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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为什么说我们正处于新“镀金时代”

更新时间:2016-05-17 11:33:31
作者: 保罗·克鲁格曼  
皮凯蒂指出,在法国,世袭财富总份额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快速增长期期间曾出现大幅下降,到1970年前后,这一份额已不足50%。而如今,该份额已经回升至70%,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相应地,在决定精英的社会地位方面,世袭财富的重要性也呈现出一种先降后升的趋势:顶层1%的后代的生活水平,在1910年至1950年间还低于靠劳动成为顶层1%的人的生活水平,可是自1970年之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又开始上升。

   而这可能只是开始。如图1所示,皮凯蒂有关全球r和g在一个长时期关系的预测告诉我们,平等时代已经过去,世袭资本主义重现于世的条件已经成熟。

   既然这张图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为什么世袭财富在当今的公共话语中只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呢?皮凯蒂认为,这是因为世袭财富的规模决定了它们必然要处于一种不被人看见的状态,也就是说,“财富如此集中,已经让这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因此才会让某些人赋予这些财富一种超现实的或神秘的属性”。这一论断非常高明,但这肯定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解释。事实告诉我们,作为当今世界中最显而易见的不平等激增的例子,至少从目前来说,它们同资本积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更多地同非常高的补偿和收入有关。

   《21世纪的资本》是一部非常杰出的著作。在财富和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再度成为政治的中心议题之时,皮凯蒂不仅以无人可比的历史深度,对当前所发生之事提供了宝贵文献,而且还给不平等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这一理论将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融合进一个统一框架。

   不过,这一成就仍然因为一件事而略显失色,那就是:人们之所以一直在渴望着这样一本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1%”的崛起,更重要的是美国的“1%”的崛起。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崛起所出现的原因是无法用皮凯蒂的宏大理论来解释的。

   皮凯蒂显然是太过善良和诚实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没有试图去掩盖那些不利事实。他宣称,“美国在2010年所表现出来的不平等”,“就量的程度而言,同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老欧洲一样极端,但是在结构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在美国所见到的也正在其他地方开始出现,这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即“超级薪水”的出现。

   资本仍然很重要;在社会的最顶层,来自资本的收入仍然多于来自工资、奖金和红利的收入。根据皮凯蒂的测算,在美国,在不平等的总的增加量中,约有1/3是由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造成的。但是,处于工资顶层的收入也在大幅增长。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自上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几乎没有增长,而处于工资顶层所谓“1%的人”的工资却增长了165%,处于最顶层所谓“0.1%的人”的工资增长了362%。

图1:历史上的全球平均资产年回报率和经济年增长率对比

   数据说明:在20世纪中,资产年回报率(扣除税收和亏损)一直低于经济年增长率,而在21世纪,回报率很可能会超越增长率。

   资料来源:参见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又该如何解释这种以劳动所得的绝大部分都流入最顶层为特点的不平等的戏剧性崛起呢?有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技术变化推动的结果。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在1981年的一篇著名论文《超级明星经济学》中指出,当代的交流技术正在以扩展有才华之人的影响力的方式创造一种“赢者通吃”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极少数杰出者,即便是他们在自己行业中的表现仅比报酬低很多的对手稍微好那么一点,也能够让他们获得巨大的回报。

   皮凯蒂并没有被这种理论说服。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保守的经济学家喜欢把谈论明星的高报酬当作是一种方式,用来提醒人们,这些体育明星和电影明星的高收入实际上物有所值。但实际上,这些人只是收入精英中的极小一部分。相反,人们发现,那些拥有高报酬的入主要是这样或那样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人的表现实际上很难给予评价,换句话说,他们的报酬是很难用货币来衡量的。

   到底是谁在决定着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该拿多少报酬呢?这通常都由首席执行官自己任命的补偿委员会来决定。皮凯蒂指出,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实际上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而能够对他们起到限制作用的不是市场规律,而是社会规范。皮凯蒂把顶层收入的火箭式增长归因于社会规范的被腐蚀。实际上,在他看来,造成顶层工资收入大幅提高的主要推动力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力量。

   为了公平起见,皮凯蒂对处于变动之中的社会规范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经济分析。他认为,富人税率的降低实际上是在让这些收入精英变得更藐视社会规范。当顶层管理者期望通过藐视社会规范和攫取很大一笔奖金的方法所获得的收入只在其可能获得的收入中占很小一部分比例时,他就有可能做出“为此而被斥为不值得”的决定。而大幅削减这些人的边际税率,就有可能让他们表现得截然不同。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拿超级薪水的人做出藐视社会规范的行为,社会规范本身也会发生改变。

