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二十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历程，总结了各个时期古汉语语法研究的特点。文章指出古汉语语法研究经历了构建系统、语法演变的描写研究、重视理论寻求解释三个历史阶段，目前第三个阶段正方兴未艾。

关 键 词：二十世纪/古汉语语法/语法演变/专书语法/描写/解释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回首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历程，不禁使人十分振奋。这不仅仅是由于古汉语语法学自身的辉煌，也是由于古汉语语法学伴随着中国的近现代化事业而诞生，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诞生，而且标志着中国的学术思想摆脱了旧传统的羁绊，步入了近现代化的进程。百年来，古汉语语法学自身也经历了一个逐步现代化的过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目前，古汉语语法学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中最具基础性的分支之一。

纵观百年来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可以大致地分为前四十年、中四十年、后二十年三个时期：一是构建系统的时期（1898马建忠《马氏文通》发表——30 年代后期）；二是以历史语法描写研究为主的时期（1936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发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三是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与关注理论、寻求解释并重的时期（80年代初——）。这三个时期相互交错，相互包含，上一个时期的余波会延伸到下一个时期，而下一个时期的先河也会出现在上一个时期，不可能截然分开，我们之所以分为几个时期是为了反映本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学术思想的走势。因此三个时期的具体年代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古汉语语法研究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我们只能依据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的发表时间标出每一时期的上限，至于每个时期的下限只好定在下一时期的上限之前。

壹、构建系统的时期（1898——20世纪30年代后期）

中国的语法学从无到有，首先面临的任务是构建汉语语法系统。发表于十九世纪末的《马氏文通》，是一部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的汉语语法著作，它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文通》成功地引进了西方的语法学，第一次完整地构建了汉语的语法系统。《文通》使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文通》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端。

马建忠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最高成就是撰写了《马氏文通》。《文通》属于新学，自然受到了新派人物的赞扬，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都对马建忠和《文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注：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第93页，中华书局1936）、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以作文为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56）、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胡适学术文集》第3页，中华书局1993）。）不仅如此，《文通》还得到了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国学大师黄侃的充分肯定（注：参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25—126页，中华书局1962））马建忠的《文通》同时受到新学和国学双方的认同和赞扬，足见此书的确是中西文化贯通融会的成功之作。马建忠的《文通》突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樊篱，显示了更加博大开放的胸襟和深邃独到的眼光，这在百年前的中国弥足珍贵。《文通》的意义不仅仅限于语言学，它是中国学术思想近现代化路途上的一座里程碑。在中国，当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还处于翻译西人著作、介绍西方成说阶段的时候，马建忠的《文通》已经率先进入了掌握西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的新时期。历史选择了《文通》作为中国学术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文通》的光荣，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光荣，也是二十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光荣。

（一）《文通》构建了完整的古汉语语法体系

在《文通》里，词类、句法、句类三个方面虽然不很平衡，却了然分明，显示了马建忠对语法学已经全局在胸。词类，马建忠称字类。《文通》明确地主张汉语词有定类。《文通》指出“字类凡九，举凡一切或有解，或无解，与夫有形可形、有声可声之字胥赅矣”，“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归之字矣”（1983：23页）。马氏清楚地了解字类是研究句法的基础，字类的确定同字在句读中的位置密切相关，他说“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1983：15页）

《文通》字分虚实，“实字”、“虚字”这两个术语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含义模糊分歧，直到马建忠才第一次给了它们语法学意义上的定义，是《文通》把虚实之分带进了科学的领域。《文通》把虚字分为四类（介、连、助、叹），它对虚字的分类是从语法功能的角度出发的，这符合现代语言学的原则，也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文通》把实字分为五类（名、代、静、动、状），其中“代”和“状（副词，包括句法中的状语）”基本上是依据语法功能的标准划分出来的，“名”、“静（形容词、数词）”、“动”则是以词的意义和句法位置作为分类标准的。马氏说“字各有义…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耳”（1983：23页），人们往往据此批评马氏误导后人，种下了“依句辩品，离句无品”的根源。这一批评并不全面，现代语言学认为词类是词的语法功能的分类，反映了各类词的分布总和。西方语言有形态作为词类的外在标记，而汉语缺乏形态，因而汉语词类研究困难重重。赵元任先生指出“在实际工作上，我们抄近路，求助于意义…通过一般的意义倾向，能找到某些形式特点”（注：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第8 页（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马建忠正是第一个“抄近路”的中国人。在西方语法学的启发下，马建忠注意到汉语里某些一般意义倾向相同的词在充任句法成分方面有相似的语法分布上的特点。但是，他只注意某类词常常充任某种句法成分，而没有注意到汉语词类同句法成分不是一一对应的，在汉语里不能仅仅依据句法成分确定词类，而是必须从词的分布总和中抽出能够体现各词类语法特性的区别性分布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如现代汉语某些词类用鉴定字作为分类标准）。由于马氏对词的语法功能的狭隘理解，只注意词所充任的句法成分，因而导致了对汉语词类的形式特点发掘不够。但我们不能苛求于马氏，我们应该承认：《文通》的词类观同当代科学的汉语词类观并不矛盾，它们是可以衔接的。回顾五十年代以来的几次汉语语法讨论，不少人的词类观还远不及马氏，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到马氏词类观的价值。

