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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波:陈忠实对中国革命的潜在疑虑——《白鹿原》的礼法与革命

更新时间:2016-05-02 21:25:25
作者: 高波  

   《白鹿原》敏感地触及到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问题。作者借朱先生之口说大革命期间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两下相杀不过是把白鹿原变成了一个两面烙饼的“鏊子”,不管这引起巨大争议的形象比喻是否就是陈忠实的真意,但比起他所塑造的白嘉轩与朱先生这样的人物来,他笔下的革命者形象多少都是单薄的--如同很容易被撕掉的糊窗纸。

   一

   “圣人能看一丈远的世事;咱们凡人只能看一步远,看一步走一步吧”,陈忠实所塑造的最重要的人物白嘉轩在《白鹿原》中如是说。坦率地说,越深入了解陈忠实,我就越发分不清楚这句话到底是出自白嘉轩还是他自己之口。这句话透着些洞明世事的淡漠,它与《白鹿原》雄心勃勃的书首题记--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构成了令人困惑的对照。另一处对比则是,陈忠实自认写作本书是为了死后“垫棺作枕”,但这部书并没有只派上这么个人化的用场。它出版后所获得的巨大赞誉令陈忠实始料不及,几乎将他推入了八十年代以来新文学的圣坛,用他的好友与文学批评家何启治的话说,那就是他“最终被公认为描摹巨大民族悲剧的圣手。”

   这个“巨大的民族悲剧”是什么,则是个问题。何启治给出的解释是“陈忠实,几乎亲身感受、体验过人民共和国的一切苦难。对人民的艰难和痛苦有真切、独特的感受。”作为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一代,陈忠实出生、成长于农村,又作为公社干部在其中工作凡十年,用全称“人民”来把握他的思考方式与对象,自然是贴切的。不过,我觉得,理解他终究需要更加个人化的方式。如果小说可以被当作一个民族的秘史,那大概也可以被当作一个人的秘史(当然,不是文学是历史的反映这种肤浅的意义上的)。事实上,《白鹿原》与陈忠实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只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命运”,而本文所想做的,也就是对这种将作品与作家抟为一体的命运能有所理解。

   在2009年出版的创作手记中,陈忠实很肯定地把《白鹿原》的创作缘起追溯到他1985年写成的中篇《蓝袍先生》这里,故事的情节,用他的话说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装',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想往和实际所经历的艰难历程。”稍微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整体精神氛围就不会对他接下来的思考感到意外,在1985年--这个接续新文化运动的短暂“文艺复兴”的顶点,陈忠实说:“我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四个兜中山装再换上西装的那一刻,切实意识到我就是刚刚塑造完成的蓝袍先生。我在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揭示心理历程的人生轨迹时,也在解析自己。”这里显示出的是一种当时知识分子身上大都存在的对西方的向往,不过在他这里终究有所不同:他“打开自己”(或用他更常用的词汇就是“剥离”自己)后走向的,是他自己长期生活的古老的南原(即白鹿原),尤其是那镂刻着“读耕传家”青砖门楼,让他“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栗”,“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这是作为文学家的陈忠实获得其文学自觉的时刻。面对世界自居于“蓝袍先生”,这透露出的不过是多少有些浅薄的进步主义历史意识,但真正关键的是某种不协调的东西--青砖门楼--突入了进来。问题不在于文学内部的发展脉络,而在于个人与作品的历史命运。或者说,作为在历史中展开其命运的陈忠实,促使他获得这一自觉的契机是什么?

