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参加土改。”此后六七个月，丁玲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做出决断，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尾部四章，修改了一些细小的方面（将黑妮的身份定为钱文贵的侄女）。到1948年6月中旬，她把《桑干河上》全稿交给胡乔木，请予审读，表示如无政策上的问题，希望出版。她还找艾思奇谈了自己的想法。艾思奇首先读完了全稿，认为作品有些章节、有些场面写得很好，尤其是斗争大会一场，人物也写得生动、真实。他不同意周扬所说的所谓“原则问题”。胡乔木则因为周扬已提出过反对出版《桑干河上》的意见，态度较为谨慎。后来自己读完全稿，又听了艾思奇、陈伯达、萧三等读过原稿的人的意见，才表示同意出版，并使书在世界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印出（因为丁玲也是大会的中国代表）。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底有没有“地富思想”的问题，至此终于获得解决。

　　 这里，我还想顺便说清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是否与周扬或中宣部有关这一问题。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我都以为1952年3月苏联宣布将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授予丁玲的《桑干河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推荐的结果。1962年秋（记不清是10月下旬还是11月初），恰好在中央党校举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连续三天），邀请了周扬（他当时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那几年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帅”）和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何其芳、冯至、杨晦、吴组缃、蔡仪、王燎荧、朱寨、何家槐、叶以群等十几位文艺界领导和文学史研究专家出席，连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几名责任编委，共有二十多人。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向周扬提了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是怎样向苏联推荐《桑干河上》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的？周扬的回答却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他说：“我们中宣部从来没有推荐过《桑干河上》去获斯大林文艺奖。我们当初推荐的是赵树理。但苏联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说赵树理的小说太简单了，不合适。于是，苏联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不可以候选？我们只能同意。但我们又补推荐了几个作品。经过几个来回，双方才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也许因为丁玲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王燎荧已经发表文章批判《桑干河上》，最后，周扬又重申了一句：“我们中宣部确实没有推荐过《桑干河上》，那是由苏联人自己提名的。”到这时，我才终于恍然大悟。

　　 总之，上述丁玲创作上的这些特色，如果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也许可以称之为：大气，有胆识，敢于直面生活，积极干预。这大概是丁玲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最大特点。丁玲为人热诚豪爽，有锋芒，有湖南人的“辣”性，显示了她的鲜明个性。同样是湖南人，周扬过去也曾被“干预生活”的精神感动过。1941年他草拟的《鲁艺订艺术工作公约》中，就有“不对黑暗宽容；对于新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的条文。他在致丁玲的一封信中，曾说他读《我在霞村的时候》，感动得流泪。但文艺整风以后，周扬发生了变化，更加关心的是个人仕途。在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周扬在报告中讲这样的话：“有些人想干预生活，那生活也要干预你。恼火就是了！”说完这句话后，周扬就会爆发出一阵得意而又不无叹惜的笑声。这话也清楚地显示了他与丁玲的泾渭分明。

　　 注释：

　　 ①《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6页。

　　 ②引自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页。

　　 ③周立波：《现在想到的几点——〈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情形》，载1949年6月21日《生活报》。

　　 ④见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⑤即使到1948年6月，当丁玲与周扬见面，丁玲说到《桑干河上》“已突击完工”时，周扬仍然“不置一词”（据丁玲日记），仅仅托周巍峙将丁玲复写稿送回而已。

　　 ⑥引自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