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唐皇凤 陶建武:建国以来中共执政理念的现代演进

——基于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的词频分析

更新时间:2016-05-01 09:52:37
作者: 唐皇凤   陶建武  
7%),“政治”出现了11次(78.6%),“建设”和“经济”出现了10次(71.4%),“国家”、“领导”、“制度”、“体制”和“民主”5个词均出现了9次(64.3%),“群众”、“文化”和“改革”出现了8次(57.1%)。从具体词频的变化来看(具体参见图1),“社会主义”和“人民”两个词语在历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出现的频次都相对稳定,对应的两条折线都相对平稳,充分说明党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坚守,以及其执政理念对“人民本位”和群众路线的强调。而“建设”、“发展”和“改革”等三个词语在历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变动性较大,在党的八大、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在十一大和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开始急剧增加,直至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大多维持在100次以上。党的十八大后的三次重要中央全会由于性质和五年一次的党代会报告有所差异,主题更加聚焦,因而考察频次变化时应根据主题进行词频异动观察。具体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改革”出现了178次,超越了十三大报告中出现的175次;十八届五中全公报中,“发展”出现了346次,超越了十七大报告(307次)和十八大报告(301次)。

  


 图1 几个典型的稳定型政治话语频次的历时性演变

   综合高频词在历次党内重要会议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变化及其在党内会议报告中出现的会议次数来看,有两类关键词是几代领导集体都一直尊崇和坚守的。从“为谁执政”层面来看,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执政环境如何变迁,党的的执政宗旨和价值取向都始终保持不变,即“执政为民”,典型话语为“社会主义”、“人民”和“群众”。这不仅是党“两个先锋队”政治定位所决定的,也是历经几代领导集体的具体执政实践而不断继承和强化的结果,彰显了党的执政理念内核所具有的超稳定性。在局部执政时期,“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念就已经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党从局部执政迈向全面执政时期,毛泽东同志仍然秉持和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在“为谁执政”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视为“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则直接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第一次明确了党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宗旨;胡锦涛同志则进一步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将“以人为本”视为科学发展的核心;而习近平同志则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思想,主张“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执政使命”层面来看,建设和发展是党的核心执政责任和执政任务,代表性高频词是“发展”、“建设”、“改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从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党始终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视为党的执政使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著名论断,其对发展、建设、改革、开放和市场等方面的重视为后面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实践提供了范本和经验借鉴。江泽民继而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习近平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的未来发展。总之,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党的发展战略布局逐步实现了从“单一中心论”到“两手抓”、再到“三位一体”、然后从“四位一体”最后到“五位一体”的梯度跃升。总的来说,“执政为民”的基本执政理念以及始终追求“建设和发展”的执政使命,是党的执政理念中一以贯之的基本要素,确保党始终能够植根于深厚的社会土壤,以其先进性确保其执政的合法性。

   2、衰减型政治话语。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党的执政理念进行塑造的第一阶段。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排名前30的高频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1)主要以错误、改造、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问题、斗争、力量、革命、思想等语词为代表的“革命话语”;(2)主要以工业、建设、企业、农业、五年计划、农民、任务、合作社、商业等语词为代表的“建设话语”。具体来看,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出现的改造、工业、农业、五年计划、农民、任务、合作社、商业等话语表明,党的执政理念开始自觉聚焦到“发展”和“建设”上来,通过经济建设巩固政权成为党的执政主题。1953年,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三大改造”,也正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借助对广大群众的高度政治动员,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基本于1956年超前完成。虽然八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建设方针和经济社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超英赶美”、“反右倾”、“左”倾错误等彻底扰乱了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战略部署。以革命、马克思、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斗争、无产阶级、主席、专政、胜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伟大、阶级、大革命、列宁、反革命、团结、反对等为核心的“革命话语”大行其道,主导着党的执政实践。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惯习深刻影响了1958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式,“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搞运动”、“抓革命,促生产”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式,刘少奇、阶级斗争、叛徒、运动、林彪、集团、列宁主义、反党、四人帮、走资派、党内、严重等话语系统相继成为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期间的主导性政治话语。总之,第一类词汇作为高频词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大多得到了持续,并在十二大之后逐渐走向衰减,而第二类词汇则消失在九大、十大、十一大政治报告的高频词视野中,意味着从九大至十一大期间“革命话语”的强势凸显和“建设话语”的边缘化,表明党对“如何执政”和“如何发展”问题的探索整体性地陷入了困境。

   1982年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依然高频出现了革命、错误等词汇,而它们如今早已不在高频词的视野范围内了。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之所以高频出现“革命”和“错误”,意在深刻反省建国以来形成的“左倾”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经过历史性的反思,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共同富裕奔小康”、“四个现代化”的执政使命,其核心执政方略是“改革开放”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即是“两手抓”方针的重要体现。“生产力”和“技术”在十三大报告中的高频出现也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决心,随后他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邓小平对党的执政理念的调整和纠偏,使得党的执政理念逐步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轨道,彻底将党的执政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政治发展的新篇章。也正是在邓小平时代,党才真正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现代转型,“革命话语”全面衰退,“建设话语”异军突起成为主流的政治话语。

   3、新生型政治话语。新生的政治话语是在近几次党内重要会议上产生的、使用年限不长且至今仍然被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坚持贯彻的执政理念话语。新生的执政理念话语包括服务、体系、机制、生态、和平、保障、和谐、安全、全面、科学、创新、政府、依法、监督、资本、公共、协商、投资、监管、法律、法治、司法、执法、行政、机关、立法、宪法、法规、律师、程序、公开、行为、队伍、公正、环境、协调、小康、治理、建成、合作、全球、对外开放、城乡、地区、共享、贫困等46个词汇。另外,“创新”一词十五大前几乎没有出现,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只出现了4次,而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则分别出现了32次和57次。“社会保障”、“生态”、“协调”这三个词汇,都是在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之时开始出现较大幅度地递增。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除了变革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外,重点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两大执政理念。“和谐社会”建设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科学发展观”则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结合,而统筹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发展、以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和谐、服务、安全、和平、保障、生态、体系、机制、全面、科学、创新等话语在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中高频出现即是“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外显结果。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执政理念,也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围绕基本执政理念和核心执政使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超越,主要围绕“什么是发展”和“如何实现发展”,从执政使命和执政方略两个层面继续创新党的执政理念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问题所做出的最大理论贡献,就是对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提炼概括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正式提出。明确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深刻阐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落实这些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彰显了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的战略思维。五大发展理念是迄今为止党对“发展”内涵所做出的最全面、最深刻的理论概括,反映出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必将大幅度增强党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引领和驾驭能力,极大提升党在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综合来看,全面性、科学性和整合性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核心特征。从执政使命看,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11月29日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两个一百年”是“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即在党的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源于对“三步走战略”的全面深化,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从执政方略看,习近平总书记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视为实现“中国梦”的根本路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超越了“四位一体”建设任务,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统领。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一招和根本路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根本前提。而在实现阶段性战略目标的“十三五”时期,为适应和把握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

具体来看,治理、制度、监管、政府、依法、监督、资本、公共、协商、投资等词语隐约揭示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凸显的执政主张,即“全面深化改革”。转型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与开放,“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既往改革举措的“升级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9199.html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