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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安:经济学视角与思维方式:经国之学 济世之道

更新时间:2016-05-08 17:26:07
作者: 周黎安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IEPR)副所长。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在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政治关联和大饥荒的长期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1993年和2007年两次荣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2008年和2011年分别荣获“厉以宁科研奖”和“厉以宁教学奖”。

  

   来源:北大教学通讯

   周黎安教授上课从不点名,但200人的大课几乎没有人缺席,而且每次都引来众多的旁听者,以致教室暴满。周老师吸引学生的奥秘在于,“保证讲出学生在书本上读不到的东西”,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知识的震撼力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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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学之路:特立独行的思考者

  

   记者:多谢周老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经济与发展的问题现在是每个人所关心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能意识到经济学重要性的学生却不多。当年考大学时您为什么选择经济专业呢?

   周老师:在我读中学的时代,政治课包含一些简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虽然大家都普遍不喜欢上政治课,但我却觉得政治经济学那部分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喜欢思考社会问题,因为那个年龄我对社会的理解谈不上什么专业角度,所以就尝试用课本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去分析中国的历史,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等等。从中学开始我就试图用经济学的工具思考社会与人生问题,这也我上大学选择经济学专业的主要原因。

   中学的时候我喜欢读书,但那时候读书条件很一般。我来自江西一个很落后的县城,县图书馆藏书很少,新华书店能买到的新书也很有限。我运气不错,因为我的邻居是个知青,他有不少书,其中有于光远和苏星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共三册。书中讲的是大学的内容,他也不需要这些书,我就拿回来自己看,把三册书都认认真真看了一遍。马克思主义是我那时接触最早的社会和经济理论,对于我当时关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提供了最相关的一些思考线索。我当时还看过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启发也很大。从小学开始我就有县城图书馆的借书证,虽然藏书种类和数量都有限,但对增加我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因为读书比较多,可以说中学时我关心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同龄人。我发现一些很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可以解释的,我对世界的思考也因此有了一些模糊的框架,所以决定要学经济学。

   我1984年上大学,考上北大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我在大学阶段也是天天泡在图书馆,经常不上课。我看的很多书都不是经济学而是别的领域的,包括心理学、科学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自主看书的时间太多,学习上就有点对付了。

   记者:看什么书有没有人指导?不去上课,考试能应付么?

   周老师:没有人指导,就是自己瞎看,完全是凭兴趣、凭感觉。有些书仔细看,有些书就翻一翻。当然我也受当时一些热点问题的影响来看书,像《走向未来》丛书几乎每本书我都仔细地读过。那时心理学的弗洛伊德很热门,我也读了不少。考试我没觉得有什么困难,而且还拿过学习奖。我考前就拿同学的笔记摘抄一下,然后就去考试,没有不及格过。

   现在看来,以前读书好像是盲目的,但事后看每一本书都没有“白读”,每一次不同的知识贮备都为现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每一种工具也都可以用来研究不同的课题。像乔布斯(编者注: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1955-2011,发明家、企业家、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办人、前行政总裁)讲的,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目标的,但到后来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你的执着追求而串起来了。我现在的研究领域虽然属于经济学,但研究内容是跨学科的,比如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分析经济现象。我一直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过去、现在都没有为生计、得失问题烦恼过。我也很庆幸那个时候很独立,把时间都用在了思考和读书上,这是我最大的一笔财富。

   记者:您读书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比如做笔记?

   周老师:我会做非常详细的笔记,至少喜欢的书都会做。从刚进大学开始,如果我看到好书就会拿笔记本去摘录并写感想。那时候我还有写读书日记的习惯,很简单,只是把当日的阅读很认真的记下来,比如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想法,但是这帮助我记住了曾经读过的书籍,有时翻一下笔记就会回忆起很多内容,并进一步可能产生工作的灵感。

   记者:80年代是各种思潮非常活跃的时期,您当时有没有参加各种校园甚至社会活动?

   周老师:当然参加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当时在课堂里学习太缓慢,太迂腐。当时北大的讲座很多,有各种各样的沙龙,请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演讲。这些讲座和沙龙我都绝对会去参与的。

   由于改革开放不久,教学内容与方式还是有些陈旧,而整个社会的思想气氛却非常活跃。那时课堂外的学习环境比课堂内的学习要好得多,我也非常感谢那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当然周围很多同学主要还是上课,他们上课前预习,课上做笔记,课下复习笔记,“规规矩矩”地学习。而我觉得天天捧着课本读书、考试,那简直是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同学们去上课,我就去图书馆或听讲座。

   那时人们一般还是比较“保守”的,但我一直就有一种自觉意识,觉得如果课堂内容听起来枯燥乏味,而外面的世界却如此喧嚣热闹,我为什么要坐在那里安心听课?这可能跟我中学就有自主读书的习惯有关,较早就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的眼光,因此我在不去上课而是去图书馆的时候有充分的自信。当然我也希望有老师指导我,但那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老师也是刚下放了回来,学术荒废太久,对新引入中国的学术思潮,包括西方经济学,他们也在研究,我们也在研究,属于在相似的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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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教学:用知识点亮生活

  

   记者:您1991年留校任教后,在1993年和1994年连续两年获得了北大教学奖。您能回忆一下那时是怎么做到的吗?

