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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立俊:我们这一代人的往事与随想

——文革50周年记

更新时间:2016-04-29 18:15:13
作者: 梁立俊  

  

   2006年,文革4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组纪事性的文章,一共40篇,合在一起叫《童年纪事——文革》,但是在网上被编辑善意地改成了《童年回忆》。可见,那个时候文革就是一个敏感话题。今年文革50周年,我已经没有再写出50篇纪念文字的热情了。但作为文革的亲历者,眼看文革正在被意识形态洗掉血迹,反塑成正当性的革命事件,我们有理由发出些许微弱的声音,为这个时代留下证词!

  

   这就是开这个帖子的原因。准备写五篇从个人视角反思文革的文字,不定期上传,到5.16前完工。今天先抛出这个“引子”,后面将陆续上载正式的文章。特恭请同道指正,也静待异类攻讦!

  

   1、没有祖先神灵佑护的一代

  

   我的曾祖母是1960年饿死的。据母亲说,我的曾祖母长得很高大肥胖,饭量有大。那时吃公共食堂,曾祖母已经年过八旬,不放心让别人代为打饭——60年已经是一天两顿稀粥,没有饭吃了。曾祖母柱着拐杖,自己每天去打两顿稀粥。大概是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曾祖母饿死了。母亲说,人们都饿得没有力气,曾祖母出殡,没人抬棺,因此,棺材没有钉上,盖子由本家几个妇人抬着,草草埋掉了。后来爷爷每一次骂我们不孝时,都要说:60年为了不让你们这些兔崽子饿死,我把我妈都饿死了!

  

   爷爷骂的这些兔崽子不包括我——因为60年我还没有出生。我很有幸,没有赶上60年的大饥荒。这次饥荒让我们村里的人永远难忘。后来农村流行忆苦思甜,据说好多次,站在上面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回忆的都是60年的大饥荒,而不是暗无天日的解放前。我没有赶上60年,但是赶上了文革的尾巴。应该已经是70年代了,那时轰轰烈烈的时期结束了,但是文革开始深入到生活的细节和人们的精神层面。比如,清明,过年等,不让上坟烧纸钱。我们家那时死去的亲人,就是曾祖父,曾祖母。我的印象中没有给他们上过坟。他们的坟地在那里我也不知道。

  

   其他的上坟日期记不得了,只有过年时的情形大概记得。70年代初,过年很简单,有一阵子,也不让养猪,或者养了猪要上交到公社。交到公社的猪重量必须达到110斤,因此,爷爷每次中途要给猪喂一顿食,让它吃得饱饱的过秤。不记得是否有货币回报。过年没有肉吃,嘴里淡出个鸟来,这年过不过都一个样。但是,大年三十晚上,天黑下来之后,爷爷都要弄几样祭品,到外面的野地里,画几个圈圈,每个圈圈代表一个亲人,烧一些纸钱。母亲也会拿几张纸,到田头烧一下。按照当时的说法:过革命化的春节,其中包括不祭奠祖先。但是,家家都偷偷摸摸表示一下,不敢到坟头去。

  

   改革开放之后,气氛宽松,清明、中秋、农历十月一(给先人送冬衣)人们可以到坟头烧纸了。爷爷那时执意把曾祖母的坟头从水浇地迁到一个山头——为了不被水冲坏。我当时对这些“迷信”的事情不热衷,不能理解爷爷对曾祖母被饿死的那份歉疚。迁坟的事情也只是爷爷一个人忙碌。之后,年头节下,爷爷都会准备祭品,在家里举行简单的祭奠仪式。我在旁陪侍,听爷爷嘴里念念有词,看爷爷脸上虔诚的样子,我内心没有对祖先的敬畏之心,有时还会觉得失笑。今天,我也开始渐入老境,而且身在异乡,每年过年都要买一些纸钱,弄一点祭品,大年三十一个人,或者带上儿子给死去的亲人烧纸。

