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2002年加入WTO以来，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在2003年至2007年连续五年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虽然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以美元计算下降了8%，但中国货物贸易在全球的份额不降反升，从12.2%提升到13.2%。这意味着，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货物贸易额的下滑，甚至比中国还要严重。不过，全球化进程方兴未艾，中国仍然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推进全球化的重要内容。

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6年3月，全国人代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和具体内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上述内容贯彻落实，进而推动中国的全面开放。

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意义重大。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引领型发展，实际是一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宣言书，即在“十三五”期间，中国要完成从全球化追随者向全球化引领者转变，从国际规则遵循者向国际规则制定者转变。而“一带一路”战略决策的实施，正是推进这种转变的重要支撑。

中国30多年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日、欧盟、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开放，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贸往来已经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而亚欧大陆的中间地带是世界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尽管这一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普遍匮乏，使得这一地区的自身优势难以充分显现。而这一地区恰好与我国西部地区接壤，西部地区开发的关键是对外开放。因而，推进对亚欧大陆中间地带的对外开放自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产能严重过剩、外汇资产过剩；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中国边境地区整体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邻国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普遍上升；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主要集中于沿海。基于上述原因，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体现了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的宏观战略把握。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短短30年时间内改变贫困面貌的经验，也可以为中亚等国借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长足进展，特别是公路、铁路、油气管道、网络通信设施等方面的巨大优势，为打通“一带一路”提供了厚实的物质条件。

自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截至2015年底，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额约占进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投资建设了5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承包工程项目突破3000个。2015年，中国企业共对49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18.2%。2015年，中国承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78.3亿美元，执行金额121.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2.6%和23.4%。

挑战与风险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大战略，涉及沿途65个国家，包括东亚的蒙古、东盟10国、西亚18国、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和中东欧16国。“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取得沿线各方的理解、支持，形成共识，真正得到实施。

“一带一路”沿线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2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多数国家资源丰富，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也有一部分正向后期阶段转变，中国与之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但上述地区也有这样一些特征：宗教纷争严重，特别一些穆斯林国家更是如此；政治稳定性不足；法治建设相对滞后。

就中国国内情况看，“一带一路”建设正全面拉开序幕。“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中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陆上丝绸之路涉及新疆、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13省（自治区、直辖市）。海上丝绸之路涉及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5省（直辖市）。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领导和推进机制。多个合作协议和“早期收获”项目开始落地，资金保障平台也正在建设过程中。已经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以“一带一路”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和智库开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对外投资迅猛增长，2013年首次超过千亿达1078.4亿美元，同比增长22.8％；特别是2015年超过1400亿美元，首次超过利用外资规模，中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和推进，一些挑战和风险也逐渐显现，需要我们积极应对。

（一）一些国家对中国欠缺了解，抱有疑虑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合作发展。但有些国家担心本国的进一步开放会造成对中国的更大依赖，有些国家口头表示支持，实际参与上却非常谨慎，甚至采取平衡的策略。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发展速度之快，让许多国家在亲近中掺杂着畏惧和担忧。东盟国家对中国“海上新丝绸之路”计划、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非洲国家对中国的资源政策，都存在不同的疑虑、担心和质疑声。国际社会一些人士炒作“中国威胁论”，加剧了我们推进开放战略的难度。如何使沿线国家和地区消除误解，减少疑虑，寻求共识，接受倡议，积极主动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让“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大合唱”，应当说是面临重大挑战。

此外，部分沿线国家提出的类似倡议或战略对“一带一路”形成了利益上的对冲或抵消作用，这一因素也不容忽视。比如，印度莫迪政府提出的“季风计划”、印尼佐科政府提出的海洋强国计划（海上高速公路、全球海洋支点国家）等。这些国家提出的发展战略都或多或少包含地缘政治目的。如何避免形成战略对抗，减少排他性的恶性竞争，是推进“一带一路”实施必须正视的问题。

国外一些媒体和专家认为，中国发展势头迅猛，欲借“一带一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实际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不是打破现有国际机制，而是开展更大范围的、更高水平的、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担负起负责任大国的义务。

