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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回首与重访

更新时间:2016-05-06 15:16:40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1931年,常盘大定(Tokiwa Daijo,1870-1945)六十一岁。这一年的11月16日,日本学界在东京神田的学士会馆为他举行“还历纪念”。也许是因为前些年特别劳累,又遭遇车祸而左腿骨折的缘故,这时的常盘大定还在休养中,但他仍然非常高兴,特意写了一首《卧病述怀》。其中,有两句说“三透难关由佛力,五游震旦亦天恩”。这里所谓的“五游震旦”,说的就是他五次远赴中国考察文化遗迹的事情。这五次全面的考察中国宗教与艺术遗迹,以及《古贤の跡へ》等(后来汇编为《支那史迹踏查记》)考察记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1920年代日本中国学界的一大盛事。所以,他的朋友在与他《卧病述怀》唱和的时候,也反复提及这一点。入泽达吉说,“殊域遍探名刹迹,著述欲答圣朝恩”;本多辰次郎也说,“周游禹域穷西土,著述东瀛冠佛门”。

   当然,对中国古迹遗存的考察,并不是从常盘大定和他的合作者关野贞(Sekino Tadashi,1868-1935)开始的。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日益溃败的大清帝国,国门不得不洞开,任凭各式西洋人和东洋人长驱直入。对中国好奇的东洋、西洋学者就像水银泻地一样,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做人类学调查的也有,做生物学调查的也有,当然做古迹考察的也有。不必说那些从内亚进到西部来的考察者李希霍芬(1833-1905)、斯坦因(1862-1943)等人,像深入内地的法国人沙畹(1865-1918)和谢阁兰(1878-1919)、瑞典人喜仁龙(1879-1966)、美国人弗利尔(1854-1919)等等,都对各种文物古迹遗存做过相当深入的考察。中国历史学家贺昌群曾说,二十世纪“西人称之为‘发见时代’(Age of Discoveries),其意盖指百年来古城古墓的发掘,在人类文化史上平添了许多为史传所不详的崭新史实”(《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载《贺昌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一卷,56页)。他列举了各种西洋人有关西域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著作,其中不少都包括丰富的图片资料,人们熟知的如法国人德莱因斯与格林勒在1897年出版的新疆西藏探险报告第四册,英国人斯坦因在1903、1907年出版的《西域考古记》之第二卷,德国人勒柯克的《中亚佛教艺术》等等(稍后,还有如1920年伯希和出版《敦煌图录》,1923-1924年谢阁兰出版《考古图谱》,1923年德国鲍希曼出版《中国的建筑与景观》,1929年喜仁龙出版《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

   也许,这些考察确实混杂着多种动机,诸如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对东方文物的觊觎和向东方殖民的政治意图,现在的学者尽可以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进行批判。不过,这也促使着原来“自在”的中国古迹,开始成为“自觉”的艺术、历史与文物,就像西洋人炫耀敦煌的收获,提醒了国人对敦煌的兴趣一样,西洋、东洋学者对中国土地上这些遗存的调查,当然也包括掠夺,也终于触动了大清帝国对自家宝藏的重视。

   二十世纪初,民政部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下达“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在奏折中,起草者相当沉痛地说,中国“求数千年之遗迹,反不如泰西之多者,则以调查不勤,保护不力故也”。于是,在大清帝国垮台前两年,即1909年,民政部终于发布了有关文物保护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要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各直省将军、督抚、都统”,对现存古迹和文物进行调查和保护,在这一文件中,还将调查项目分为了六类,即(一)周秦以来碑碣、石幢、石磬、造像及石刻、古画、摩崖字迹之类,(二)石质古物,(三)古庙名人画壁或雕刻塑像精巧之件,(四)古代帝王陵寝、先贤祠墓,(五)名人祠庙或非祠庙而为古迹者,(六)金石诸物,时有出土之件。