   周老师:当时很有意思,全院(系)的老师、领导会让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做一个小时左右的试讲,讲完后其他老师点评。那时我24岁研究生刚毕业,面对这么多老师和大教授,试讲之前是有点儿紧张,但一站在讲台上,心里一下子就镇定了,仿佛底下坐的就是我的学生,试讲发挥得非常好。我想一方面是我本来就喜欢当老师,另一方面应该是因为我对自己掌握的知识很自信。人学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种融会贯通、豁然开朗的感觉,新想法、灵感不断涌现。

   我留校以后一开始没有直接教本科生,而是作为助教给一个讲师班授课,这是北大经济系给其他学校经济系的讲师办的一个培训班。我上课的时候是教室里年龄最小的,底下的学生都比我大。当时我讲发展经济学,这门课好像以前没有开过,我只能从头开始,阅读了大量的文献,教学效果还是不错。我教了他们一年以后再给本科生上课,讲的是宏观经济学,几年下来在学生中口碑很好,并获得了经济学院和北大的教学奖。

   记者:当老师与做学生的角度不一样,您一开始讲课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周老师:我读研究生时北大还没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这些系统课程,所以我开始教书可说是现学现卖。上课前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关键是反复考虑怎么在课堂上把这些分析工具、模型讲清楚,使学生们既觉得有意思又能听懂。我认为北大学生肯定不怕难,但一定要把问题讲清楚,只要讲得清晰、逻辑严密、思路顺畅,同时能把知识和学生的兴趣结合起来,那么学生肯定会有积极性的,因此我的课程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设计。

   我教学一开始就比较顺利,这跟我自主学习的经历有关。当时我就觉得一门课既要有意思,也要有价值,能比我看书更有收获,我才会去听。所以我非常注意让学生学有所获,保证在课堂上讲的一些重要东西是他们在课外学不到的。另外我本科的时候对波普尔(编者注: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 Sir Karl Raimund Popper,1902.7-1994.9, 20世纪最著名的学术理论家、哲学家之一)的科学哲学极为感兴趣,我把他的书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那时候我就知道教学努力的方向,就是讲课时要提供足够的信息量,而且要有知识的亮点和冲击力(shock value)。我讲课时从不讲笑话逗学生玩,而是非常严肃、一板一眼地讲内容,但学生还是愿意听,因为他们觉得通过学习能够感受到知识的力量,改变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我在教学中一是注重逻辑,逻辑清晰就可讲得很明白;二是突出知识的应用价值。平常的例子,但一定要带给学生惊奇,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如果每次讲课都有一些亮点闪耀,学生怎么会觉得课堂枯燥和没有意思呢?有时候期末考试结束了学生还觉得挺伤感,说感觉像一个宴席突然散掉了,他们希望这个宴席一直继续下去,每到星期一上午就来上课。

   记者:您觉得老师讲课跟学生自己看书的区别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怎么让学生体会到听课的价值?

   周老师:这有两个层面。单从知识来讲,老师肯定理解得比学生透彻,因为你早已学过这些知识,你可以想象他们在学习某个理论或模型的时候脑子里存在什么问题和误解,在讲课时就可以高屋建瓴地指出特别需要注意的误区与盲点。当这些偏差被及时揭示出来时,学生就会觉得听课是必要的,可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另外一个重要层面是理解了知识以后如何认识知识的价值。我理解了,但这些知识对我有什么价值?所以老师要把分析工具,比如概念、模型等用于解释学生经常看到,但可能熟视无睹的现象,引导学生用新的视角去观察世界。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这些知识能照亮那些以前你根本看不到的黑暗角落。有了知识的工具,你会发现这里竟然还有这么多宝藏!课堂讲授的内容与他们的生活联系得越紧密,就越能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让他们觉得这门课特别有价值。每个人都有天生的好奇心,都希望能了解身边的事物,老师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点起一盏灯,帮他们照亮周围的世界。

   记者:您觉得研究生与本科生的课程在教学上有什么不同么?

   周老师:我教研究生的“计量经济学应用”本来是小课,但因为听课的人多后来也变成大课了。教起来与本科生应该没有大的区别,我也更侧重于介绍知识的应用,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应用。我上课的基本习惯是,我总在思考我这门课能给学生带来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让他们学习,这是永远的核心问题。如果你的课有价值,不管你对学生要求多严格,他们也还是感激、欣赏你的。

   记者:据说您期末出的考题让学生很“痛苦”。

周老师:可以这么说。我的考试一般都比较难,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对我教的微观经济学是既爱又恨,“爱”是因为听起来比较有意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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