   虽然这一诊断还有一些需要继续探讨的地方,但它显然缺乏皮凯蒂对于财富分配和财富回报的分析的那种精确性和普遍性。同时,我也不认为《21世纪的资本》充分回应了对有关高层管理人员权力假设的最引人注目的批评:非常之高的收入之所以会集中出现在金融领域,是因为那里的表现是可以被评估的。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并没有毫无意义地提及对冲基金经理,是因为这些人是靠着他们吸引客户并给客户带来回报的能力挣钱吃饭的。你可以质疑当代金融的社会价值,但是高登•戈科斯(Gordon Gekkos)就是明摆着擅长于此道,不能把他们的出现单纯地归咎于权力关系。尽管我猜想你可能会认为,这种可以同藐视收入规范划等号的不道德的意愿是受到了低边际税率的鼓励。

   总的说来,我多多少少地被皮凯蒂有关工资不平等的解释说服了,尽管他没能把去监管包括在内是一个明显的令人失望之处。但正如我所说,在这里,他的相关分析还缺乏他对资本的分析那样的精确性,更不用提那种纯粹的令人愉悦的学术雅兴。

   不过,我们也不应当对此反应过度。即使如今美国的不平等日趋严重主要是由工资收入推动的,但是资本的作用也是很显著的。而且,无论这一故事在未来如何演变,它都很可能与现在完全不同。目前美国最富有的一代可能主要是由高级管理人员而不是靠累积的财富来生活的食利者组成的。但是,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也有后代。也许20年后,美国就将变成一个由食利者主导的社会,和欧洲的“美好时代”相比较,其不平等程度将更加严重。当然,这种情况也许并不一定会发生。

   有时,皮凯蒂似乎秉持一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在他看来,所有的一切都会偏离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然而,《21世纪的资本》事实上已经明确表明,即便是潜在的经济条件指向极端不平等时,公共政策还是能够带来巨大差异。被皮凯蒂称之为“滑向寡头政治”的过程同样也能够被阻止,甚至被逆转。但其前提是,政府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

   关键的一点在于,当我们在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进行比较时,重要的是税后资本回报。因此,累进税——特别是针对财富和遗产征收的税——可以成为限制不平等的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实际上,皮凯蒂在其杰作的结尾部分呼吁的正是要征收此类税收。不幸的是,他自己书中所记载的历史并没有让他感到乐观。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强有力的累进税确实有助于降低财富和收入集中,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认为,当民主国家在面临高度的不平等时,提高顶层之人的税率是一种自然的政治结果。然而,皮凯蒂拒绝接受这种结论。在他看来,累进税在20世纪的胜利是“混乱的暂时性产物”。如果没有现代版的欧洲30年战争所带来的战争和巨变,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他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例解释了他的观点。他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高度重视平等主义。然而,当时法国的财富之集中,以及经济特权几乎皆为遗产所主宰,同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君主立宪政体没有两样,而且公共政策在反对食利者对于经济的主宰方面也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这尤以房产税为甚,其税率之低简直令人可笑。

   那么,为什么已经获得普选权的法国公民没有投票支持会拿食利者开刀的政客呢?其实,不论是对政策还是对公共话语权的影响力而言,谁的钱多,就可以换取更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可能是古今皆然。皮凯蒂在研究本国历史后指出:“法国‘美好时代’中的经历已经清晰地证明,当经济和金融精英认为有义务去维护他们的利益时,其伪善是无以复加的。”

   如今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事实上,美国的情况之诡异就在于,政治的不平等好像正奔跑在现实的前面。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美国经济精英的地位主要有赖于薪酬,而非资本收入。尽管如此,保守经济学的言论还在强调资本,叫嚣资本,而不是为劳动者,即“工作的创造者”而欢呼。

   这种转向资本的倾向不只是一种说辞。自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高收入人群的税负一直都在减少,而其中减少最多的是针对资本收入和遗产的征税,其中企业税的大幅降低间接地使大股东从中受益。有时,我们政治阶层中的很大一批人似乎都在为恢复皮凯蒂笔下的世袭资本主义而卖力地工作。如果你留意一下政治捐款的来源,就会发现,其中许多都是来自富有的家族。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在《21世纪的资本》的结尾,皮凯蒂呼吁拿起武器——特别是财富税这个武器,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征税,用以抑制正在日渐增长的世袭财富所带来的影响力。人们很容易对此持愤世嫉俗的态度,皮凯蒂对于我们正身处何处以及我们将向何处去的杰出诊断,只会让这样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就此而言,《21世纪的资本》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皮凯蒂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经济话语,我们从此再也不会用过去的方式来谈论财富和不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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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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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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