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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爱民: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理论与路径评析

更新时间:2016-05-08 00:42:40
作者: 暨爱民  
“民族”变成了“全体公民的集称”,人们真心感觉到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公民个体与国家真正利害相关。[11](P104)综言之,“国家民族”这一概念,体现了国内各民族及其成员之于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自觉,并在此前提下或通过国家体制,或借由政治转换而成为国家公民主体的思想。因此,其政治意识、文化观念与心理趋向统一,最终形成对民族国家最基本的认同事实。

   当然,“国家民族”建构是一个宏大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教育上的综合工程,既要求国家实体及其整个政治系统有目的地组织、计划和引导,也需要国内各民族主动积极地响应。但最重要的是,在较宽泛的意义上,实现“国家民族”建构有其基本的条件要求和近乎共通的价值原则:就民族国家及其统治者而言,必须以人民名义行使治权,承认、保障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重视因历史或自然原因而造成的不同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包容、尊重充满差异的民族文化,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之于国内各民族成员个体,同样要求有平等人格,互相尊重,皆作为“国家民族”一员平等地享有参与民族国家事务的权利与机会。一如罗纳德•贝勒所言:国家的政治文化必须承认不同身份的存在,最大限度地包容“不同群体的传统”,确保“整个民族的历史中也有它们的历史”。[12](P190)

   必须注意到,只有建立在上述条件基础之上的“国家民族”,才能成为“新民族集体认同的核心”,[13]各民族成员才“自觉”为统一民族国家的国民,努力“找寻共同体特征,以为公民的通性”,建构起一致性认同。如“共同体的地域、习俗、个性、历史记忆、符号与象征等”,以及“构成这个‘民族’的不同部分、不同地区和不同地方的传统,也都会被收编为全民的传统”。[11](P107)在此过程中,国家组织使用政府机器灌输国民以应有之国家意识,以不同教育方式和手段,对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社会,传播“国家民族”的意象与“收编”后重建的传统,要求作为国家之“人民”的各族成员认同自己所属的国家,“并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11](P108)

   从上述讨论中,不难发现由建构“国家民族”、形成“国家民族”认同而致民族国家认同的逻辑进路。有人认为,在承认国内各民族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国家民族”建构理念在克服“同化”理论缺陷的同时弥补了多元主义的不足,化约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并使两者和谐共生。[14]事实上,这种国家认同途径或策略在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实践中已显示出积极作用。

   从概念的角度而言,“中华民族”体现出了鲜明的“国家民族”意涵。若就其具体历史过程来看,这一包含有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以及之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费孝通先生曾言,中华民族即谓现在中国疆域内具有民族认同的所有中国人。虽然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单位呈多元状态,但中华民族却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且经历了由自在到自觉的过程。这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形成,其主流乃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5](P1-2)由是,中华民族认同之形成与发展,乃其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内在要求。自秦汉两朝开创统一多民族国家局面,经唐、宋、元至明清,则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尤其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面临急迫的生存危机,在捍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反抗外强侵略与民族压迫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意识的体认”、“民族共同体政治实体的体认”和“文化一体性的体认”。[16](P298)随着新中国成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全面、迅速发展,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概念日益成熟,中国人民对它的认同日益深化,对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亦日益加强。

   四、由“公民身份”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在菲利克斯•格罗斯的理论视野中,公民国家中的族属认同(部落认同)与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相互分离,也就是个体可以同时存在着双重认同或多重认同,但不同族裔的公民在遵守国家宪法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地发展本民族文化。尽管格罗斯有意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区隔开来,但我们从其基于多民族国家内政治、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等问题的解决目的,仍不难导出在作为自由公民联合的公民国家内,不同出身、宗教、族属和文化背景下的居民,“都是国家的一员”,[5](P7-8)在拥有自我民族认同的同时,亦有其一致的国家认同——基于公民身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如格罗斯所强调,多民族国家的公民应该共同拥有一种“更高的认同”。这种认同并非缘于共同祖先、血缘或族裔的依据,而是来自于意识形态或地域的前提。“地域的(在民主国家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包括意识形态的)纽带构成了这个前提,并且产生了必要的双重认同,其中的第二种认同是政治认同,相当于对国家的认同。这种认同非常明确地体现在公民身份上。于是,公民权制度就创造了一个界定两种或两种以上认同的法律和哲学形式。这些认同彼此并不冲突,而是互为补充”。[5](P183)哈贝马斯亦曾指出公民身份的双重特征:“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起来的身份,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13](P133)结合哈贝马斯的理解,我们可以发现,公民身份作为政治纽带将民族成员与国家成员联结在一起,似乎为解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提供了可能。公民身份在民族国家内关于其权利、义务与责任的规定性,成为多民族国家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有效调和与统一的共同政治文化基础。因为在公民身份的理论视野下,每一民族成员个体皆变成了“以拥有共同的公民权利为特征的人”,即在前述之“国家民族”意义上,作为公民的民族认同远异于作为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在公民的民族认同意义下,种族或文化的共同性已被公民之民主参与和平等交往的权利实践所取代,亦由此,公民与“一个前政治性的通过血缘、共同传统和共同语言而整合的共同体的归属性完全分离开来了”。这样一来,如哈贝马斯所言,基于“国家民族”意义上凝成的民族意识,促进了公民身份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都结合在随时为祖国而战、如果有必要还为祖国而献身的精神之上”。[17](P30)

