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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丁玲历史问题结论何以反复

——对《文艺界平反冤假错案的我经我见》的辩正与补充

更新时间:2016-05-15 00:11:09
作者: 徐庆全 (进入专栏)  

   亲历过文艺界风风雨雨的黎辛老前辈,耄耋之年笔耕不辍,为解读文坛岁月留痕提供了不少回忆史料。但由于资料所限,个别回忆中的结论也难免有率意之处。《纵横》1999年第8 期登载的《文艺界平反冤假错案的我经我见》一文中,有关丁玲历史结论一节,即有这样的问题。

   这里,我只想把我的一些困惑写出来,以就教于黎辛老前辈。

  

     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反复

   黎辛文中在提到1956年10月24日中宣部为丁玲所作的结论时说是“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变节性行为”。但在历史上,早在1940年即由陈云、李富春等主持对丁玲作出过一个历史结论,这主要是根据丁玲的自述。但丁玲在自述中,可能并未涉及她在被捕后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个字条的事情,所以1940年的结论曾说,丁玲入狱后“未给国民党任何文字”。而到1943年延安审干时,丁玲在一份材料中叙述了这一事情,并谈了她当时的认识:

   我相信了一个奸细(指冯达——引者)的话,以为能够求得即速出去为妙,以为只要不写脱离共产党字样算不得自首,以为这对国民党的一时欺骗不要紧。我听从了他,我写了一个条子……

   我写这个条子上,决无脱离共产党字样,然其实质即是脱离共产党,不反对国民党,是自首行为,尤其在做为我这样一个党员,在文艺界还有些地位的,是不可饶恕的(《丁玲同志在整风中所写材料的一部分》抄件,1943年8月27日)。

   由于丁玲的这份材料提到了写纸条的事情,所以,“丁玲在审干后期,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不能和其他党校同学一起参加学习党的路线,她对此深以为憾。”(见陈明《丁玲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93年2期37页)

   1945年8月,中央党校对于丁玲被捕问题, 又作出了一个初步结论。

   这份名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抄件)的文件,并没有采用丁玲自己的认识——“自首”的说法:

   (丁玲)所写字样的内容,不是明确的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可能由于这份结论仅仅是个“初步”的,而且又是中央党校作的,因而丁玲仍“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所以,这年10月,丁玲告别延安到东北,临行前她去看望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弼时时,任弼时对她这样讲:“你到前方安心工作吧,党了解你,信任你”,就是很自然的了。

   1955年,中国作协在肃反中,将丁玲、陈企霞作为“反党小集团”定案,丁玲被捕的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了。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

   丁玲同志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联系的。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没有检查她这一段历史,我们有意识地把她的思想问题和历史问题有联系而又分别地来处理。仅在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阮章竞四同志帮助她准备检讨发言稿时,作为研究她思想错误的历史根源,由她谈了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在会上的发言中,她笼统地说了在南京一段是犯有错误的。会后拟即对丁玲的这一段历史,重新加以审查,并作出结论。

   报告中所提到丁玲向周扬等四同志谈南京这段历史的情节,丁玲自己也曾说过:

   至于第一次帮助我的会上,……周扬同志……提议要我先在他们几个人面前谈历史,把历史问题搞清楚。我便把我在南京的情况,曾犯过的错误,和盘托出。周扬、刘白羽、阮章竞三个同志听后,互相看看,肯定地说:“这当然是自首。”我也没有声辩。他们问我为什么过去不搞清楚。我告诉他们1943年在延安已经讲过了,没有做结论,我问过弼时同志,1952年我也写信给过安子文同志,本能做出结论,并非由于我隐瞒了什么,我也是希望有结论的,而且我也说我对延安审干,对于审查我的历史,我没有意见,丝毫没有引起什么隔阂(《丁玲致中宣部党委的信》,1956年8月16日)。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报告中,还是在丁玲给中宣部党委的信中,都没有提到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这表明:一,周扬等人认为,在1940年中组部做结论时,丁玲没有讲出给敌人写纸条的事情,显然是向组织“隐瞒了什么”,这个结论是不作数的,要重新搞;二,对丁玲本人而言,因为在1943年审干材料中才将写纸条的细节说出来,她显然也认为不能再坚持1940年的结论,因而才为“没有做结论”而“问过弼时同志”,并在“1952年”“写信给过安子文同志”,“希望有结论的”。

   上面提到的黎辛回忆文章中提到的1956年10月24日的结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来的。此项工作实际上自1955年即已着手,但到1956年春夏,中宣部才正式组成了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专门小组。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和李之琏都是小组成员;并吸收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张海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同志作为工作人员作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审查小组在做了大量的工作后,五易其稿,最终在1956年10月24日讨论后,形成了《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一文件。文件说:

   ……丁玲同志被捕后在政治上是犯有严重错误的,首先,是对待已经叛变投敌的丈夫冯达,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与他决裂,反而与他继续同居,这是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立场的表现,并给自己政治上造成极不利的影响和困难;同时,丁玲同志曾经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行为。

   文件还说:

   丁玲同志1936年回到陕北直到1943年整风这一较长时期内,对自己被捕后的错误是不敢正视的。因而并没有向党交代;1940年由于有些同志怀疑她这段历史,中央组织部曾为此做过专门调查,但由于丁玲同志把自己的错误继续隐瞒起来,因此,当时的审查仍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

