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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标:“不朽的家国梦”:五四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

更新时间:2016-05-06 15:51:45
作者: 马建标  
利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对广大国民进行爱国情感教育,在五四运动期间颇为流行。至于其价值,余家菊说:“民族意识,不但对外有抗衡的功用,而对内亦有融合的妙处。一个民族若不自知为一体,或互相漠视,这个民族之内部必定难得均齐的进步,甚至失其和谐关系,甚至互相残杀。”所以,五四学生反日运动,也是一次唤醒国民国家观念的启蒙运动。反日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中国民众,至于反日给日本造成多大的影响是无关紧要的。

   近代日本之于中国,作为一个“敌国”的存在,对于确立国人的自我国家认同和中国人的国民身份意识自然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另外日本与中国又有文化上的相同之处,日本人也与中国人都属黄种人,是为“同文同种”,这种相似性,也是近代中国人国家观念产生的一个刺激因素。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余家菊认为:国家虽然是一种事实,但是并非通过感官所能直接感触到的,而必须用“智力作为一种综合的体会,使它形成一个观念才能感到”。国家观念产生的基本条件有二:其一是“异国之对立”,即必先有外国的观念,然后诞生本国的观念;其二指事实上的相同,只有事实上有若干相同之点,才能产生同类意识。

   事实上,那些仇日情绪特别强烈的人士,往往是留日学生群体。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留日学生多与其留学国——第二故乡为敌,投身于排日和抗日运动;最大的原因是他们留日时,早就看穿日本侵略的野心。”1919年5月8日,留日学生出身的张继、何天炯、戴季陶发表《告日本国民书》,从近代中日历史事实出发,认定“日本扩张其政治经济的势力与朝鲜、满洲、蒙古及中国本部,为日本之传统的政策”。《告日本国民书》指出:“中国与日本有特殊之历史及地理关系。故两国之国家及国民,当然有亲睦之素质及必要。然而数十年来来两国关系,每况愈下。最近欧洲讲和会议开始以来,中国国民因日本坚持其侵略山东之主张,于是对日本之恶感,更达沸点。苟日本政府及人民,对中国之政策与心理,不根本更易,则两国国家与国民,将无并存之余地。”

   少年中国学会的七名发起人,除王光祈和周太玄外,其余五人曾琦、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李大钊,皆为留日学生出身。显然,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与他们有感于日本侵略中国所引发的民族危机有关。李璜在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立缘由时,说道:

   我们皆在青年求学时期,救国要在最早做基础准备工夫……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磨炼,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救国建国各种实际问题之解决。

   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求各种救国之道,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理想的“少年中国”,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少年中国”之梦

   何谓少年中国?王光祈说:“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李大钊说: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原本是想“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但为时不久,学会同人思想发生分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派,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人,他们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称之为少年中国左翼;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是余家菊、曾琦、陈启天等人,他们主张将西方国家主义移植到中国来,称之为少年中国右翼;以及中间派,代表人物是王光祈、周太玄等人。后来,前两派分别演变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王光祈等人则成为中间派代表。政治信仰的不同(或救国道路的不同)是他们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成立,到1925年解体。

   少年中国学会取名“少年中国”,有取法马志尼创造“少年意大利”之意。然而,学会“要救国而又不及政治,乃是其中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会员对于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是一致,但对于创建何种“少年中国”却是各部相同的。如“甲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今的俄罗斯”。

   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起初是为了救亡、反抗日本侵略,而聚集在一起的。1918年,中国留日学生组织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运动,后来成为国家主义派领袖的曾琦曾身在其列。论者指出,“最初包括李大钊、曾琦等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便集合在少年中国的旗帜下”。五四学生在反日运动中,体会到民族救亡运动的伟大力量,于是各自“本着国家的立场,去做救国运动,组织比较大的团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由于学会同人的国家认同不同(对未来的国家建构方案产生分歧),而各自走向不同的救国之路。余家菊回忆说:“当时各会员都有欣欣向上的意味。可惜他们不能求得一个共同的对国家的看法,随着国内思想的破碎而四分五裂,可说是国家的一个大不幸。”