至于马氏所言“字有一字一义者，亦有一字数义者。…凡字之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1983：23—24页），仔细分析《文通》给出的例句，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话主要是针对一个汉字可以表达若干个不同的词这一语言现象而发的。一个字可以表达若干个词，只有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它表达的是哪一个词，这些不同的词当然可能分属于不同的词类。但是，马建忠在处理词的同一性方面不够精确，例如，他认为“止”字在主宾语、述语和定语位置上的意义不同，因而处理为三个词，使“止”字分属名动静三类，从而在理论上留下了漏洞。马氏没有认识到划分词类并不是给具体词义分类而是对概括词进行分类，汉语的谓词性成分自指化以后不可能构成新词，（注：参看宋绍年《古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指称化与名词化》（载《古汉语语法论集》，语文出版社1998）。）处于主宾语和定语位置上的“止”，同谓语位置上的“止”属于同一个概括词，也属于同一个词类。马建忠是主张词有定类的，但上述确认词的同一性方面的漏洞却留下了滑向词无定类的桥梁，《文通》在词的同一性方面的疏漏被后人演化为“离句无品”、“词无定类”，这并不符合马氏的初衷。

在句法方面《文通》首先建立了“词”和“次”两套概念。“词”即句子成分，“词”分七种：起词、语词、表词、止词、司词、转词、加词。“次”是专门用于分析名词和代词组合关系的一套概念，也即指名词、代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和分布。“次”有六种，两两相关，构成三对：主次和宾次、偏次和正次、前次和同次。“次”的设立显然是受到西方语言名词、代词具有格语法范畴的影响，汉语不具有格语法范畴，因此“次”的设立是不必要的，我们可以把“次”与“词”合并起来。事实上《文通》的“次”和“词”在内容上大部分重复，只有偏次和正次是“词”没有涉及到的，这对概念用来分析名词性偏正结构，偏次即名、代字充任的定语，正次即名、代字充任的中心语。

《文通》还设立了“读”的概念，从定义上看“读”是指主谓词组，（注：马建忠《马氏文通》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83）“凡有起、语两词，而辞义未全者曰读。”）但实际上包含的内容很多。“读”是马氏受西方语法中不定式短语（infinitive  phrase）、 分词短语（participialphrase）和从句（clause）可以充任句法成分的启示，而设立的汉语句法概念，“读”实际上指充任句法成分的各类谓词性词组。马建忠并不是简单地照抄泰西的葛郎玛，他没有试图在汉语里寻找根本不存在的、分别与不定式短语、分词短语和从句各自相对应的形式，而是紧紧抓住汉语谓词无形态变化的特点，深入研究了汉语谓词性成分可以较为自由地充任句法成分这一语言现象。“读”概念的建立对分析结构繁复的汉语句子是非常必要的。

在句类方面，马氏把句子分为两类，他说“句之为句，似可分为两类：一则与读相联者，一则舍读独立者”（1983：425页）。当代汉语语法学一般把句子分为单句和复句，复句下位再分为联合复句和主从复句。这种分类显然不同于马氏，但二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马氏的“与读相联”之句大体可以对应后代的单句和主从复句；“舍读独立”之句大体可以对应后代的联合复句。马氏的句读理论虽然有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之处，但是马氏对句子的分类却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我们既然承认谓词性词组可以充任主语、谓语、宾语、定语、补语五种句法成分，从而把这些类型的句子分析为单句，为什么不能承认谓词性词组也可以充任状语，从而把主从复句也分析为单句呢！取消主从复句，把一般认作从属分句的成分分析为状语，似乎更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

谈到《文通》的理论基础，以往一般认为仅仅是泰西各国的葛郎玛。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里说过“十九世纪末期，欧洲的语言学已经很发达了，而马建忠似乎并没有学过语言学，他所著的《马氏文通》只是受了西洋葛郎玛（grammar）的影响”（1981：174页）。迄今，在文献中确实没发现马建忠学习西方普遍语言学的记载，但是，有迹象表明马建忠是了解欧洲语言学的，《文通》的理论基础是笛卡儿语言学，又称为普遍唯理语法（注：参看宋绍年《论〈马氏文通〉的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4期）。）。《文通》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是葛郎玛，而是包含了更深刻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文通》对于古汉语语法系统构建的贡献是全面的、系统的，百年后的今天，站在当代语言学的高度重读《文通》，仍会有常读常新的感觉。

