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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杉:从“人力资本”到“公民生活”

———乌尔里希•贝克《美丽的工作新世界》的启示

更新时间:2016-05-04 08:57:57
作者: 刘云杉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至今日,在诸多现实问题中,毕业生的“就业率”不高显得特别突出。就业率是一个方便统计的表述,对个人而言,应该是就业能力,即个人的工作能力。这一现实关切后的理论假设是:高等教育作为投资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能促进经济效率的增长;高等教育作为达成社会民主的利器,能促进不利群体的向上流动。在现代化刚起步的国家(即工业社会),对个体而言,高等教育成为社会分层中有效的上升通道,文凭成为人才选拔与人才配置中有效的“标识”。以中国为例,文凭的重要性在孕育出科举取士制度的社会文化中发扬光大。在现代化较为发达的国家(进人后工业社会),以英国为例,1960年代的《罗宾斯报告》是一个分水岭,之前的高等教育尚属政治范畴,之后则被纳人经济范礴,是国家创新能力、生产能力的核心。相应地,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罗纳尔德·巴内特(Ronald Barnett)用几个词清晰地勾勒出这一历程:university out of society-university and society-university in society-uni-versity of society,即从孤岛般游离,到边缘,进人中间,成为核心。在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的历程,越来越多的人卷入高等教育中,以此谋求生活机会,设计职业生涯。

   然而,我们所t身的工作社会却发生了变化。乌尔里希·贝克1999年用德语出版Schtine rseue Arbeitswelt. Vision Weltburgergesellschaft. ; 2001〕年英译本出版时,以The Brave New World of Work为题,此后的五年间,学术声誉很高的Blac}well出版社已三次再版。2007年春夏,笔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书店当月最受关注书籍栏觅得此书,同时并列的尚有Lynne Pettinger等编辑的A NewSociology of Work?—   2003年秋季伦教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一个工作坊的论文集与Keith Grint于2005年第三版的The Sociology of Work。工作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危机?工作的内涵与工作的类型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个人而言,工作与生活之间能否达成平衡?对社会而言,经济生产一定是“重中之重”吗?经济之外尚有公民社会的多重活动,它们之间能否达成新的动态平衡?这一系列问题既是复兴的工作社会学、也是新兴的文化经济学之重要议题,它更应该是将人力资本的培养视为核心目标的高等教育所不得不正视的重要议题。

   一、工作社会的终结?从风险的政治到承认的政治

   贝克开篇就不无椰谕地指出,在21世纪末,希望找到一个高收人、高技能、高稳定的全职工作,就如同在快速沉沦的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找到一个舒适的帆布折登椅一般。新自由主义市场的乌托邦不期而获的却是西方的巴西化,可谓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西方—后工业社会或者说后现代社会,巴西—半工业社会或前现代社会,两者之间有何“貌似”或“神似”之处?“巴西化”特指什么现象?

   在半工业社会的巴西,拥有全职工作、领取稳定薪水的只是从事经济活动人.口中的少数,多数人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下谋生过活:他们可能是流动的小贩、零售商或小工匠,为顾客提供各种各样的个人服务(譬如,摆摊修鞋,街头剔发.),在不同的活动领域、就业形式和培训机构之间来往穿梭。这种流动的“多重工作”(或称组合工作),西方社会并不陌生,但它主要是女性劳动的特征—这并非仅是前现代的印迹,晚近在工作社会中快速蔓延:高失业率背后是各种各样的零工(兼职、自雇、钟点工等),高技能、好报酬、全日制的就业逐渐削减,过去的例外成为现在的常态,过去的常态则成为现在的幸运。第三世界的色彩被涂抹于第一世界之上,贝克优伤但仍不失优越地感叹:如同一张奇怪的拼图,西方心脏地带的社会结构打上了来自南美的补丁—人们工作与生活中充满着多样化、含混性和不确定。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较,德国的巴西化特征明显:20世纪60年代只有十分之一的就业者属于不稳定组,70年代,这一比例达到四分之一,而到90年代已高达三分之一,这之后的十年间,这一增长速度仍将持续,有一半的就业人口将堕人不稳定之中。[’〕

   贝克因此提出不确定的政治经济学,或承袭其惯用语—“风险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这是一场新的权力游戏,由两股新势力共同操纵,其一是受地域限制

   的政治势力,替如政府、议会和贸易协会,其二是不受地域限制的经济势力,价如资本、金融和商业。贝克简洁地概括为:资本是全球性的,工作是地方性的。国家在决策时面临两难:或者以高失业率为代价,对不断增加的贫困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多数欧洲国家如此;或者接受稍低的失业率,相伴的是接受明显的贫困,美国如此。困境后的现实是:终身工作的观念已经消失,工作社会行将消失。.奴升的失业本很难再归咎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应问责于发达资本主义的高科技跳旋。不夸张地说,一切有酬工作都面临被机敏、高效的技术所取代的危险,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在所有经合组织(DECD)国家,GDP的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已变得纤弱,每个资本GDP的客观增长很少或根本没有伴随就业机会的增加。

   不确定的政治经济学还面临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过去的黄金时期,充分的就业、养老储蓄金、高税收、游刃有余的公共政策—诸因素之间形成一

   个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一旦有酬工作动摇,福利国家的根基也将塌陷:常态的生活经历将支离成片断,老年贫困不可避免,地方政府囊中羞涩难以满足高涨的福利保障需求。

   “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已经成为一句政治咒语,处处可闻的“弹性化”呼声用传统的防御策略遮蔽了其后的陷阱:对职业而言,弹性意味着更新,意味着