   但是很遗憾,当时中国正处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上上下下自顾不暇,所以,虽然各地开始做了一些清点的事情(如1910年山东编印了《山东省保存古迹表》),但并没有真的做过全国性的调查。直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由于意识到“中国文化最古,艺术最精,凡国家之所留贻,社会之所珍护,非但供考古之研究,实关于国粹之保存”,到1916年北洋时代,民国政府才发布了《内务部为调查古物列表报部致各省长(都统)咨》。咨文中说明,这是继承清廷民政部的调查与保护方案,在这份文件中,把“古物”更细分为十二类,即建筑类、遗迹类、碑碣类、金石类、陶器类、植物类、文献类、武装类、服饰类、雕饰类、礼器类、杂物类,要求各地记录名称、时代、所在地、保存办法等等(李守义《近代中国文物调查述评》,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12期,总137期,124-135页)。一直到了1928年,国内局势逐渐平稳,国民政府内政部才再次颁发《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到1934年民国政府才终于成立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

   不过,在中国这段风雨飘摇的时间里,西洋人和东洋人依然在中国做着他们想做的事情。

   在晚清民初那些年里,日本学界也逐渐开始对中国古迹进行考察。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学界,在有关东亚的历史和文化领域,始终有跟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我曾经在《宅兹中国》一书中说过,十九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家和探险家对中国及其四裔的深入考察,无论在历史学、语言学和文献学方面,还是在人类学与文化学方面,都对日本学界产生绝大的刺激。本来,日本学者对进入世界东方学的学术潮流从来都很自信,他们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执牛耳者。可是,西洋学者对中国及四裔的考察,对他们来说相当震撼。著名的日本东洋史学者桑原骘藏在《支那学研究者の任务》中,对日本中国学有着痛切的自我反省,他觉得,日本在亚洲文化与历史研究上的落后,一方面是对汉族中国之外的四裔重视不足,另一方面就是不能使用多语言、考古和田野调查的方法。

   为了证明“究竟谁更了解亚洲”,也为了“重新绘制东亚版图”,日本被欧洲东方学刺激出这些新学术领域和新学术倾向(如欧洲东方学家通过探险、考察和比较,深入了解真实的中国),使日本学界也不再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所谓中国“本部”,也不仅仅局限在“经史”之类文献来了解中国,而是不得不像欧洲学者一样,一方面把视野放大到满蒙回藏鲜等中国的边缘,一方面开始用“脚”加上“眼”来重新打量似曾相识的中国。

   如果我们看一看那个时代的日本中国学家,就可以发现二十世纪初,一些日本学者不约而同开始深入中国的内地或边疆。1901年,伊东忠太(1867-1954)受日本内阁派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对北京紫禁城进行拍摄和测绘;同一年,继日本政府派遣成田安辉(1864-1915)之后,河口慧海(1866-1945)也进入西藏并到达拉萨,大量收集西藏书籍文物;1902年,大谷光瑞(1876-1948)沿着欧洲学者的路线,自西徂东深入库车、和阗,开始了他三度西域考察的第一次旅程;同一年,鸟居龙藏(1870-1953)继四度考察台湾之后,又进入贵州进行苗族调查。在二十世纪初,无论是从满洲带回去的满文史料(内藤湖南),还是从西藏带回去的各种藏文佛典和图像(河口慧海),无论是西域收集的各种古写本(大谷光瑞),还是在台湾、苗疆拍摄的各种风俗照片(鸟居龙藏),都刺激了当时日本中国学的新问题和新兴趣。

   对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历史文化遗迹的考察,正是在这个潮流下开始的(正如受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委托考察日本中国学研究状况的中村久四郎,他在《现代日本における支那学研究の实状》[东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1928年]中说,明治四十年以后到大正初年,日本学者向日本岛周围以及国外的考古和调查是显著的倾向,他所举出的例子是关野贞、鸟居龙藏、滨田耕作、大谷光瑞,他说,“明治四十年代到大正初年,一直持续数年之后,学者注意到经常搜求东亚方面的资料,包括中国古物商写来的文物”,通过这些资料深入细致地研究,这是一种趋向。156-158页)。

