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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杉:“ 人类灵魂工程师” 考辨

更新时间:2016-05-03 14:39:48
作者: 刘云杉  


一、问题的缘起

   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在对教育与教师职业形象隐喻的探讨上, 留下不少笔墨, 其间流传甚远的为伊士列尔·谢富勒的教育隐喻① , 尤其是所引申出的生长、塑造与雕刻等不同的隐喻。② 本文起笔于教师的“ 工程师” 隐喻, 工程师— 这个物的世界的操作者, 是如何与灵魂联系在一起, 又是通过何种策略、借助何种机制塑造一代新人? 它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如何呈现?

   据陈桂生先生考证, “ 人类灵魂工程师” 起源于斯大林与高尔基的一次谈话, 斯大林称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其后, 前苏联教育学家加里宁强调教育在培养学生性格和道德上的重要性时指出: “ 很多教师常常忘记他们应当是教育家, 而教育家也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一隐喻在我国最早见之于19 51 年( 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 “ `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 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认真改造思想, 使自己逐步能真正够得上` 人民教师’ 的光荣称号。” 同年, 《人民教育》一篇题为《人民教师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社论指出: “ 人民教师和一切人民的教育工作者是` 新中国儿童、青年的灵魂工程师’ , 是工人阶级领导国家极重要的助手, 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19 5 7 年6 月,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到: “ 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 他们应该在过去思想改造的基础上, 根据自愿的原则, 继续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

   这一表述有三个核心词: 人类、灵魂、工程师。

   工程师。这是工业社会最基本的专业, 其所凭借的是工具性知识、专业性技能与技术性的权威, 工程师所寄身的工厂模式强调的是外烁的标准, 这一标准的制订来自于上( 政府的指令) 或外( 市场的调控)。当工程师理念被输人教育之中, 独特的人被贬抑为原材料— 等待加工塑造的劳动力。进而, 不同的评价标准或将其划分为“ 安全品” 与“ 危险品” , 或成为“ 优等品” 、“ 合格品” 、“ 次品” 。教育与学校被塑造为生产人才的工厂, 管理者或公众关注着两端— 投人与产出, 至于中间状态, 莫过于一个黑匣子, 其不透明在于无须透明, 安全高效经济运行即可。

   灵魂。教育是否需要触及灵魂, 如何触及灵魂? 在教育哲学的观念演变中, 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可谓划分阵营的旗帜。〔’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传统教育哲学观坚持人的两重性, 人是由身体( b do y )、精神( s ou l) 和心灵( m i dn )共同构成, 其中精神优位, 人的本质是精神的本质, 精神操纵和控制着身体。拯救与抚慰人的心灵是所有人的活动中最有价值的活动, 也是人的终极目的, 生命的在世活动就是为了灵魂的救赎, 教育的最终目的也不过如此。宗教活动也就成了学校教育中最核心的部分, 教堂与学堂一直密不可分, 一部西方教育史就是一部宗教与教育的交流史。晚近一百年以来, 主导教育实践的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观, 质疑人的超验性与神异性, 拒绝身心二分, 教育所培育的是自然之子而非上帝之子。身体开始回到学校教育中并得到解放, 世俗的日常生活也走进学校教育中。在自由教育的目标与课程的拓展中, 在对个体情感发展、身体形态与职业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中, 心灵与精神层面的诸多内容开始缺失, 个体的人在此种教育中( 更极端的形态是培训) 开始缺失。同时, 教师越来越龟缩于具体、局部的专业领域, 成为学生的“ 一技之师” 、“ 一能之师” 。

   人类。这是一个集合名词, 也是一个抽象名词。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 教第 期 刘云杉 “ 人类灵魂工程师” 考辨师所面对的是具体的个人, 绝非抽象的、整体性的“ 人类” 。具体的人各个不同,从大处来看, 有其国家、民族、阶级、传统与文化的差异; 从小处来看, 有其性别、身高、动机、兴趣的不同。将抽象的“ 人类” 作为教育的对象或教育所欲生成的“ 果实” , 是一个面目不清的整体, 一个将丰富的杂多删除后的均质人, 一个法律与纪律所假设的人, 一个规范所训诫出来的新人, 一个统计政治所塑造出来的常态。但是教育实践所面对的人绝非白板一块① , 人性的深刻正在于其丰富与纵深、在于其情境性与隐秘感。本文的论述线索为: 人类是如何替代个体的? 规范是如何成为教育核心的? 塑造一代新人的政治哲学渊源何在?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实践中, 塑造新人的权力实践究竟如何? 换言之, 本文所欲讨论的是: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观念基础以及在中国社会情境中人类灵魂工程师如何塑造人类的灵魂。

二、Normal 与教师

   提及师范, 必然碰到“ Normal” 。对于“ N or m al ” 一词的解释有二: 其一为规范, 其二为常态。

   Normalsohoal ( 师范学校) 是教师的职业养成所, 教师的精神与文化生成地。N o mr al 的拉丁词根原意为“ 规则的、规范的” , 在中文中被诊释为“ 学高为师, 身正是范” , 教师职业也以此自我期勉, 即所谓“ 师范” 。②

