分支的不同权力与产生办法。

   1784年新罕布什尔宪法,无论从结构还是内容,均非首创,在此之前,马萨诸塞已于1779年制定了新宪法,可谓这一时期州宪法的集大成者。这部1780年生效的宪法,除了“权利宣言”与“政府框架”两大部分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前言,直陈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制宪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共同的福祉。“权利宣言”共三十条,从天赋人权出发,论述政府与人权的关系,以及如何保障个人基本权利。“政府框架”则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司法权等数章,详细规定议会两院、正负总督、各类法官的权责。此外,还将大学与教育机构单列出来,明确规定州政府与哈佛大学等教育机构的关系。

   在1770年代的制宪大潮中,如果说宾夕法尼亚和佐治亚宪法代表的是一院制、强调分权的一极,那么1779年制定的马萨诸塞宪法,则体现着两院制、注重制衡的一端。而且马萨诸塞宪法不但是专门的制宪大会制定的,也是专门的批准宪法大会讨论通过的,从制定到批准都有民众代表参与,是一部体现人民主权的宪法。这些经验,后来都为1787年联邦宪法所吸收。

  

1780年马萨诸塞宪法

   在美国宪法的试验期中,1780年的马萨诸塞宪法无疑是最成功的一部,其成功之处,在于既强调分权,也注重制衡,赋予议会中心地位,但总督也并非完全无权;在保障民众选举权与参与权的基础上,又以代表的形式,限制民众直接控制政府,依然具有混合政体的某种特征。而这种混合政体的主张,正是来自于约翰•亚当斯,他是1779年马萨诸塞制宪的核心人物。虽然1780年马萨诸塞宪法并未完全实现亚当斯的混合均衡政体设想,但他依然非常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因此,当他看到有人攻击美国各州宪法时,就忍不住要著文反驳。

   1785年,亚当斯的朋友、英国牧师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发表题为《论美国革命重要性及其世界意义》的小册子,从追求幸福、增进和平、促进贸易等方面,论述了自己对美国革命的理解。文末附上了法国已故经济学家、政治家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78年春给普赖斯的一封长信。针对已经在法国公布的几部州宪法,杜尔哥向支持美国独立的普赖斯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美国人不应该笨拙地模仿英国的上院、下院与国王的体制,设置议会、执行委员会与总督;美国地区差异太大,应该将所有权力集中,建立单一国家。对此,亚当斯极不赞同,他决定著书反驳。当时,他正出使英国,闲暇时间较多,可以集中精力投入写作。他从英法各地找来论述共和国的各种书籍,埋首书房数月,终于在1787年初写出了第一卷,定名为《为美国政府体制辩护》(以下简称“辩护”)。

   这本“辩护”完全是为了反驳杜尔哥而作,亚当斯在书前摘录了杜尔哥长信的部分内容,然后写了一篇不短的前言,概述全书的内容与主要观点,论证在美国建立两院制共和政体的合理性。正文部分共十章,几乎收录了西方历史上所有著名学者关于共和政体的文字,亚当斯将其分为君主共和政体、贵族共和政体与民众共和政体三种,而这三种政体又有古今之分。在结论部分,亚当斯重申,制约和平衡是避免专制的最好方法。

   “辩护”第一卷出版之际,正是美国各州准备召集代表大会、修改《邦联条例》之时,虽然亚当斯人在英国,没能参与1787年制宪,但他的“辩护”却已经流传开来,成为他对新宪法的“缺席”贡献。

   “辩护”纵论古今共和政体,为马萨诸塞与当时美国诸州宪法申辩,获得制宪会议代表的普遍好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1787年之前美国宪法试验期的一个总结。

   1787年宪法生效之后,美国建立了全新的共和政体,既没有国王,也没有贵族。很多欧洲人认为,这样的“怪胎”最终会失去平衡,终将瓦解。但是,美国宪法经受了建国之初的各种考验,一直存续至今。宪法试验的思想,也绵延至今,史不绝书,很多政治家与法学家对此都有表述,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著名学者型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1919年10月,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艾布拉姆斯案”(Abrams v. United States)中,年迈的霍姆斯大法官一改自己先前的立场,从允许政府限制某些危险性言论,转向禁止政府限制言论自由,除非危险迫在眉睫。为了论证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在判决书的不同意见中,霍姆斯提出,如同所有人的生活一样,我们的宪法理论,也是一场试验;试验是我们制度的一部分,应该警惕任何阻止试验、制约言论自由的行为。

   1932年初,91岁高龄的霍姆斯退休。同年3月,在法院的一份判决意见书中,霍姆斯的朋友兼同事布兰代斯大法官发表长篇异议,支持各州采取试验性立法,应对经济与社会问题。他坚信,联邦制度的优点就在于,在民众的支持下,勇敢的州可以充当社会改革的实验室,尝试全新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而不用担心危及其他州的安全。

   霍姆斯和布兰代斯都相信,美国制度的活力在于其开放性,因为不拒绝任何可能的试验与改革,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失败中得到经验。而联邦制度恰恰赋予各州充分的改革主动权,允许地方民众选择中意的政治架构与管理方式。

   美国式的联邦制度与地方自治,加上独立的司法权,将“大共和国的强大性与小共和国的安全性于一身”,“使人民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掌握行使自由的技能”, 而负责解释宪法的联邦法院,又可以纠正民主的偏差,约束和引导多数民众的运动。这种有约束的民主自治体制,正是美国得以持续繁荣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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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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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评论》, 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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