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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强强:善意重婚、共同生活与重婚无效规则的再塑

更新时间:2016-04-27 23:26:34
作者: 杜强强  
子女需要的不仅是生理性抚育,而且还要有社会性抚育;生理性抚育在理论上可由母亲单方完成,但社会性抚育则不然,因为性别分工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性抚育不能离开父亲,“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16]对于后者来说,如果人类的抚育过程极简短,则子女“非但不必去认个父亲,连母亲也很快就可以不认了”[17]——正因为人类的抚育过程相当漫长,因此社会需要男女双方长期稳定的合作,以期整个社会新陈代谢的顺利进行。这种男女双方为抚育子女而形成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法律形式,就是婚姻。

   因此,“婚姻之本质在于夫妻共同生活”,[18]这是婚姻之不可更改的“事物的本质”。立法者只能以婚姻的这个本质作为立法前提,而不可能改变这个本质。拉德布鲁赫曾经说过,“没有哪部法律能够比婚姻法更清楚地阐释‘理念的材料确定性’与法律‘理念’对‘事实’的依赖性”。[19]德国《基本法》第6条规定:婚姻与家庭受国家的特别保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即以“全面地、原则上不可解除的生活共同体”来界定婚姻,[20]当然也是看到了婚姻之共同生活的本质。德国宪法学说曾以制度性保障的概念来解释《基本法》上的婚姻,认为德国《基本法》为婚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因此即便立法者也不得废除婚姻。[21]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解释更像是一个智力游戏,它类似于禁止将铁变为黄金的法律一样,实属多余。在人类目前还不能离开双系抚育的条件下,实难想象立法者能任性地废除婚姻。即便立法者能废除法律形式上的婚姻,但男女共同生活以抚育子女的实质将依然存在——如果人类还需要抚育子女的话。

   (二)共同生活的宪法价值

   婚姻的共同生活的本质也是理解我国宪法上有关婚姻规定的关键点。《宪法》第49条两次提到“婚姻”: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第4款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我国《宪法》将“婚姻”与“婚姻自由”分列,实有深意,它显示了宪法并不只是保障结婚与离婚的自由,它还更将婚姻本身作为保护的对象。既然夫妻稳定的共同生活是抚育子女而使政治共同体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它理当受到宪法的高度保护,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就具有了宪法上的价值。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甚至将这一点予以明确宣告,其第119条规定:婚姻为家庭生活之基础,及国家维系及繁衍之所赖,故应受宪法特别之保障。从婚姻受宪法保护的意旨看,既然对子女的抚育需要夫妻间的长期合作,那么就应当尽可能维持这种共同生活的稳定持久。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夫妻共同生活持续的时间越长,则它越具有宪法上的价值,越值得宪法的保护。

   我国的婚姻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实际上也在多处体现了保护夫妻共同生活关系稳定持久的宪法意旨,主要表现在:(1)2001年《婚姻法》虽然规定了严格的婚姻登记制度,但《婚姻法》第8条依然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既然是“补”办,则事后的婚姻登记具有溯及力,溯及至“双方均符合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时”,这是对不具有法律形式的夫妻共同生活之合法性的承认。[22]从宪法保障夫妻共同生活的角度看,与其说这是对我国婚姻登记现状不佳的迁就,还不如说它是对夫妻既有共同生活的尊重。(2)《婚姻法》第11条规定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行使期间为一年,时间甚为短促,且“婚姻法司法解释1”明定这个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3)在《婚姻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婚姻法司法解释1”确认无效婚姻制度存在阻却事由,即“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4)《婚姻法》第10条有关婚姻无效缘由的规定为穷尽式列举,“当事人以婚姻法第10条规定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23]这些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的目的,都在于尽可能地稳定现存的共同生活,不因夫妻共同生活在法律形式上的瑕疵而损害共同生活关系本身的稳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宪法》第49条上的婚姻,在实质意义上是指夫妻的共同生活,宪法对它的保护并不以这种共同生活在形式上符合《婚姻法》为条件。宪法“并没有把婚姻保护降格为保护一张‘结婚证’”。[24]《婚姻法》所确立的婚姻登记制度,乃是对婚姻的制度保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夫妻共同生活的秩序,但人们不能将这种秩序看成是夫妻共同生活本身,不能为追求形式合法而过度损害宪法所保障的夫妻共同生活的稳定持久。具体到本案而言,沈某与宋某的后婚虽不符合《婚姻法》禁止重婚的规定,但他们的共同生活维持了40年之久,而且将3个子女抚养成人,其间的含辛茹苦难道就不值得法律的尊重,或者至少是怜悯?本案所引发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法院将一个维持了40年之久的共同生活关系宣告无效,是否符合保护夫妻共同生活持久稳定的宪法意旨?《婚姻法》上重婚无效的规范是否存在法律漏洞呢?这是本文接下来所要论述的问题。

  

四、对重婚无效规范的续造

   重婚无效规则是一夫一妻原则的体现。从法理学上说,原则并不具有绝对的效力,它在某种条件下也必须对更值得保护的价值做出让步,[25]例如前述双方善意重婚就有可能要比一夫一妻原则更值得维护。就此而论,重婚无效也不应当是绝对僵硬的法律规则,为了保护某种更重要的价值,在某些条件下就有必要对其进行目的论的限缩。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看似僵硬的重婚无效规则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软化,不过这种软化依然留有诸多的漏洞;承审法院应当沿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思路,而在具体的个案中将这些漏洞一一补足。