   文件最后说:

   丁玲同志在被捕后虽然犯了上述的错误,但除了已查明的上述情况外,没有查出有其他不利于党的言行。因此,她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在这次审查中,她对这一错误又作了检讨,这次审查结果,也没有发现她在历史上有什么新的问题,因此,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

   这个结论出来后,送丁玲征求意见,丁玲看后,于1956年12月1 日向中宣部写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中宣部关于我的历史审查情况,我基本上同意。我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现在都查清了,即(1)我被捕后逃离南京, 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愿望;(2)我写申明书, 是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二)结论中引用的我的交代,与事实有不够确切符合之处,特扼要补充如下:

   (1)“被捕后最初一个时期, 曾对敌进行斗争(如骂国民党杀害作家,准备牺牲、自杀等),并拒绝为敌人工作”,实际上对敌人进行斗争,不是限于最初一个时期,在后来我几次拒绝敌人的诱骗为敌人工作(如拒绝为张道藩写和修改剧本,拒绝姚蓬子要我写稿子等)、寻找党的关系等也是斗争,而最后得以在组织帮助下逃离南京,与我自己的争取有关。

   (2)我写申明书, 是由于叛徒冯达的欺骗劝诱和自己的软弱(立场不坚定),缺乏斗争经验(当时我以为冯达没有其他的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罪行;我相信了他在我面前的忏悔,相信他是真正希望我回到革命队伍来)。我不知道特务顾顺章、汪盛棣、徐恩曾等曾直接参与对我的欺骗与劝诱。

   (3)1934年4月至10月的半年时期,叛徒冯达曾在一伪机关做文字翻译,我不知道这个机关便是中统特务机关。

   中宣部收到丁玲的意见后,连同结论(张际春签发)一起报送中央。

   对丁玲的历史审查结束后,对丁玲“反党”的问题也要进行组织处理,中宣部成立了由张际春、周扬、李之琏组成的三人小组。1956年秋天,丁玲得知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并知道作协党组对她的问题要进行组织处理后,便写出了书面的申诉意见。1957年6月6日,在作协党组召开的讨论“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首先讲话,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有过火之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表示了歉意。不过,讲话似乎没有涉及丁玲历史问题的结论。

   此后不久,反右开始了。本来已经不能成立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在反右中又被坐实,丁玲成了文艺界的大右派。其历史结论也随之有了一个反复。

   黎辛在回忆文章中说:中宣部的结论“报中组部转中央后,周扬又指出丁玲的历史问题是叛徒,陆定一让拿回来再议,一直拖着未议也没再报中央。”但中国作家协会复查办公室1979年6月9日所写的《关于丁玲同志1933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却说:“此结论报给中央组织部后,没批下来,反右派斗争就开始了。”而丁玲在致作家协会的信中则说:“在1957年夏天,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会议主席、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当众宣布而为众所周知:这一结论,中央组织部不予接受,退回。”(详见下文)

   不管哪一说正确,反正是丁玲的结论拿回来后,并没有“一直拖着未议”,而是“议”后有了很大的改变,调子和定性都比以前有所“升级”。请看下述引文:

   ……

   丁玲在1933年5月被捕到1936年离开南京这3年多时间,虽然在最初一个短时期中对敌曾有过一些抗拒表示,也曾拒绝为敌人工作,但很快就向敌人屈服,向敌人写了自首书。并且按月接受特务机关的优厚津贴(每月大洋100元);在此期间,还与叛徒特务丈夫冯达继续同居, 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上节行为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

   ……

   丁玲在1936年到陕北根据地后直到1943年整风这一长时间内,对自己被捕后的自首变节行为采取隐瞒的态度,不愿意向党交代。1940年有些同志怀疑她这一段历史,中央组织部曾为此做过专门审查,但由于她将所犯错误继续隐瞒起来和当时条件限制,所以那次审查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种长期间向党隐瞒自己政治错误的行为,说明丁玲对党是极不忠实的,这种态度是十分错误的。直至1943年在中央党校整风时,她才把自己的问题作了一些交代(限于条件,组织上对这一问题,仍没有做出正式结论)。

   这份明确标明中央宣传部拟文的结论稿(抄件),上有“丁玲历史审查结论(最后定稿)”的标题,并专门注明:“系1958年定稿,所写日期仍为1956年12月”,以及“影印件。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档案号:22—179—10”的字样。说明这份结论最终存入了丁玲的档案。

   以丁玲这样级别的干部,其结论的存档,是要中组部批准的。这就说明,退回来后的丁玲的历史结论,并没有如黎辛文中所说的“没再报中央”。

     新时期对丁玲历史结论复查的几个史实的辩正

   中国作家协会复查办公室在1979年年初即开始了对丁玲问题的复查工作, 并在是年2 至6 月份数易其稿。 仅笔者所见的材料:最早的为1979年2月3日稿;3月14日稿注明为“修改稿”;4月2 日这一稿上注明为“三稿”;4月4日稿上注明为“送审稿”。这几稿的题目均为《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

   这几稿的共同点是,只谈丁玲的右派及反党集团问题,而回避了丁玲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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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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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纵横》(京)200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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