（二）对《文通》体系的完善与修正

《文通》的出版引发了汉语语法研究的热潮，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出版了数十种以文言为研究对象的语法著作。其中有些是《文通》的简缩之作，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也有些著作以英语语法为参照系，对《文通》的语法体系进行了补充或修正，使《文通》的体系进一步得到了完善。

章士钊1907年出版了《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是划清了字和词的界限，对《文通》作出了重要的修正，指出“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泛论之则为字，而以文法规定之则为词，此字与词之区别。”（《总略》1页）书中把词分为两类，单字词和合字词，合字词中包括双字同义词（由近义语素构成）、双字相待词（由反义语素构成）、连字词（由重言构成）、缀字词（词根加词尾构成）。《文典》一书专讲词类，没有专门论述句法的章节，只是在《总略》中谈到了句子的构成，认为句子都有主语和谓语，二者缺一不可。这种句法观显然不适合汉语，是对英语语法的照搬。

刘复1920年出版了《中国文法通论》（益群书社）。作者不满意《马氏文通》用拉丁语法的格局来解释汉语语法，企图用一般语言学理论来建立一个研究中国文法的新框架。他首先讨论了文法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少正确意见。在具体分析古汉语语法时，刘氏以斯维特（H•Sweet）的《新英语语法》为依据，侧重从逻辑的角度按概念对词进行分类，对《马氏文通》的词类区分提出了全面的修正意见。正如他自己1932年在《中国文法讲话•自序》中所作的自我批评：“其中疏漏牵强，随在皆是也。”这方面的尝试是不成功的。这部著作最主要的贡献是在句法方面，它是第一部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单句和复句情况的汉语语法著作。它按语气把单句分成了直示句（陈述句）、感叹句、询问句、命令句；又把复句分成主从复句、衡分复句、包叠复句、扩充复句、减缩复句；还立专节讨论了“独字句”的问题。1932年他又出版了《中国文法讲话》（北新书局），目的是要纠正《马氏文通》的错误，只讲了名词、代词，缺乏系统性的叙述，其价值还不如《中国文法通论》。

1922年陈承泽出版了《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金兆梓出版了《国文法之研究》（中华书局）。《国文法草创》的主要贡献在古代汉语的词类研究方面。陈氏提出了汉语词类研究的两条原则：“（甲）各字类在文位上不能辨别时，须另定一辨别标准；（乙）各字类全体之总界，须足以吸收一切之字而无所挂漏是也。”（1982：17页）原则甲触及到了汉语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即词类同句法成分不是一一对应的，不能仅仅依据句法成分划分词类，这是对《文通》的重要修正。陈氏批评马氏把主宾语、述语、定语位置上的“止”看作三个词，分属于名、动、形三个词类的做法，指出：“以余观之，马氏所举之三类，皆属止之活用。止之字类，应为自动字，即‘绌然而止’之‘止’，是也。”（1982：18页）陈氏指出：“活用与变义异”（1982：65页），并把活用分为“本用的活用”和“非本用的活用”两类。所谓“本用的活用”，指某词在所属词类不变的情况下，在句中出现在本类词的非最高频句法位置上，例如《孟子》“白马之白”的第二个“白”，《左传》“惠公之卒也”的“卒”。陈氏指出：“此种名用，凡象字（形容词）皆能之”，“凡自动字皆能之”（1982：66页），陈氏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了汉语的谓词可以较自由地充当主宾语及定语的中心语等句法成分。所谓“非本用的活用”，指某词在句中出现在非本类词的句法位置上，而是出现在他类词的句法位置上，这时某词改变了自己原属的词类，归属另一个词类。例如《白居易诗》“晚来天欲雪”的“雪”，《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志”，《诗经》“在泮献囚”的“囚”。陈氏“非本用的活用”还包括“致动”和“意动”，这两个概念的明确提出对后世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意动确实导致了词类的变化，应该归入非本用的活用；而致动则不然，自动词的致动用法并未导致词类的改变，似应归入本用的活用。陈氏的词类研究已经触及到了汉语里确定词的同一性的原则、陈述与指称的相互转化、谓词性成分的名词化同自指化与转指化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汉语语法的深层理论问题。

