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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全国人大常委会“抽象法命题决定”的性质与适用

更新时间:2016-05-08 00:52:20
作者: 陈鹏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nature of“the decision with abstract legal proposition”and whether it could be applied by judicial authorities are expected to respond. As for its nature, the subject and the process are the sole criteria for judging whether it serves as law. However, those could not be regarded as law might also be absorbed into the power to enact ordinance, to interpret law, to amend law, to supplement law and to ratify treaty authorized by all the previous and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As for its judicial applicability, judicial authorities almost treat all decisions as applicable legal norms without identification. But at the aspect of“ought to be”, not all decisions could be applied. The reason why decisions with abstract legal proposition grow vigorously and present as legal norms is that the constitutions during transformation periods have not authorized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with sufficient powers, legislators have maintained active and cautious concept in terms of legislation,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possesses multiple authorities and the condition of judicial activities are limited.

   Keywords: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legislation; law; decision; decisions related to legal issues

   注释:

   [1]感谢何海波、张翔、翟国强、郑磊、林彦、梁美芬、沈寿文、胡健等师友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点。有论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指出:“决定权与其他三权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有些职权既可以划分在决定权中,也可以划分在四权的其他三权的某一权中;有些职权在抽象地表述时是决定权,在具体行使时或从行使的结果看,可能表现为其他三权的某一权。”(阚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的几个问题[C]//刘政,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话(增订本),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5:190.)

   [2]蔡定剑教授认为,决定具有实体规定性和行为规范性,决议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而只是对已有文件或事件的表态或宣告。(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16-317.)但实际上,部分被冠以“决议”名称的文件也意在成为特定主体的行为规范,如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便是在规范层面划分各主体的法律解释权。

   [3]在笔者的检索范围内,最早公开使用“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这一措辞的是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任建新。1985年7月22日,任建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第十二届世界法律大会上发言时表示:“从一九七九年起到现在,我国共颁布了三十八个法律和四十九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任建新.增进了解,发展友谊,促进合作,维护和平——在第十二届世界法律大会上的发言[J].人民司法,1985(9).)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一次在正式的规范性文件中使用这一概念,该规则第16条第2款规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议案和修改法律的议案,法律委员会审议后,可以向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也可以向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

   [4]该条规定:“买卖伪造、变造的海关签发的报关单、进口证明、外汇管理部门核准件等凭证和单据或者国家机关的其他公文、证件、印章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5]该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九十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将外汇存放境外,或者将境内的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数额较大的,对单位判处逃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单位判处逃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6]依凯尔森之见,违宪审查机关宣告法律违宪是一种消极的立法行为。(参见:汉斯•凯尔森.立法的司法审查——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比较研究[G]//张千帆,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春季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废止某一规范或制度亦可作如是观。

   [7]通过阅读1993年发布的全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可以归纳出这16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它们分别是《科学技术进步法》、《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注册会计师法》、《红十字会法》、《教师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

   [8]在本文撰写过程中,笔者曾就法律与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区别请教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H先生。据H先生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时根据议案的提出主体确定究竟制定法律抑或作出决定、决议。

   [9]《立法法》第28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10]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1963年11月14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八次会议通过)。有学者指出1959年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法令的外延的认识并未如此宽泛,而是区分自身制定的规范和其所批准的其他主体制定的规范,前者被认为是法令,后者则非。(参见:林彦.劳动教养是法定制度吗?——兼论立法体制的宪法构建[J].交大法学,2014(3).)

   [11]参见:“新疆凯涟捷石化有限公司与四川省化工建设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案”,(2012)民申字第464号,【法宝引证码】CLI. C.2134831;“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与莱州市开发建设总公司建设工程质量纠纷案”,(2011)民申字第987号,【法宝引证码】CLI. C.2228922;“嘉吉生化有限公司与沈阳佳鹤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2013)民申字第757号,【法宝引证码】CLI. C.2228352;“阜新市和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铜陵华磊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责任纠纷申请案”,(2013)民申字第908号,【法宝引证码】CLI. C.2227540。

   [12]应当承认,诸如《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等决定在现实当中或许也着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司法机关予以适用也确实有现实必要性。但本文所探讨的是法治语境下的规范适用问题,以严格的法律形式确立此类决定当中所规定的重要制度,则是笔者的期待。

   [13]参见:“宋某某非法经营案”((2014)宝刑初字第186号,【法宝引证码】CLI. C.2386180;“曾智峰、杨医男盗卖QQ号码侵犯通信自由案”,(2006)深南法刑初字第56号,【法宝引证码】CLI. C.86270;“陈某某与杭州博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上诉案”,(2006)宁民一终字第1421号,【法宝引证码】CLI. C.1436674。

   [14]“李泉俊与长沙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强制上诉案”,(2009)长中行终字第0061号,【法宝引证码】CLI. C.1291127。

   [15]张爱与ForexSigns, Inc.(美国汇盛公司)合同纠纷再审案,(2013)民申字第41号,【法宝引证码】CLI. C.92673。

   [16]法发[1994]30号。

   [17]笔者查阅到的最早适用“法释”文号的司法解释是199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是否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1997]1号)。

   [18]值得注意的是,在刑法领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立法解释学者评价不一。张明楷教授即指出,人们对立法解释的需求源于自身解释能力的局限,担忧自身的解释可能因超出了刑法用语而沦为类推解释,此时要求立法机关予以解释,实际上是期待将类推解释合法化,而这将对罪刑法定原则构成挑战。(参见:张明楷.立法解释的疑问——以刑法立法解释为中心[J].清华法学,2007(1).)如果罪刑法定原则可被解释为具有宪法的位阶,那么在刑法领域立法解释机能膨胀的状况下,适用解释性决定的宪法风险也应当被充分考虑。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宪法渊源,参见:陈鹏.刑法“有利溯及之例外”条款的合宪性限定解释——基于牛玉强案的思考[J].法学家,2012(4).

   [19]该款规定:“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20]参见:“林珠俤等与林秀贞等赠与纠纷申请案”,(2014)榕民申字第8号,【法宝引证码】CLI. C.2601877;“广西柳州地区日用杂品公司与柳州市天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异议案”,(2011)柳市执异字第1号,【法宝引证码】CLI. C.434047。

[21]当然,目前尚不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并撤销违宪法律的制度安排,《立法法》、《监督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所确立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也不及于对法律的备案审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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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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