   让我们回到他的精神父亲--柳青这里。柳青在《创业史》中所显示的文学高度与政治热情曾长久的影响着他,但在1982年春天的渭河平原,作为乡村干部,他亲眼目睹了柳青热情歌颂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这让他在一个“清冷的春天的乡村深夜”,想起了四年前去世的后者,“甚至产生过也许是庸人自扰的担心”:“柳青会不会在此情此景里伤心?”这个问题是不是“庸人自扰”倒在其次,看到自己心目中的文学之神如此迅速地被历史所埋葬,这种令他悚然心寒的打击所带来的“思想的软弱和轻”倒是更重要的。也正是最终克服掉了这种“软弱和轻”,他才真正让自己与作品都与这残酷无情的命运合为一体。但问题是,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没有必要因此把他当作一个理想破灭的社会主义者,这终究是表层的东西,对我们把握他并不会提供什么实质意义上的帮助。更合适的说法是,在建国后三十年幻灭的无情挫伤中,他对历史与人的命运中无法逃避的循环与反复有了某种深刻的理解。借助他此一时期作品中一位主人公的话说就是:“天下之大,世事之纷,总归还是古人说的有远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的人心是朝着分字转,分得越小越好,分得越彻底越满意。在这样大水决堤般的时势里,自己却逆时背向,把已经分了家的三兄弟联扯到一起,岂能有完美的结局?岂不愚蠢透顶!”在他看来,三十年前人心朝着合字转的局面已经过去,那促使柳青奋力写下“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的题记(见《创业史》书首)的力量也表面上已经消失。对这个真正的共和国之子,这是一个幻灭的结论,但也正是这种幻灭以及对它的克服诞生了《白鹿原》。

   在这里,回溯向建国前的历史意识自然地出现了。以下我们抄录一段:

   “一个民族的发展充满苦难和艰辛,对于它腐朽的东西要不断剥离,而剥离本身是一个剧痛过程。我们这个民族在本世纪上半叶的近五十年的社会革命很能说明这一点,从推翻帝制-军阀混战-国共合作这个过程看,剥离是缓慢而逐渐的,它不像美国的独立战争,只要一次彻底的剥离,就可建立一个新秩序,我们的每一次剥离都不彻底,对上层来讲是不断地权力更替,而对人民来说则是心理和精神的剥离过程。所以民族心理所承受的痛苦就更多。在《白鹿原》中,我力图将我们这个民族在五十年间的不断剥离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民族心路历程充分反映出来。”

   这大致就是他对《白鹿原》所表现的生活的态度,算不上极其深刻的思想,甚至表面上仍然是线性进化的思路--每一次剥离都比前一次更加彻底,而正当化这所有剥离之痛的则是一个光明的未来,且不是“秘史”,而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建国的显白历史在允诺着这一点。这一显白历史保持着全书表面上的线性时间结构,使得它似乎具有一种外在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不过,它又毕竟不是全书真正的立足点--白嘉轩从头到尾毋宁说是什么也没有剥离。

   让我们再引用一段他对关中乡土的评论:

   “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脸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

   礼法问题我们后面再谈,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出现的“土地”这一意象,它同时涵纳着“文明”与“污浊”。回到《白鹿原》的最开始,白鹿两家半个世纪的兴衰,肇始于一场白嘉轩导演的换地行动。在双方充满高度文化象征意味的礼仪性互动下,是白嘉轩、鹿泰恒与鹿子霖对土地无比严肃甚至是虔诚的态度--一分分地的增减与易手调动着他们最强大的精神执念与生存技巧。鹿氏父子最终夺得白家天字号水浇地,对他们来说如同打赢了一场战争,而刨开地垄的行动则具有不亚于一场革命般的严肃性与重要性。根本上,“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古语将大地之上的四时循环当作是“革”,枯荣生死的极端性在四时的循环交替中被缓和了;但反过来,这也就意味着,某种内在的革命性就在土地之中。

   终归,理解陈忠实就需要从土地开始。大概可以说,在他看来,土地根本上是超善恶的所在,它承载着枯荣生死、洁净污秽,不择万物,却又以万物为刍狗,其超然的博大与无情就是一体两面。它构成了白嘉轩与白鹿原人的血肉心性,而不断往复又难言善恶的人生,也就在其中上演。进而言之,如前文所述,是《蓝袍先生》中那“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让陈忠实产生了创作《白鹿原》的明确欲望,礼法之民白嘉轩在大地上劳作,却安身于门楼之中,对比于大地的涵容万物却又善恶不择,门楼以其兼具生活与伦理的结构表达着上下、前后、尊卑与善恶,它就象征着耸立于大地之上的礼法。