金氏的《国文法之研究》无疑受到了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的影响，间接也是受了斯维特的影响。他屏弃汉语实词一般名动形三分的处理，而改为体词（名词和代名词）、相词（形容词和动词）两分。他抓住了汉语形容词可以作谓语这一有别于西方语言的特点，对动词和形容词作出了更高层次上的概括，后世称之为谓词。他对汉语的介词和连词的划分，具有独到之处。他指出：“我这里的介词联词是主从连合与衡分连合的分别，不是字与句的分别”，“不论介字或介句，只要是表主从的关系，都叫他介词”（1983：54页）。金氏的这一论述着眼于句法关系，同《文通》的句类观有密切的联系。

杨树达1919年发表了《马氏文通勘误》（1931年，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了《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杨氏服膺高邮王氏，精于小学，所以对《文通》语言材料方面的错误多所勘正；但是杨氏在现代语言学方面的修养不及马建忠，在体系方面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他只是模仿英语语法建立了以词法为中心的文言语法体系，基本不讲句法和结构关系，词类划分得很细，却很少谈到各词类的语法特征。杨氏在古汉语语法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虚词研究。他早在1928年就出版了《词诠》，《词诠》是把《高等国文法》中讲到的虚词辑录出来再补充材料而写成的。它对每个虚词在训释之外，都加注词性，引例丰富，可以说是传统文言虚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裴学海1932年出版的《古书虚字集释》（商务印书馆）和《词诠》属同类著作，重视特例的训释，但可商之处甚多。

黎锦熙1933年出版了《比较文法》（北平著者书店），作者把《新著国语文法》中的“以词位纲纪句式”的理论用在古今汉语句式的比较中，着重指出了古代汉语句式与现代汉语句式的不同，对学习古代汉语有一定帮助。同类著作还有杨伯峻1936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语文通解》（商务印书馆）；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42—44）也对古今汉语语法作了比较，不过它的基点是放在现代汉语方面。

贰、以历史语法描写研究为主的时期（30年代末——70 年代末80年代初）

“五四”以后，对汉语语法理论体系的全面探索历史性地从古汉语研究领域转入了现代汉语研究领域，古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以历史语法描写研究为主的时期。所谓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既包括对语法演变的描写，也包括对古代某些共时语法现象的描写。在这个时期里，一方面历时语法演变研究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不乏古代汉语语法共时研究（含专书语法研究）的著作，但是共时语法著作在新的时期里具备了新的特点，研究者都比较自觉地把自己构筑的平面同前后时代的语料相比较，以凸显出本平面的特点，从而把自己的平面研究作为构建宏大的汉语历史语法系统的一个支撑点。

（一）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开创与发展

胡适在《国语文法概论》中提出：研究文法有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其中之一是“历史的研究法”（1993：37页）。他1918年发表的《尔汝篇》和《吾我篇》就是这一方法的具体实践。胡小石1928年写下了《甲骨文例》（《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其中辞例篇谈到了甲骨文的一些语法现象。黎锦熙的《三百篇之“之”》（《燕京学报》6、8期，1929、1930）分析了《诗经》中一千多个“之”字的用法。丁声树1935年发表了《释否定副词“弗”“不”》，文章材料极为丰富，从语法分布的角度分析了“弗”和“不”的区别。上述这些论文可以看作是古汉语语法研究向第二个时期转进的先河。

王力先生1936年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清华学报》11卷1 期），1937年发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清华学报》12卷1期）。这标志着古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不以构建完整的语法体系为目标，而以对历史语法的某些现象进行描写研究为主的时期。王力先生在《初探》中指出：研究汉语语法要“按时代分为若干时期”，进行“文法史的研究”（1985：111页）。这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任务，此后，以现代汉语研究为代表的汉语语法理论体系研究和汉语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互为依托，并肩前进，汉语语法学又一次呈现出宏大的崭新局面。王力先生重视古今语法之间的联系和演变，他分析了人称代词古今的差别，讨论了“关系词”的演变，还提出了“中国上古是没有系词的”（1985：149页）论断。《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就是具体论证汉语里系词从无到有的历史演变的。作者首先论证了“不用系词乃是中国古文的常态”（1990 ：363页）。再讨论各种句型中的“为”字，论证了大多数句型中的“为”字是动词，只有少数是带有系词性的。然后讨论各种句型中的“是”字，先论证了系词“是”源于指示代词，驳议并排除了那些被误认作系词的“是”字；再论证了系词“是”产生于六朝；并探讨了系词“是”在六朝以后的发展（即系词的活用）。论文考察详尽，引例丰富，是第一篇真正研究汉语语法发展历史的论文；尽管经过半个世纪的继续研究，系词产生的时代提前了几个世纪，但是《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的开创意义及其方法论上的示范作用却是永恒的。