   公民身份自有其内在规定性和要求,如公民在自由、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民族国家,要求普遍的民主参与权利、平等的法律规范以及公民身份的归属感;国家成为公民身份的前提条件和公民身份自我实现的平台,保障公民权利,满足公民物质、精神的需求,公民则对国家奉献热爱和忠诚,公民的国家认同、责任与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构成公民身份之一体两面;通过“公民身份”确定国家的成员身份、权利与义务,以及公民与国家,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及其处理原则和方式,反映共同体成员的共享认同,并维系共同体的存续发展;等等。这些赋予了公民身份具有将拥有不同民族认同的民族成员联系在一起,各民族成员在公民身份上形成共同记忆、经验和价值观以及对国家的认同和效忠的功能。使各民族成员以公民的独立身份而非民族的集体身份获得在民族国家中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发展权利。

   事实上,公民身份早已成为联结每一个公民与国家的桥梁,公民身份的目的直指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如德里克•希特基于国家民族的意义依近代法国历史建立起来的公民身份、民族、祖国之间的纽带关系:“祖国”与“民族”成为两个互通的概念,公民整体被视为民族,并被赋予了相应的主权,公民身份与民族合并一起,相互共生相互助力,由民族定义下的公民“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和一体化的国家”。[18](P98-101)由此,个体的民族认同与公民的角色内涵“得到了最明显的耦合”。[18](P103)

   就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的实践路径来看,不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作为不同民族成员的身份与归属感转为国家公民的身份与归属感。这种转向完成之后,国家整合变得更为顺畅,不同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而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尤其是平等、普遍无差别的公民身份,将基于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的民族认同导向对国家、领土、共同历史与文化传统、祖国同胞的认同,进而通过公民身份这条联结纽带的作用,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这就要求国家与各民族成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对于国家而言,要建立统一、平等的公民权制度,保护各民族成员权益,以及民族及其文化自我存在和延续的权利。对于各民族成员而言,平等地参与政治、发展经济和享有安全保障的权利,是他们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并表现出对国家及其政治系统的服从、支持和效忠。因此,要求各民族成员注重公民意识的培养,自觉践行国家公共原则,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维护国家统一,超越民族自身的狭隘性,而“建立起对于国家政治权威、公共准则乃至一种历史文化共同体的认同”。[1]

   基于公民身份在调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内在理论紧张的功能理解,许多学者建议建立公民身份这一“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纽带”,使之能够“包容诸如语言、宗教、文化等民族异质性要素,并且还能从法律和政治上赋予这些异质性要素以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1]从而解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促进国家整合。

   五、结论

   总体观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多民族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正是多民族国家安全、稳定与民族和谐的目标,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的位序及其处理上,笔者以为,在肯定国家认同之地位与价值优先性的同时,应承认并尊重各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认同,最后完成从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

   当下世界各民族国家亦在其国家认同建构或强化的社会政治实践中,依不同理论指向而有不同的途径选择。如上所分析,有以国家强制同化方式来完成国家认同,也有基于多元文化平等理论上的国家认同途径,还有通过建构“国家民族”而致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以及通过国家公民身份建设来达成两种认同一致性的,甚至有综合多途径来实现国家认同目标的。总而言之,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随着人类关于自然和社会认知程度的日益深化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具体民族国家内之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构成,民族国家之政治与社会历史与实际,皆存有明显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因此,对于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很难设定一个固定不变或者单一的理论架构和实践模式。事实上,当下世界各民族国家,皆有各自具体复杂的民族结构,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生态和认同结构实际。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并不存在一个实现国家认同目标的普遍适用的途径和方案。在具体的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调适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赞同和支持,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教育等政策和措施应有具体的安排。

   参考文献:

   [1]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2010,(2).

   [2]威尔•金里卡.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

   [3]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M].马莉,张昌耀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4]王丽芝.神话与现实——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再思考[J].世界民族,1995,(1).

[5]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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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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