   关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国家主义派认为,个人是手段,国家是目的。陈启天认为,个人要有价值,同时又能使国家强盛,须求“一般国民能化个人生活为国家生活”,因此,人生的理想“在身国合一,在个人生活与国家生活的合一”。曾琦说,个人“在消极方面可赖国家法律之保障而免弱肉强食之苦;积极方面可赖国家权力之扶助而得充分发展其才能”,换言之,个人是完全依赖并服从于国家的。余家菊则从教育建国的角度,论述青年应该效忠于国家,国家与个人是合为一体的,要“确立国家立国的理想,涵养国民融合的精神,而使之携手偕行一致努力于共同目标之下”。“个己生存于国家之中,离国家则各己为虚空;国家诞生于个己之内,离个己则国家为幽灵。……质实言之,国家即个己,个己即国家”。

   五四运动后,青年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即对中国国际地位及国家身份的认知。大革命初期,恽代英对中国社会性质及国家性质的认识,体现在他发表的《中国民族独立》、《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等文章中,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种国家地位,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五四学生中,以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为代表,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走向了革命建国之路。要革命,就必须有革命的基本动力。恽代英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农村运动》、《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努力》、《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为什么产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性》等文章中,不同程度地从各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态度,指出“无产阶级是最富于革命的阶级”,他们的联合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唯一可靠的力量”,而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所以是民众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若不是能得着大多数农民的赞助,不容易有力量而进于成功”,“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

   五四学生的理想主义,是他们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的精神源泉,亦是这种理想主义造成五四学生走向不同的国家认同之路。恽代英为寻求建立理想的“少年中国”,曾经一番曲折,最后才走向革命建国之路。他曾憧憬过无政府主义,赞成并试办新村,在新村里过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但随着思想的转变,恽代英最终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而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革命道路。由一个避免革命流血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流血的革命主义者,其转变的动力都是缘于寻求少年中国的执著。在这里,为了达到创建新中国的目的,一切革命流血的手段都是在所不惜的。目标的崇高与神圣赋予革命手段以正义性。如恽代英所说:

   我想只要平情达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动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为简介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

   近代中国“救亡”的危机感是迫使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五四学生走向革命激进道路的客观因素。恽代英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让中国亡国,亦犹如我们不应该让中国人受资本家的掠夺一样”。恽又说,“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甚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

  

四、结语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学生对民族国家的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救亡的危机感也更加强烈。此时,政府与民间在对待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对外政策方面,已是分道扬镳。自三位亲日派曹、章、陆被罢免以后,文治派总统徐世昌依然坚守他的总统位置。面对民间兴起的反日浪潮,总统徐世昌内心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利益需要,仍然渴望获得日本的财政援助。在日本人看来,徐世昌从来不属于真正的反日派。1919年9月9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北京政府及徐世昌总统本人提供必要的借款援助,决定认为:“盖徐总统之为人,世人颇有评论,或谓其优柔寡断,或指其老狯而不负责,或讥其为八面玲珑;然而彼非作坏事或排斥日本之人物,任何人亦不加否认。不仅如此,凡通晓北京政界内情者,一致公认其为由来已久之亲日论者。置其阅历不谈,总之,在目前南北不和之中国,欲求一最适任之大总统时,彼将为第一人选。至于其统率下之现内阁,总长职位空出四、五人,殆将有失内阁体统,此决非排日倾向,实为较软弱无力所致,故有时不得不对反日运动采取放任态度。”

   五四运动以后,学生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这一点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日本内阁认为:“目前在中国势力最兴旺者,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成立之所谓学生团体,其势力固不可轻视。在我方有必要加以相当考虑。彼等努力从事之运动,固基于彼等自身之发起,此外,有政客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之唆使,以及英、美两国人之煽动。”但是,日本政府错误地判断中国学生“尚偏向于消极方面的排日运动,而对于复兴中华大业之一般的政治改革等建设范围则未涉及,尚难断定其是否为与国家休戚与共之抱负者”。

   历史的前进总是出乎当事人的意料之外。无论是总统徐世昌、研究系政客林长民、汪大燮、熊希龄诸人,还是日本政府,他们都过高地估计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力量,而忽视了下层社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发展动向。不出几年,那些五四运动的弄潮儿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曾琦、李璜等人便成为活跃在192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舞台上一颗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本文详细注释请见《东方历史评论》杂志)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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