王力先生1944年出版了《中国语法理论》（早在1938年《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就作为西南联大的讲义印行了），这部著作的价值当然首先是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它注意发掘汉语语法的自身特点，发现并描写了具有汉语本质性特征的几种句法结构；借鉴普通语言学，在汉语语法研究方法论上第一次提出并运用了“隔开（扩展）”和“转为（转换）”（1984：46、120页）两个概念。这无疑对整个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开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理论》纵论古今中外，对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多有涉及。例如：《理论》指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使成式”（1984：112页）；“处置式是近代产生的语言形式”（1984：118页）；“也许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被动式”，“到了近代，被动式就显然产生了”（1984：125页）；“‘于、自、以’等字之变为（即被替换为）‘在、从、拿’等字，都是由虚趋实（由关系词变为动词），因此它们所构成的末品也是大致由后置变为前置的。这是中国语法史上重要事实之一”（1984：157页）。这些思想极为可贵，有些论述甚至包含了当代汉语语法学新观念的雏形，这些思想为王力先生后来写作汉语语法史奠下了一定的基础。

王力先生1958 年出版了《汉语史稿》中册（科学出版社）。 早在1954年他就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汉语史课程，并写有讲义，1956年已经两易其稿，上册语音史已经交付出版；为了培养、提携青年，也为了加快中、下册的修订工作，他让几个毕业不久的学生收集各方面的意见，补充引例，帮助修订。《汉语史稿》中册是王力先生积近二十年研究汉语语法史的成果，加上数年集中努力而写成的个人专著，是《汉语史稿》三部分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全书总共二十三节，除一节《语法发展的一般叙述》外，其余分成两个部分：“历史形态学”八节，讲述九类词的发展情况；“历史句法学”十四节，讲述句法的各种演变发展。在形态学部分，作者特别注意上古声调变化同词性变化的联系、中古词尾的形成和发展。他指出“动词形尾‘了’和‘着’的产生，是近代汉语语法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1980：311页）在句法学部分，“系词的产生及其发展”、“使成式的产生及其发展”、“处置式的产生及其发展”、“被动式的发展”、“递系式的发展”等，都是作者早在写《中国语法理论》时就已经作过一些研究的，也是本书最精彩的独创部分。总之，这部著作对汉语的构词法、词类和句法的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描写；此前，汉语语法的研究多是泛时或共时的静态研究，很少是从历时动态角度来研究的，更没有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研究汉语语法发展规律的。这是第一部汉语语法史，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在二十世纪汉语语法研究的整个进程中，《汉语史稿》中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吕叔湘四十年代发表了十多篇有关古汉语语法的论文，五十年代结集出版了《汉语语法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5）。从内容上看这些论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共时文献语法现象的描写研究，例如《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和《相字偏指释例》，另一类是对历时文献中某一语法现象演变的描写研究，例如《论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把字用法的研究》和《说们》。吕氏还收集了大量有关近代汉语指代词的资料，并作了排比分析，但直到八十年代才由他的学生江蓝生补充、整理，出版了《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这些论著材料非常丰富，描写十分细密，在事实的描述中力图揭示语言规律。吕氏开创了古代汉语描写语法的一代学风，影响了几代人的学术研究。高名凯的《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燕京学报》34期，1948）也是较早研究近代语法的论著。

刘世儒1965年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他把名量词分成陪伴词、陪伴•称量词、称量词三类。全书五章，第一章“总论”，讨论了南北朝量词的体系、语法特征、组合规律等问题；后面四章分别讨论三类名量词和动量词，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语主要量词的起源和发展逐个作出了细致的描写研究。用大量的例证说明六朝已有动量词，从而修正了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认为动量词唐代以后才产生的说法。它解决了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专题，影响深远。

郭锡良六十年代就在《汉语史讲授提纲》中提出：“第三人称代词在上古发展还不成熟，它是由指示代词兼任的。”后来写成《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语言学论丛》6辑，商务印书馆，1980）。论文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1.论述了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第三人称代词，“殷商时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还没有产生”（1997：1 页）。论证了被人们认作第三人称代词的“之、其、彼、厥”是指示代词，而非人称代词。2.论述了“之、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具备了向人称代词转化的条件；汉以后，“其”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到南北朝时演变成第三人称代词，“之”却日益衰退，没有完成向第三人称代词转化的过程。3.对先秦至唐代有代表性的古籍中的“他”字用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统计，用定量分析研究的结果论证了：“他”先秦时代的意义为“别的”；经过汉末到南北朝时期演化出“别人”的意思，成为向第三人称代词转变的重要阶段；再到初唐，开始具有第三人称代词的语法功能，盛唐以后才正式确立起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地位。作者关于汉语第三人称代词起源和发展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这不仅是一篇有创见的汉语语法史论文，同时在方法论上也有一定的意义。