  

   于是,我开始想:为什么我的心中没有祖先的位置,我为什么对自己从那里来这件事,没有一点虔诚的崇敬。还有:我们,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那些仪式化的传统,作为我们的祖先没有白活,和我们没有白活的凭证,为什么没有传承下来!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心灵里是怎么被彻底消灭了的!比如,我自己,现在内心很想恢复它们,但是,却没有一点内在的冲动支持,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比如,爷爷实行的那些仪式,那是几百年流行来的文化表征,当年被我当成迷信,在我这里被截断了,现在再也无法恢复。那么,是什么让我和我们失去了这些东西?现在追溯起来,原因只有一个:文革。当我们作为孩童,最应该膜拜活的传统,参与活的传统,根植活的传统的时候,传统的仪式被污名,被禁止,而过了这个时期,传统再也无法在我们心中植入。

  

   现在,我们活在没有祖先神灵佑护的精神空白状态下,这是文革对我们这一代,甚至下一代,下下一代最大的遗祸,是历史对我们最大的惩罚!

  

   2、“愚妄”的理性

  

   文革后期,即:林彪事件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怀疑的情绪,但是,我们不到10岁的孩子,自然不会感知这些政治下面的潜流。我们嘴上仍然互相学习,戏虐,取乐,对批判对象进行人格污蔑。比如,当时流行的儿歌有:刘少奇的×,被王光美来揉——后面的歌词不堪入耳。现在想来真是罪过。林彪事件后,林彪在我们的嘴上也变成了“林秃子”,叶群则是一个裹着头巾,带着黑色墨镜的眼镜蛇样的子(后来的江青也好像是这个样子)。

  

   批林批孔运动应该是我们记忆比较清楚的文革事件。这件事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坏蛋,叫孔老二,一并知道还有少正卯等等历史人物。这样,孔圣人在我们的嘴里成了轻薄的对象。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正尊轻而易举地被我们彻底毁弃。批林批孔,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两个人究竟有什么联系,但当时出版的漫画小人书是让我们大快朵颐的精神食粮。

  

   一本漫画,是画没落贵族贵族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的,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本漫画仍然是精品(前一段在网上流行,才知道是巴金撰文,某某绘制)。其中有一幅画面我终身难忘。少正卯也开了讲坛,孔门的学生很多学生被吸引去听,孔老二门下冷落,惨淡经营,自己坐在讲台上,指手画脚,下面空空的地上,远远地只坐着一个颜回。关键是孔老二和颜回之间空空如也,隔得老远。我至今赞叹艺术的高超表现力!

  

   正如,唯物主义所说:这件事颠覆了我们这些孩童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后来在1976年初,文革就要结束之际,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把村里唯一留下的“四旧”之一:村庙,嘻嘻哈哈地就给拆掉了。拆庙之初,我们都故意逃学不去,大约是受大人指使,因为虽然经过文革洗礼,村里的农民对拆掉庙宇还是不怎么放心。后来,校长在高音喇叭上一遍一遍地喊:某某某的儿子某某某,尽快到学校参加劳动。大人没有办法,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到了学校。然后,校长勇敢地往“大殿”顶上攀爬,一不小心,差点栽下来,但是,神灵保佑(神灵保佑不了自己),他抓住了一根椽子,终于爬了上去,把山墙上的一块瓦当揭下来,狠狠地摔了下来。

  

   后来据说村上有些人家闹鬼,但那也只是我们嘴上嘻嘻哈哈的谈资,谁也没有觉得这与我们有何相干。

  

   但是近年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让我们慢慢认识到文革对我的大脑构造的永久破坏。

  

   大约是四五年前,我遇到一些信佛的朋友。我自己也读过一些佛教的故事,甚至南华经,心经,金刚经也曾研读,对色相,空空等概念也有一些体悟。一些信佛的朋友有意无意地提示我这点。有一阵子,有一个笃信佛教的学生,每隔一段时间,就到我家里来聊天,他几次赞赏我的“慧根”。他几乎希望我参加一些佛事。但是,我最后理性拒绝,而且,把那个学生也得罪了。他再也没有来找过我了。我不是不喜欢佛,但就是信不起来。