   二

   现在,让我们深入到《白鹿原》的内部去,深入到那些绞缠在一起的人物的命运中去,也深入到陈忠实自身的思想与矛盾中去。我并不准备全面论述这部巨著,只是要抽取其中的一段:那就是白嘉轩、鹿三、田小娥、黑娃等人的生死纠葛。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物的命运纠葛也就是陈忠实自己的纠葛。他在创造手记中,追忆了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的灵感来源。说自己是在阅读关中地区县志里的“贞妇烈女”传时,面对那令他“头晕眼花”的密密麻麻的姓氏条文,感到“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燥姓氏的耐心。”因此“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想要写“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

   这种情感真是久违了。它让我们想起巴金小时候因读《烈女传》而引发的对女性命运的困惑,或毛泽东因为赵五贞的自杀而感到的愤怒,再或鲁迅在其振聋发聩的名文《我之节烈观》对“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的怜悯,对“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的愤慨,以及“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的热望。但是,陈忠实终究并不是五四的受造物,他的立脚点要复杂得多。就在表达出这种经典的五四式愤怒的上一段,他讲的却是同样在这“绵薄发黄到几乎经不起翻揭的纸页”中,自己抄下了为关中老辈人所遵奉约八百年的“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作为原上人心理文化结构柱梁框架”的《吕氏乡约》,并对其创始人--宋代理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吕大临表示了最高度的敬意,称呼这位关中人为“尊贵的哲学家乡党”。

   作者的矛盾则或隐或显地表现为作品中人物的矛盾。不管白嘉轩对黑娃与田小娥的爱情有多少压制,不管这里有着多少类似于五四的主题--封建家长、包办婚姻与自由爱情,它表达的都不是一种五四意义上的对峙。这不仅是说其男女主角都并不是五四意义上的新人,而是说其所想要表达的东西有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至少绝不像巴金在《家》中所表达的那样明确。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白家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从原下带回来了一个逃婚的女人--田小娥,她他人妾室的身份与“淫奔”之行挑战了白嘉轩与鹿三恪守不渝的伦常,因此,他们坚决地将她与黑娃赶出了白鹿村的正常社会秩序之外(整个原上也只有鹿兆鹏这个共产党人赞扬他们的“自由恋爱”精神)。而当黑娃因为发动农运、砸烂白鹿村的祠堂而被通缉逃跑后,田小娥受鹿子霖的挑唆,报复性地引诱白嘉轩的长子、未来的族长白孝文,让后者变成了个败家子。鹿三则在看到白孝文的败家惨状后,以一种要做成人生中又一件大事的义愤,在一个夜晚用梭镖捅死了田小娥,但却又在杀人后长久地被她死前那一声悲惨地“大呀”的叫喊纠缠,灵魂不得安宁,最终精神失常。此时,白鹿原上瘟疫横行,而白嘉轩即使面对人死枕籍的局面,也死磕到底,拒绝为田小娥造庙安魂,而是以一种鱼死网破般的倔强造塔镇压她的魂灵。黑娃与白孝文这两个原上的逆子,在田小娥死后一个接一个又回到了原上祭祖拜祠堂,但紧接着的,却是鹿三心灰意懒的死亡。

让我们还是只观察这幕戏剧的最顶点吧。田小娥的鬼魂附体鹿三,让轻贱自己的白嘉轩给自己盛饭,又戏谑性地躲避捉鬼者,白嘉轩的反应则是关了家门,谁也不找,要自己跟她这个鬼对耗到底。而他冒着不断死人的瘟疫,冒着乡党要求他为乡人的生命而屈服的压力,坚决不肯给小娥造庙,其一意孤行所要捍卫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信念,那就是决不信“你这个婊子在阳世拉汉卖身做得对”。这种既不顾自己生死也不顾别人生死的争理义之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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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公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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