此外，在本时期，周法高的《“之”“其”“厥”用法之演变》（《学术季刊》4卷4期，1956），余健萍的《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语法论集》2集，商务印书馆，1957），祝敏彻的《论初期处置式》（《语言学论丛》1辑，1957），杨建国的《补语式发展试探》（《语法论集》3集，1959），马忠的《“是”的用法演变》（同上），潘允中的《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中国语文》1期，1980），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语法演变描写研究论文。

（二）古汉语语法共时研究的继续发展

在历时演变研究已成为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之后，共时平面的研究仍继续发展，在新的时期里，共时平面的研究除了表现为构建古汉语语法一般框架（文言语法）之外，还表现为对断代语法研究和专书语法研究的更大的自觉性，以及关注断代语法和专书语法在整个汉语语法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伴随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巨大的发展，古汉语语法的研究也日益深入细致。

周法高五、六十年代写了一部《中国古代语法》，先后出版了《称代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 ）、《造句编上》（1961）和《构词编》（1962），计划中的《造句编下》和《虚词编》没有出版。根据作者在三本书中的《自序》，容易误会他是要写一部六朝以前的汉语语法史，其实他写的是一部“以春秋战国的文献为主”的先秦汉语语法。作者着眼的基本上是一个共时的语法框架，而不是历时的语法演变轨迹和规律。作为一部共时的古汉语语法，这本书的主要贡献是自觉吸收结构主义语法理论，采取布龙菲尔德的直接成分分析法，还有赵元任、霍凯特等人的语法观点，有时还提到“转换”的方法。这部书一改自马建忠、杨树达以来古汉语语法著作的面貌，在语法体系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周氏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时代观点，能在大框架中指出某些语法现象只在某部书、某个时代出现。这就是本书“上溯殷周，下探汉魏六朝的发展”的具体内容。还有，作者在材料的准备上倾注了极大的工夫，搜集了大量例句，不少章节都是经过反复研究才写成的，《构词编》对《诗经》、《孟子》中的复音词的论述，就是最好的例证。它是自《马氏文通》以来体系最新、篇幅最大的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出齐。

杨伯峻1955年出版了《文言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经过修改，1963年改由中华书局出版，刘景农1958年出版了《汉语文言语法》（中华书局），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马汉麟的遗著《古汉语语法提要》。这三部书原本都是大学的讲义，都以学生已经掌握了现代汉语语法为前提，因而都注重古今语法的比较。有的在论述时略同详异，如杨、刘二氏之作；有的甚至基本上只讲异，如马氏的《提要》。三部书都或多或少吸收了五十年代以前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叙述简明，条理清楚，举例也较典型、精当，是众多古汉语语法普及类著作中的上乘之作。杨伯峻、何乐士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1992）类似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也力求在描写秦汉语法时，上溯甲、金，下探唐宋。本书材料丰富，照顾的面相当广泛，但是难免显得有些庞杂。王海棻1987年出版了《古汉语疑问词语》（浙江教育出版社），这是一部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相结合的语法著作，对古代疑问词语、疑问句式进行了尽可能全面而详细的描写。

王力先生六十年代主编了文科统编教材《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62），通论部分有八节讲古汉语语法；郭锡良八十年代主持编写了《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3），也有八节常识讲古汉语语法。两部教材采取了和马汉麟的《提要》相同的作法，重实用而不过分强调系统，只讲古今语法差别较大的词法、句法现象。在语法体系上充分吸收了王力先生《中国语法理论》中的理论观点，也采用了他们自己研究古汉语语法的某些成果。两部书长期被广泛采用作教材，或用作参考书，年年重印，因而对古汉语语法的教学和研究影响较大。

何乐士等1979年出版了《文言虚词浅释》（北京出版社），收虚词209个；后来经过修改，并增收虚词340个，更名为《古汉语虚词通释》重新出版（1985）。《通释》不但收录虚词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同类著作，更主要的是它不停留在传统训释的方法上，而是着重于虚词语法功能的描述；采用了层次分析法。例如，它指出“‘所’字结构里，‘所’字先与介词…相结合，然后再与动词…（包括它的宾语）组成名词性短语”（1985：547页）。这标志着古汉语虚词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洪成玉1983年出版了《古汉语复音虚词和固定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打破了古汉语虚词研究一般只讲单音虚词的传统。

五十年代以后，《马氏文通》重新获得了广泛重视，研究评述《文通》的论著纷纷面世。其中吕叔湘、王海棻的《马氏文通评述》（《中国语文》1、2期，1984）写得比较扼要平实。孙玄常的《马氏文通札记》（《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颇能抓住要害，揭露矛盾，特别是吕叔湘的校批更富有启发性。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对《文通》的语法体系作了比较全面详尽的评述。