   教师即为种种规范( n o r m ) 的肉身载体。将n o r m a l 放在福柯的p a n o p t ie o n( 全视景监狱) 这一认识框架下考察, 权力实践作为一个重要的认识视角被引入。在教育的表层权力网络中, 教师是规训者, 学生是被规训者; 再究其深处,教师既是规训的承担者, 更是规训的承受者③ 。教师绝非仅为权力实践的单向施行者, 教师更是权力实践的产物, 成为教师的过程便是一个“ 被规训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 无论是“ 被规训” 还是“ 规训” , 教师在“ 体受” 与“ 实施” 权力的同时, “ 权力实践” 如同一个结构, 超越了具体的行动者, 行动者只能服膺于此结构, 并将自己整合进结构之中。教师用其“ 被规训” 的实践与“ 规训” 的实践“ 再生产” 权力逻辑。至此, 权力实践已不再是单薄的教师权力了, 如果说“ 教师权力” 是“ 权力实践” 这个剧场中唱戏的主角, 而这个剧场的建构, 是国家权力、文化权力、教育权力的综合实践。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nomral 被转化为新的意涵— 常态、正常态。在统计学的概念中,no mr al 成为一个正态分布的曲线。叶启政先生对两个重要的统计① 既往的教育理念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或信念— 一儿童的心灵如同一块白板,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教师职业的权威与教师精神神圣性的重要基础。暮中国历史最早的师范大学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即为: “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类似的句法结构是: I n di v i d u a l , a r e bo t 卜p r o d u e e r s a ; l d p r o d u 《1 5 。f h i s t o r y-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年 概念— 均数 与变异数 、做了知识社会学的分析 , 借助经验实作方式( 特别是量化的方式), 将个体人化约为不同的分类① , 这样的分类又置放在社会群体之中, 所谓的大数原则正是用群体的常态来界定个体的正常。

   统计学( sat ist ic s ) 一词乃由国家( s t at e ) 概念衍生而来,16 世纪, 国家为了有效地掌控其子民( 尤其是到处流窜的浪人), 发展出一套统计理论和技术, 统计之术将科学与政治两个领域巧妙地结合起来, 统计成为依附于国家权威且具有科学理性的统治工具。英国人甚至直接用政治算术( oPilticaliarhtmetic ) 来称谓此技术。在18 世纪启蒙时期的西欧社会, 当寻找一般法则的自然科学的思考模式被引人对人和社会现象的考察时, 道德科学产生了。— 一旦将支撑道德的“ 应然” 的规范性与统计所表述的“ 事实” 的客观性联系在一起, 富有价值选择色彩的规范性就被客观理性的事实性毋庸置疑地正当化了。19 世纪, 常态分布( n o mr al id st ir b ut i o n) 的概念创造出新的社会集体: 概率的概念使人相信普遍规律的存在, 而普遍规律则寄身于多数之间, 这个多数所指涉的不是变化多端、分殊各异的具体人, 而是人身上可以转化为具体、且可操作的变量。因此, 通过数字的形式, 均数成为超乎个体之上( 之外) 的社台集体的表征, 进而对个体进行分类, 此分类又构成科学的规训之力。均数与变异数划分出常态与非常态: 确定适当的标准差值, 假设选择离均数一1.% 一十1.96 之标准差值的范围作为判断常态与非常态的标准, 凡在此范围内就是常态( 譬如智力正常), 而在两端之外则属于过多或过少的非常态( 智力超常或智力低下)。藉此, 常态分布曲线上“ 量” 的表征被转化为“ 质” 的差异。界限之内的多数( 中央趋势) 就构成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基本或普遍的特征; 而界限之外的少数, 则成为社会整体所欲克制的杂多, 成为教育所欲改造的对象。

   道德科学将“ 社会” 作为“ 全部”( 整体) 来思考时,no mr al 分布下的常态人,准确地说是“ 均值人” 得以出现。常态、均值人、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所建构的“人民”( p eo Ple ) 概念以及人民后的大众社会, 公然挑战着理性人的合理性— 也许强调个人选择( 选择背后是理性) 的理性人还存在, 他却不能也无力控制公共生活。理性的诡异之处在于: 理性的判断莫如顺从大多数人的公意— 这又常是非理性; 个人的理性在每一个程序与细节上认真, 却走向整体性的非理性。作为一种秩序, 公共生活必然是一种超乎个体之上( 之外) 的集体样态, 而统计被认为正是寻找这样严格秩序的理性且有效的重要方法。进而, 数字上的均值被扩展为道德的均值人, 以数学上的平均值观念来规范社会中的道德人与正常人。譬如, 当今社会中科学与大众对人身体的塑造, 假借科学建立了健康的标准( 用数学公式计算出人的身高与体重的比例), 在一定的范围之外就是过重或过轻。遗憾的是, 我们这个时代50 % 甚至更高比例的人都超重— 但是, 这个“ 多数” 仍不足以撼动标准的根基。在简约的审美标准与科学健康的观念动员下, “ 肥” 与“ 瘦” 这类生物性指称的中性词变得富有道德判断的价值色彩, “ 肥”成了惰性、贪吃、贫穷的象征。人们甚至把“ 减肥” 换成了“ 增瘦” , 用褒义的“ 瘦” 替代了贬义的“ 肥” , 用积极的动词“ 增” 替代了消极的动词“ 减” 。至此, 社会整体与均值人的理念开始左右社会生活。

在以大多数的垄断来定义人之特质的论述脉络中, 个体性被集体性所吞噬。根据大数法则, 愈多的人成为这样的个体, 他就愈多触及平均值, 也愈被消融在集体图像之中。过去强调少数、特殊、稳固、恒定、偏离( 标新立异、特立独行) 之特质的英雄( 精英) 崇拜, 已经消隐于大众社会中。均值人的概念还预示一个人的内在特质必然被排除, 只有外显于公众的属性特征, — 那些可以观察的、可以测量的、可以走进评价体系的指标, 才是重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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