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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

更新时间:2016-05-12 14:56:05
作者: 严家炎  
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参加土改。”此后六七个月,丁玲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做出决断,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尾部四章,修改了一些细小的方面(将黑妮的身份定为钱文贵的侄女)。到1948年6月中旬,她把《桑干河上》全稿交给胡乔木,请予审读,表示如无政策上的问题,希望出版。她还找艾思奇谈了自己的想法。艾思奇首先读完了全稿,认为作品有些章节、有些场面写得很好,尤其是斗争大会一场,人物也写得生动、真实。他不同意周扬所说的所谓“原则问题”。胡乔木则因为周扬已提出过反对出版《桑干河上》的意见,态度较为谨慎。后来自己读完全稿,又听了艾思奇、陈伯达、萧三等读过原稿的人的意见,才表示同意出版,并使书在世界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印出(因为丁玲也是大会的中国代表)。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底有没有“地富思想”的问题,至此终于获得解决。

   这里,我还想顺便说清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是否与周扬或中宣部有关这一问题。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我都以为1952年3月苏联宣布将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授予丁玲的《桑干河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推荐的结果。1962年秋(记不清是10月下旬还是11月初),恰好在中央党校举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连续三天),邀请了周扬(他当时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那几年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帅”)和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何其芳、冯至、杨晦、吴组缃、蔡仪、王燎荧、朱寨、何家槐、叶以群等十几位文艺界领导和文学史研究专家出席,连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几名责任编委,共有二十多人。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向周扬提了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是怎样向苏联推荐《桑干河上》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的?周扬的回答却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他说:“我们中宣部从来没有推荐过《桑干河上》去获斯大林文艺奖。我们当初推荐的是赵树理。但苏联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说赵树理的小说太简单了,不合适。于是,苏联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不可以候选?我们只能同意。但我们又补推荐了几个作品。经过几个来回,双方才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也许因为丁玲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王燎荧已经发表文章批判《桑干河上》,最后,周扬又重申了一句:“我们中宣部确实没有推荐过《桑干河上》,那是由苏联人自己提名的。”到这时,我才终于恍然大悟。

   总之,上述丁玲创作上的这些特色,如果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也许可以称之为:大气,有胆识,敢于直面生活,积极干预。这大概是丁玲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最大特点。丁玲为人热诚豪爽,有锋芒,有湖南人的“辣”性,显示了她的鲜明个性。同样是湖南人,周扬过去也曾被“干预生活”的精神感动过。1941年他草拟的《鲁艺订艺术工作公约》中,就有“不对黑暗宽容;对于新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的条文。他在致丁玲的一封信中,曾说他读《我在霞村的时候》,感动得流泪。但文艺整风以后,周扬发生了变化,更加关心的是个人仕途。在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周扬在报告中讲这样的话:“有些人想干预生活,那生活也要干预你。恼火就是了!”说完这句话后,周扬就会爆发出一阵得意而又不无叹惜的笑声。这话也清楚地显示了他与丁玲的泾渭分明。

   注释:

   ①《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6页。

   ②引自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页。

   ③周立波:《现在想到的几点——〈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情形》,载1949年6月21日《生活报》。

   ④见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⑤即使到1948年6月,当丁玲与周扬见面,丁玲说到《桑干河上》“已突击完工”时,周扬仍然“不置一词”(据丁玲日记),仅仅托周巍峙将丁玲复写稿送回而已。

   ⑥引自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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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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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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