管燮初1953年出版了《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中国科学院），这可以算是一部最早的断代语法著作。它对甲骨文的词类和句法进行了全面描写，尽管比较简略，只是把现代汉语的语法框架套向甲骨文，然而首创之功不可忽视。更为可贵的是，在某些方面还做了抽样调查统计，作者指出“我们曾经用不加选择的一千句单句做分析，从句子结构来分，有主语的句子占36%，没有主语的占64%；有宾语的句子占54%，没有宾语的占46%。再从组成谓语的主要词类分，动词句占绝大多数，形容词句不足十分之一，系词句和名词句没有几句”（1953：10页）。陈梦家1956年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第三章《文法》也全面描写了甲骨文的语法，个别方面也许比管氏的著作内容更丰富，也更具有新意。但是，《综述》对甲骨文的句法谈得不多，总的来说，《综述》比管氏的著作单薄一些。

专书语法研究有许世瑛的《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台湾开明书店，1973），作者对论语的每个句子都进行了句法分析，这种穷尽式的句法分析实践，是对现有析句方法和理论的一次全面检验。作者在句法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了八类古汉语的句式。同类的著作有詹秀惠的《〈世说新语〉语法探究》（台湾学生书局，1973）。

此外，在本时期，周迟明的《汉语连动性复式动词》（《山东大学学报》1期，1957），洪诚的《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语言研究》2期，1957），黄景欣的《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否定副词“弗”“不”研究》（《语言研究》3期，1958），周光午的《先秦否定句代词宾语位置问题》（《语法论集》3集，1959），方光焘的《关于古汉语被动句基本形式的几个疑问》（《中国语文》10、11期，1961），黄盛璋的《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研究》（《中国语文》6期，1963），马汉麟的《古汉语三种被淘汰的句型》（《南开大学学报》6期，1978），马真的《先秦复音词初探》（《北京大学学报》6期，1980），祝敏彻的《〈朱子语类〉中的“地”“底”的语法作用》（《中国语文》3 期，1982）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共时语法研究论文。

叁、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与关注理论、寻求解释并重的时期（80年代——）

八十年代以来，古汉语语法研究再一次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在历史语法描写研究的深厚积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巨大成就、国外新理论的迅速引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古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仅继续注重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并且同时注重理论，寻求解释。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对于语法史研究来说，语法的理论体系不是重要的，语法演变的事实才是重要的。历史语法研究的深入发展使人们意识到，语法的理论体系是语法史研究的指针，好的语法理论体系可以使我们观察到更多的语法演变事实，并且有助于对语法的演变作出合理的解释。重视理论，在描写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释的观念目前正方兴未艾，这一时期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一）历史语法描写研究的继续发展

在本时期里，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继续发展，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新的时期里众多描写研究的论著也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自己的理论色彩。

1.语法演变的研究

八十年代王力先生改写自己的汉语史著作，重写了语音史以后，着手修订《汉语史稿》中册，1983年4月脱稿，以《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为书名重新出版。书中改原来的节为章，首先是增写了四章：《动词（下）》（讨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在发展中的互相转化）；《长句的发展》；《能愿式的发展》；《连动式的发展》。其次是对其他章节作了某些调整，各章的内容都有所充实修订。这部著作无疑比原书更加丰富，只是作者已经年过八旬，不可能把《史稿》出版后二十多年学界的研究成果都吸收进来。

这个时期，也有多位作者，为了教学的需要，撰写了汉语语法史，如潘允中的《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史存直的《汉语语法史纲要》（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孙锡信的《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向熹的《简明汉语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这些著作或是对《史稿》有所阐发和补充，或是取材、写法与《史稿》有所不同；跟《史稿》差异最大的是史氏的《纲要》。《纲要》作者的主旨似乎不在揭示汉语语法的发展轨迹和规律，而是重在宣示他对汉语语法发展的某些看法。因而全书显得论多于史，讨论的问题不够全面系统，特别是句法方面的内容显得很单薄。孙良明的《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语文出版社，1994）以先秦古书和汉代注释为研究材料，通过二者的比较，探讨了两种语料在语法上的差异，从一个侧面探讨了先秦至汉代这段时期汉语语法的历史变化情况。