（二）政局动荡和国际恐怖主义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北非以及中东欧若干国家和地区，其中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居多。这些地区也是当今世界地区安全热点问题较为集中、易引发民族宗教冲突和大国利益博弈、地缘政治矛盾比较复杂的地区。一些国家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民主改造”探索期和社会局势动荡期。一些国家由于政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等问题突出，政权更替频繁化、政局动荡常态化将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系统性风险。此外，“一带一路”沿线长期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滋生地，区域内的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掀起的反恐战火至今愈演愈烈。面对以ISIS为代表的新型恐怖主义组织兴起，国际社会结成统一战线，在美俄等国联手打击下，ISIS势力受到重创，地盘有所缩小，但其并未遭受致命打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铺开，中国与地区内恐怖势力的碰撞将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建立有效的项目风险评估体系，减少因政局动荡、政府腐败和恐怖主义组织等政治风险而受到的冲击，是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三）南海争议的影响

南海争议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近年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南海地区周边国家因南海争议的存在，与中国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难以深化和巩固，这是当前部分争端国对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态度冷淡的原因。因此，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增强我国和南海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提升合作意愿，管控南海分歧，无疑是唯一的选择。

（四）法治欠缺的风险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治环境，从规则的制定到执行都非常公允、独立、可靠，那么投资和货物贸易就会十分顺畅。目前的问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半数左右在法治建设方面较为欠缺，契约意识淡薄，投资带来的风险也已显现，因而需要十分谨慎。

就我国国内因素分析，在以“走出去”为特征的“一带一路”建设中，民营企业无疑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民营企业“走出去”有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诸多企业缺乏明确的国际价值共识，对贸易自由化规则缺乏深入了解；二是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财政金融、出入境政策、海外投资保护等方面缺乏对民企的支持，民企“走出去”面临融资难、海外资产抵押难和资产保护难等体制和政策障碍。

对策建议

（一）人文交流不可或缺

2016年3月全国人代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共20篇、80章。其中，第51章是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规划，第三节提出共创开放包容的人文交流新局面。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形成互利和互相依赖，以促进各国之间稳定的关系。其主线是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重点是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目前的问题是，存在过于重视经济的倾向，而对人文交流等考虑得相对较少，有“瘸腿”发展的可能。而在缺少政策沟通和人文交流的情况下，经济合作也很难取得较好的效果。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习近平在论述“一带一路”倡议时，特别强调了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与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民心相通可能更具有持久性。“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环保、卫生及中医药等领域合作。构建官民并举、多方参与的人文交流机制。”只有通过多领域、厚实的人文交流，才能推进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打下坚实基础。

（二）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健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也是“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纲要提出，“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健全‘一带一路’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国际性、系统性、长期性的特点，其落实机制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建立官方引导。与此同时，还应当发挥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多边合作机制，包括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合作机制的作用。沿线各国可以通过多种合作机制，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三）分类评估，重在示范

应当对沿线65国家进行分类评估，有选择、有重点地逐步推进合作项目、提升合作水平。首先应选择一些与我国政治互信较为牢固、合作基础较为扎实、外方合作意愿较强、地缘政治风险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巴基斯坦、柬埔寨、老挝、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印尼等国，共同打造一批“一带一路”的成功项目和成功国家，形成示范，积累经验，以点带面。

（四）以项目为基础，加大对项目的选择力度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以项目为基础，而工程项目的选择至关重要。从目前项目实施的情况看，项目选择得好，对周边的影响大，示范作用也很大。以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建设为例，2015年12月22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与巴基斯坦国家高速公路管理局正式签署巴基斯坦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苏库尔－木尔坦段）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项目为中巴经济走廊的最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约1152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设计，设计时速120公里。这样一些工程项目的选择，投资评估工作非常重要。选择好项目并成功实施，既可减少投资风险，也有利于下一步的发展。

（五）鼓励和保护民营企业“走出去”

民营企业能否顺利“走出去”，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为此，需要提升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意识，加大对民企在财政金融、出入境政策、海外投资保护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破解民企“走出去”面临的融资难、海外资产抵押难和资产保护难等体制和政策障碍。同时，不能把中国企业“走出去”看作是孤立的个体行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遭遇不公平待遇，涉及违反双边有关合作协议时，企业应积极寻求政府的帮助，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坚定支持，维护中国企业应得的权利和利益。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基础、各类基金引导、企业和机构参与的多元化融资模式”。这就需要加大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鼓励、金融支持、项目引导、投资保护等方面的扶持和帮助，提高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把民营企业培育成“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坚力量。

“一带一路”是我国实施“走出去”的一个宏大发展战略，其建设至少需要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见大成效，因而要有长期的打算。既然是大战略，坚持十分重要。挑战也好，风险也罢，需要去直面并化解，要知难而进，不能遇难而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亚投行、金砖银行的建设等开局都不错。良好的开局为今后取得更好的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对此，应当有足够信心。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