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季羡林先生仙逝后，我能做些什么呢？一介书生，手中只有这支笔，吾所能做的，尽量将恩师的事迹和精神长留人间。今年我出版了《千手拂云、千眼观虹——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的人生比较》，下面公布该书的序，谨以此作为恩师诞辰一百周年的献祭。
一代同龄大师的“比”与“兴”
这不是高论。
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譬如以朝代更替为框架，譬如以重大事件为核心，譬如以社会发展为经纬。我不是搞历史的，写不来那些“学”“术”并重的论著。我写散文，一般只对人物感兴趣，涂鸦之余，兴之所至，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把他们从时间的深处请回来，组合排列，纵向展示，横向比较，在我看，亦不失为断代史的两三注释，三五补白。
这是 2007年7月13日的事。那天，在位于京城西郊的301医院，笔者看望住院治疗的季羡林先生，趁兴谈道：“您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元老，在清华读书时就受吴宓的启发，把陶渊明和一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加以分析研究，我现在受您的启发，也想做一篇关于您那一代人的比较文章。”
季先生转过头来，寿眉上挑，目光似乎有点警惕：“我那一代，你怎么比？”
“您是1911年生的，”我说，“当初，为了写您的生日，我查了很多资料。对于您，1911年有两件大事，一，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二，清华正式建校（之前是清华学堂）。1911年诞生了很多名人。”
“那范围太大了，你没法比。”季先生说。
“我只挑与清华有关的。”
“你都挑了谁？”
“第一个是王竹溪。”我说，“他是1911年6月7日生的，大您两个月。1929年进清华，高您一级，学的是物理。1933年毕业，入清华研究院，当周培源的研究生。１９３５年8月31日，王竹溪与您，还有乔冠华等六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您在《留德十年》中说，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你们五个人，单独跟他下，不管下多少盘，总是输。输急了，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较量，结果还是失败。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忙，在车上的八九天中，你们就没有赢过他一局。”
“王竹溪这人很好，学问大大的有。他象棋厉害，但不是清华顶尖的，顶尖的是彭桓武，他只是老三。”季先生说，“前些年我碰到彭桓武，说起当年清华园的象棋比赛，彭桓武奇怪，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王竹溪讲的。”
“当年六人同行，您去德国，王竹溪去英国，他比您先回，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导师，”我说，“这事很出名。”
“当然啦，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季先生欲说还休，粲然一笑。
“我的所谓比，是比当事人一生的轨迹。”我说，“山不转水转，1952年院系调整，王竹溪转入北大物理系，又与您成为同事。文革中他去了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在那儿患上了血吸虫病。”
“我没有去鲤鱼洲，不是不想去，是不够格，留下来，当批判的靶子。”季先生停顿，没有继续说下去。
“杨绛也是1911年的，生日是7月17，比您大半个月。”我说。
“她入清华时叫杨季康。”季先生记得清楚，“她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
“杨绛1932年入清华，先是借读，第二年考上清华研究生。”我说，“她研究生没有念完，1935年陪钱锺书出国留学，杨绛和钱锺书去的是英国。”
稍等，我又说：“钱学森也是1911年出生，生日是12月11。他大学不是清华，是上海交大。1934年毕业，1935年去美国留学。”
“钱学森跟清华没关系吧？”季先生反问。
“有关系。”我讲，“他1934年从上海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当年留美公费生。2001年清华九十周年校庆，在历届学生中选出20位知名学者，其中就有钱学森。”
“噢，你弄得很细。”季先生说，“你想比的，还有谁？”
“还有侯仁之，”我答。不待我说下去，季先生就讲：
“侯仁之我知道，比我小4个月。”
“您记得很准，”我笑了，“您生日是8月6号（公开的说法），侯仁之是12月6号。”
“他不是清华的。”季先生说。
“侯先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出身，念书时旁听过清华的地理课，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又兼过清华的《市镇地理基础》课。1952年转到北大。去年（2006）年底，侯先生和您，以及其他十位教授一起荣获北大首届‘蔡元培奖’。”我答。
“林庚去年10月走了，要是晚走两月，‘蔡元培奖’应该有他。”季先生神情转为黯然。
冷场。双方都没有说话。我想到林庚，他是1910年出生的，1928年上清华，先学理科，后改文科，林庚个性鲜明，和季先生渊源很深，要是小一岁的话，倒是个理想的比较对象。
过了一会，季先生问：“还有吗？”
“陈省身，”我说，“他上学早，1930年就从南开大学毕业，然后到清华任助教，并读研究生。1934年研究生毕业，去德国留学。回国后，任清华教授。”
“我们见过，在南开大学。那一回，是出席范曾搞的一个活动，”季先生笑笑，“是为范曾撑腰，壮门面，碰上的。陈省身已经过世了吧。”
“是2004年。”我答。
鉴于讲话时间已长，我赶紧长话短说：“还有黄万里，黄炎培的儿子，清华水利系教授，右派；还有钱钟韩，钱锺书的堂弟，他考上清华，没上，念了上海交大；还有孙毓棠，清华历史系的，诗写得很好，在文学圈里相当活跃；还有董同龢，音韵学家，他1932年进清华中文系，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以及中国文学会主席，后来去了台湾。不谈了，不谈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黄炎培我熟悉，黄万里不清楚，孙毓棠熟悉，钱钟韩、董同龢知道一点，不多，你点的这些人，都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我等着看你的文章。”季先生微笑颔首。
然而，2007年下半年，外加整个2008年，我已移情语言文字探源，且在推出《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之后，又完成了一本《季羡林图传》，同时趁热打铁，着手撰写《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因此，前面所说为季先生那一代同龄大师作比较文学的事，一直没能提上日程。期间，也曾把题目交给我的学生赵枫莲女士，她作了努力，写出部分初稿，后因故未能完成。2009年岁初，我作美国之行，便中探访、游览了钱学森、陈省身、黄万里当年留学、工作之地，往事袭来，怦然心动，遂决定亲自动手，以上述与季羡林先生的谈话为契机，写一本比较文学的专书。
在1911年出生，而又与清华有关的名人中，我最终挑选了六位，分别是：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与黄万里。王竹溪其实是个好例子，才气好，人品也高，但在写了一半以后搁下，原因在于他去世太早，只活了七十一岁。七十一岁，拿“古尺”衡量，也是过了“古稀”，高寿了，但在今天，只能算中寿，和上述六位比，更是小来兮。本书最终确定的六位主人公，都活到九十岁以上，而且在笔者着手“比较”的时候，其中四人业已九十晋八，百岁在望——光凭这一大把年纪，就够“巍巍乎高哉”的了；按生日先后排列，分别是杨绛、季羡林、侯仁之和钱学森。以上六位大师，都是二十世纪漩涡湍流中的砥柱，在历史的花名册上，是要用粗犷的字体特别标示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与清华学校同庚，大学毕业后转向海外，尔后又叶落归根，在各自的领域撞响黄钟大吕。鉴于出身不同，秉性迥别，机缘殊异，他们的人生曲线，既有交叉，重叠，更多的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所以阅读他们，就像从直升机上鸟瞰一场高水平的马拉松赛，道路的每一处转折、倾斜，选手的每一程战术、发挥，都看得一清二楚。
六位大师，每一位都是一部大书，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写，工程未免庞大，我投机取巧，只挑他们关键时刻的典型表现——即便如此，有一些地方，也只是点到为止，有那个意思就行了，现在干什么事都讲究互动，我把更多的思考留给读者，我相信读者的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