   老板可以不费事地解聘雇员,工作越来越短期,越来越“可更新”—即可终结;对个人而言,弹性意味着皮实,意味着“打起精神来,你的技能与知识已经过时,无人告知你应该学习什么以适应未来的需要”。工作关系的“无规则化”与“弹性化”意味着工作社会快速变成一个风险社会—失控于个人和国家的理性计算,还愈味着风险在国家、经济与个人之间重新分配,即国家与经济体成功地将风险转驾于个人。社会中的多数人,甚至是富足稳定的中间阶层,“不稳定”的流感亦快速侵蚀其谋生之道与生活世界,越来越多的个体将自己整伤为“我即公司”( Me & Co. ),在市场中出售自己。

   个人开始享有自由—却是不安全的自由,西方文化中自我实现的个人抱负(背后是勤奋、稳定、理性规划)与不确定、有风险的新政治经济学之间发生尖锐的冲突,个人被抛掷到看似迷人的“可选择性”、“自助”、“自雇”且自己承担风险的快速漩涡之中。理查德·珍妮特在其(性格的丧失)一书中指出:弹性化工作对工作者的期待是灵活、适应性强、能流动,并愿意承担风险,但这与许多成功者的核心特征,如忠诚、追求长期目标、承诺、信任,以及有目的性都有直接抵触。当生活成为一系列不连续的工作而不是一个连贯的职业时,长期目标会受打击,社会联系难以建立,而且信任关系很短暂。人们不再可能判断出最后会承担哪种风险,同时晋升、解雇以及报酬等旧“规则”似乎也不再适用。在珍妮特看来,当代成年人面临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注重短期目标的社会中,过一种具有长期目标的生活。th

   不安全的政治经济学将社会图景重构为“含糊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结构中,般高与最低不再能被清晰地定义为两极,而是新形式的财富层面与贫困层

   面的登加与混淆,不安全感侵袭着社会中的所有位置。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贫与富的中间状态,或者说贫与富亦交替无常。往下滑并不意味着落到最低处,而是滑出结构之外。在高与低之间,在混乱无序中,惟一的规则是含混。在含混的社会结构中,阶级分析的框架(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区别)不再具有解释力,它的哲学不再是“非此即彼”这样二元对立的思维,而是“既如此,又如此”的变动逻辑,它将导致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塌陷,社会分离成为一个个片断;它还将粉碎个人将自己定位为阶级构成的社会中一个具有工作能力的公民的自我意象。

   工作社会终结,将巨大的不确定性带给个人与社会,在转瞬即逝的短暂中,个人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方向、节奏,甚至性格;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肢解为五色斑驳的片断。更多的学者用不同的现实经验与理论视角,针对工作世界终结这一命题,或支持或反驳,与其展开对话,这是西方学术研究与社会政策中一个炙手可热的命题。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之崛起》的作者,安东尼·吉登斯对此人此书推崇备至,认为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研究之于后工业社会的价值,堪比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之于工业社会的意义。卡斯特认为高失业率—这一徘徊于欧洲的幽灵,在美国与日本并非那么严重,信息技术对工厂、办公室和

   服务业确有冲击,但若就此推论无工作社会(即工作社会终结)已诞生,那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视觉效果。

   安东尼·吉登斯在其成为社会学经典教材的《社会学》中,用“工作无保障”为题,并对“终身工作”观念是否终结进行开放讨论:不同职业类型的工作者均感到工作无保障,也就是对他们的职位及其将来在工作场所中的稳定性怀有一种忧患意识。近三十年来,工作无保障现象逐渐加剧,而且在工业化国家,这种不稳定现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囚同时,过去清晰划分的“失业”(即失去工作,这里的工作指有酬工作,或在一个公认岗位上的工作)与“就业”,如今也并非“白或黑”两分,而是出现中间的多种类型,即灰色地带:充分就业—不充分就业—半失业—完全失业。

   对个人而言,这一轴上有三种类型:就业(充分就业、不充分就业);失业(半失业、完全失业);还有一种既没有就业,也没有失业的状态。Is〕更需要指出的是,对社会而言,失业常被化解或整合入就业体系中:提高平均的最初就业年龄;降低退休或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兼职工作增加;减少一生总的、每日或每周的工作时间;增加平均休假、节日或工作休息时间;增加整个工作期间脱产培训的时间。〔‘〕—多数人陷人不饱和就业状态。

   不管你爱它还是恨它,你都得接受它。今天,“工作社会终结”这一命题已经从一个消极的“危机”替告,转变为积极的现实—一个需要理性认识、勇敢

   面对、智慧发掘的现实,即从风险的政治转换为承认的政治。无论针对个人,还是针对社会,工作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一个以工作命名的社会即工作社会的终结并非噩梦,我们需要对工作社会进行更深刻的反省。

   凯恩斯式的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指出:一个失去工作的人,就失去了进入社会的通行证。〔,l贝克首先发问,工作是如何成为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中心的?

在现代社会,对工作者而言,工作意味着:其一,金钱,工资与薪水,这是满足其自身需要的主要资源;其二,活动水平,为工作者提供一个发挥潜力的组织化环境,为获取技能和经验莫定基础;其三,多样性,提供一个与家庭不一样的环境;其四,时间结构,一个工作者一天的时间是围绕工作的节奏展开的,一生的规划也是按照工作的需要来设计的;其五,社会接触,工作环境提供了获得友谊、参加共同活动的机会;其六,个人认同,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社会认同。[’〕工作尤其是有酬工作,对于个人而言,绝非工作本身,它更可能是人生的全部。成人的经验完全是由工作(职业)来左右的,个人用工作来定义其一生的时间—工作之前、之外与之后,价如,“老年”是通过“中止职业”(从职业中退出)来界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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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dengjia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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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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