   这里介绍的《中国文化史迹》(初名《支那文化史迹》)的两位编者,都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学者。

   先说关野贞。作为建筑史专家,关野贞来中国较早,在1906-1907年、1907-1908年和1918年,他三次到访中国,考察过河南、山西、天津、山东、陕西、北京以及江南各地,他当时摄影留下的很多照片,至今还留存在东京大学(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他考察陕西汉唐陵墓,对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详细调查,并且绘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图》,这也许是最早的昭陵图(《支那の建筑と艺术》,东京:岩波书店,1938年;又收入《中国文化史迹》第九册“陕西”部分);1908年在山东考察,他曾收购了一些民间所藏的画像石。这个时候虽然山东已经设立“宪政调查局”来调查古物,当地县令也曾下令不准关野贞把这些文物带回国,但晚清政府并没有力量阻止关野贞把这些资料从胶州湾装船运走(他的这一行为,当然引起国人反感。1920年,他的多年合作者建筑史家伊东忠太访问山东时,曾在济南的图书馆看到展出的武梁祠画像石,旁有一段说明:“光绪三十四年,先后为日本人所购,运过济南,余以此石为吾国古物出[此处原文有阙]贰购留之,而薄惩出售之人云云”,他觉得颇为汗颜,并且表示应当深思。见伊东忠太《山东见学旅行记》[收入《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第五卷《见学纪行》,龙吟社,1936年],366页)。有了这番考察,第二年(1908)关野贞就在《时事新报•文艺周报》上发表了《后汉的画像石》一文。这也许是日本关于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还是这一领域必须提及的先驱论著[他关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研究,很快影响到中国学界。如《东方杂志》第5年10期(1908年11月18日)就刊载了姚振华译的《后汉画像石说》(译自日本《时事新报•文艺周刊》)。此后,他有关考古、建筑、艺术的论著,也曾不断被翻译。例如1930年,《地学杂志》18年1期(1930年3月)发表《乐浪郡之遗迹》(祁蕴璞译);《艺浪》第1卷4期(1930年6月)发表《两晋时代之艺术》(伯英译)。不过,一般来说,学界都认为,他重要的发现之一,还是天龙山石窟]。1918年在出访欧洲、印度之前,他再度来到中国,专门考察古建筑,并且把它们与日本的古建筑进行比较,回国后发表了《支那文化の遗迹とその保护》(发表于《大观》1920年第7期,收入《支那の建筑と艺术》,420-422页),并在1925年和著名的建筑史家伊东忠太合作出版了《东洋建筑》。在关野贞的视野中,中国古建筑是与日本对比的绝佳资料。当然,他也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古建筑的保护相当不理想,“日本现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栋,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栋,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我的调查范围内,千年以上的建筑一无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见”。例如著名的少林寺,他就特意指出,初祖庵传说很早,但实际上只是宋代宣和年间(1125)重新建造的,同寺的鼓楼,也是元代大德六年(1302)重新建造的。

   关野贞是建筑史家,他在中国和朝鲜的考察,当然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除了佛寺道观之外,皇宫、殿堂、陵墓、民居也都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但是,和关野贞不同,常盘大定则是佛教史专家,因此对中国的宗教遗迹格外关注。在调查中国文化史迹之前,他出版过《印度佛教史》(博文社,1906年)、《释迦牟尼传》(丙午出版社,1908年)、《佛典的解说》(丙午出版社,1921年),虽然都是早期印度佛教研究,但是事实上,他一直在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做准备,并且在大学里面担任了“中国佛教史”的课程。在1920年他开始踏查中国宗教遗迹的时候,其实,他研究的重心与兴趣已经投入中国佛教与道教。

   据《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的记载,他的五次中国考察,依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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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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