  

   我对基督教一直很有好感。有一年去欧洲,在梵蒂冈参观,看着历代教宗庄严的墓地,我不无羡慕地对同行的朋友说:希望死后也埋在这里。在知道我的大姐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时,我在心里也暗暗为她庆幸——我知道她找到了通向内心宁静与和平之路。但是,我自己却没有勇气接受基督教。有一次,一对网友,知道我对基督教的态度,来我家聊天。临走,她们虔诚地为我祈祷——双手合十,嘴里念着祷词。我在一旁慌得手足无措,希望她们的祈祷快快结束。我们真的无法接受她们的美意。

  

   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幸福地钵依一种宗教。我清醒地知道宗教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但是我的那一部分被永久夺去了,我无法放弃内心那些“愚妄”的理性和“邪恶”的执念。因为——小时候的文革事件在最恰当的时候,以最恰当的方式,介入了我的教育过程,改造了我的世界观,毁坏了我大脑构造中的信念区域。

  

   3、文革——我们的人生课堂

  

   文革时期,我们正式孩提时代,除了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感同身受之外,别的事情其实不大明白。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上学前,时间是在1969左右,我们对“辩论”特别感兴趣。“辩论”我们的土话叫“骂仗”。这是从大人们那里学来的。一般都像演剧一样,在开始之前,各自分配角色。你是某某某,你是某某某。这某某某都是有真名实姓的大人。这些人之间常常“辩论”,我们在在一旁看热闹,小孩子记忆力很好,能记住他们的每一句对话。我们的“骂仗”台词就是重复大人们之间的“实况”。现在好像就记得学过“余三”——我一个同学的父亲,他和谁“辩论”现在记不得了。

  

   大人们常常是在辩论国家大事。当时的国家大事就是围绕文革的什么走资派、反修防修、刘少奇、红卫兵等等。我们模仿大人骂仗有两个东西必须“像”:一个是语言不能走样。大多数时候,那些政治术语,一个六七岁的小孩记不准确,旁边就会有人提示。另一个是骂仗的气势要足,不能输。那个时候,大人之间辩论是辩不出胜负的,就看谁的声音大。其实,两边的声音都很大。那么,怎么决定胜负呢?在大人们看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胜利了,对方输理。我们孩子看不懂,就看谁气势大。

  

   上学之后,这种辩论衰落了。当时学校的道德教育就是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等等)。关于爱的教育除了对毛主席的爱,就是对公共财物的爱,即:为了保护生产队的一颗辣椒,你应该献出生命。至于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尊重,都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东西,一概作垃圾摒弃。在家里我也想不起来大人们做过什么人生观的教育。有一次,三哥在院子里跳得老高,大声地宣称要和爷爷华擎界限,作为地富反坏右之一的爷爷只好沉默,他无法理直气壮地和三哥辩论——那是一个反向教育的年代。

  

   当时,我们最有收获的游戏就是“偷”。今天想来,对我们这些恶行毫无负疚感,更无负罪感。“偷”一个是偷别人的东西,但绝对不是入室偷窃,这里的“偷”,仅限于树上的水果。几个小朋友,一个放哨,一个接应,身手最好的一个翻墙入内实施偷窃。偷来之后大家分享。还有一种就是偷外村来叫卖货的人,这时偷来的东西是让可以别人的羡慕的炫耀品。另外一种就是偷生产队的东西。果园里的果子,或者是菜地里的菜。几个小孩子,聚在一起,踩好了点,就在风高月黑的夜晚实施。偷到最后,我们会禁不住对自己家里的东西发起邪念——把大人辛辛苦苦藏起来的钱物偷出来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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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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