本时期历史语法演变研究的成果更多的是反映在大量的专题论文之中。郭锡良先后发表了多篇讨论句法、词法发展的文章，大都有所创获。例如，他的《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对半个世纪以来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热点争论问题作出了比较可信的小结。《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4），比较全面细致地揭示了殷商时代和周代的构词法及其演变规律。《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中国语文》1期，1997 ）和《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古汉语研究》1期，1998）对甲骨文、金文以及先秦主要典籍中“于”、“以”的用例进行了详尽的数量统计研究，对“于”、“以”语法功能的历史演变过程，从起源于动词到丰富表达功能的逐渐形成都作了细致地描写。文章对某些著作用训诂学方法训释虚词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强调“要特别重视语言的系统性，把每个虚词都摆在一定时期的语言系统中去考察，一个虚词的各个语法意义、语法功能之间都是有联系的，自身形成一个系统，不要孤立地看问题，随文释义，把一个虚词的语法意义系统搞得支离破碎，强给它设立一些非固有的义项”。这一批评振聋发聩，很有现实意义。唐钰明的《论上古汉语被动式的发展》（与周锡馥合作，《中国语文》4期，1985）、《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中国语文》3期，1987），《唐至清的“被”字句》（《中国语文》6期，1988 ）是共时静态研究与历时动态研究相结合的一组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在本时期里，陈初生的《早期处置式略论》（《中国语文》3期，1983），张万起的《连词“所以”产生的时代》（《语文研究》4期，1984），王绍新的《“得”的语义、语法作用衍变》（《语文研究》1期，1985），李晓琪的《关于能性补语式中的语素“得”》（《语文研究》4期，1985），李平的《〈世说新语〉和〈百喻经〉中的动补结构》（《语言学论丛》14辑，1987），解惠全的《谈实词的虚化》（《语言研究论丛》4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王洪君的《汉语表自指的名词化标记“之”的消失》（《语言学论丛》14辑，1987），杨平的《“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语文》2 期，1989）、《带“得”的述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古汉语研究》1 期，1990），钱学烈的《试论全唐诗中的把字句》（《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宋绍年的《“所以”再认识》（同上）等一系列论文论及了汉语语法演变的诸多方面。

2.断代的和专书的语法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断代和专书的语法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取得了许多成果。管燮初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是对金文语法系统进行全面描写的第一部著作。作者选取西周文字较长的金文208篇，对它的语法现象进行了全面地分析归纳，不但有定性论述，还有定量分析；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语法分析方法上得到了陆志伟的指导，接受了结构主义的影响，采取直接成分分析法，他用来分析金文的语法体系比他写甲骨语法时前进了一大步。该书材料翔实，分析细致，结论比较可信，较好地反映了西周时代金文语法的面貌。朱歧祥的《殷虚卜辞句法论稿》（台湾学生书局，1990）和沈培的《殷虚甲骨卜辞语序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是这个时期研究甲骨文句法的代表作，他们收集的材料都比较丰富，采用的语法理论体系也比前一个时期跨进了一大步。李佐丰的《文言实词》（语文出版社，1994）是一部研究先秦断代实词的著作，作者以穷尽式数量统计分析为依据，对先秦汉语的实词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并提出了使动、意动不属于活用；名词可以划分为有生和无生两个小类，这两个小类在语法功能上存在对立等有价值的新观点。柳士镇的《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对研究较少的中古语法作了初步探索。赵克诚的《近代汉语语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冯春田的《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刘坚等的《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曹广顺的《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 1995），吴福祥的《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等是研究近代汉语语法有影响的著作。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辟有专章讨论语法，它在论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状况的过程中，多有中肯的评论，有的是对某一具体研究成果从理论方法的高度加以考察，有的是在深入比较几种不同结论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的取舍，其中凝聚着作者的独到见解。

这个时期专书的语法研究收获颇丰，何乐士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她潜心研究《左传》的语法，先后发表了《〈左传〉的单句和复句初探》（《先秦汉语研究》，1982），《左传虚词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9）；《左传范围副词》论文集（岳麓书社，1994）等一系列论文（共50余篇），对左传的句法和虚词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论文材料翔实，分析细致，重视把虚词和句式结合起来研究，重视运用定量分析的统计方法。不少论文探讨深入，能出新意，很有参考价值。她的专书语法研究具有明确的语法史的观念，她还依据汉语史分期选取了若干时期的代表性语料进行共时研究，并比较它们在语法上的异同。例如，她把《史记》所记载的史实与《左传》相应的部分进行对照，从司马迁对《左传》史料的引用和翻译中找出史记语法的一些特点，并指出“《史记》语法较之《左传》有重大的发展变化，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两汉汉语研究》26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管燮初1994年出版了《左传句法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廖序东1995年出版了《楚辞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殷国光1997年出版了《〈吕氏春秋〉词类研究》（华夏出版社），卢烈红1998年出版了《〈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这些都是引人注目的专书语法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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