   (一)无效请求权的行使期限问题

   从法律的规定来看,《婚姻法》第10条只规定了婚姻无效的缘由,而对无效婚姻制度的其他事项——例如请求权主体、请求权行使期限等等——都没有规定。在2001年《婚姻法》修改前,曾有学说主张法律应当规定婚姻无效请求权的时限,[26]但《婚姻法》对此没有规定,看似拒绝了上述主张。如果比较一下《婚姻法》有关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范方式,则这个结论似乎更加明确。《婚姻法》第11条在规定可撤销婚姻的同时还规定了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但对无效婚姻就没有类似的规定。一有一无,此绝非立法上的疏漏,而应当看做是立法者的有意安排,此所谓“省略规定视为故意省略”之谓也。[27]换言之,立法者没有规定无效婚姻请求权的行使期限,这似乎是有意要使无效婚姻可在任何时间得宣告无效。在《婚姻法》修改后,不少学说都主张无效婚姻请求权的行使没有时间限制,当事人可在双方生存期间或一方死亡后提出婚姻无效之诉,[28]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类似观点。[29]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在这种立法背景之下,最高人民法院却对婚姻无效请求权的行使设定了时间的限制。“婚姻法司法解释2”第5条规定: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死亡后1年内,生存一方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的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按照司法实践的解释,这里规定的1年在性质上也属于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理由是因为婚姻在宣告无效后涉及继承纠纷的处理,不能使财产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30]毫无疑问,最高人民法院在这里显然是基于维护财产关系稳定的理由,而对婚姻无效请求权的行使设定了时间限制。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但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将这个思路延续下去。它看到了财产关系稳定的价值,但却没有看到夫妻共同生活的稳定更是受宪法保护的价值。这是根本问题之所在,这里有必要详细阐述一下:

   按照《继承法》第2条、第10条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而夫妻互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本案中沈某本来是宋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若沈某与宋某的后婚被宣告无效,则沈某将丧失继承资格,而替代沈某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则是宋某的前婚妻子汪某。沈某至多只能按照《继承法》第15条的规定,作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而分得适当的遗产。因此,宋某与沈某的后婚无效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人的继承权之争,这种争议当然属于财产争议。换言之,司法解释所谓“财产关系的稳定”只是笼统的说法,而继承权的保护才是实质。这是要保护谁的继承权呢?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2”,当事人必须在继承开始后的1年内提出无效请求。这个时间限制,实际上是对汪某继承权的限制——如果不在1年时限之内提出婚姻无效请求,则其将丧失继承资格。对汪某继承权的限制,自然是对沈某继承权的保护。质言之,婚姻无效请求权1年的行使期限,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后婚当事人的财产利益。正是在这里,该司法解释似乎出现了法律评价上的颠倒——为了保护后婚当事人的财产利益,可以限制前婚当事人的婚姻无效请求权,但后婚当事人40年共同生活的利益却无足轻重。这似乎意味着后婚当事人的财产利益值得维护,但其长期共同生活的利益却不值得维护。奈何如此重物而轻人?

   (二)重婚无效规则的法律漏洞

   本文前已指出,考虑到一夫一妻原则的重要性,仅仅单方善意重婚还不足以令重婚者的婚姻利益在衡量的天平上与一夫一妻原则等量齐观。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沈某除了单方善意重婚之外,他们还有着40年之久的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本身本来就受宪法的保护,它是一个重要的砝码,它与单方善意的结合,应当足以使衡量的天平倒向善意重婚者一方。“婚姻法司法解释2”只看到了后婚当事人财产利益的价值,而没有看到后婚当事人长期的共同生活更具有宪法上的价值,此诚属法律漏洞,因此有必要从保护共同生活稳定的宪法意旨出发,而对重婚无效的规则进行合宪性续造。这种合宪性续造,实际上也就是用目的论限缩的方法,其关键之处就是在单方善意重婚之下区分(distinguish)出一个新的类型,即长期共同生活之下的单方善意重婚。这种目的论的限缩实际上导出了一个新的规则,即:虽然单方善意重婚原则上仍得宣告无效,但后婚当事人若有长期共同生活,则不在此限。当然,所谓“长期共同生活”的界定也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后婚持续时间的长短显然是一个重要指标。刑法上重婚罪的追诉时效为5年,婚姻法上对“长期共同生活”的界定可以更长一些,例如10年,具体的标准如何确定当属司法裁量的范围。但无论如何,本案中当事人的后婚持续了40年,又将3个子女抚育成人,其后婚无疑属于“长期共同生活”,自应受法律的尊重和保护。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婚姻法》第10条规定的重婚实际上乃是一个可以再度类型化的一个综合体。出于个案正义的需要,一些重婚的次级类型应当从“重婚无效”这条涵盖过宽的法律规范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其不同的法效。在逻辑上,可以首先将重婚区分为恶意重婚与善意重婚,善意重婚又可以再度区分为单方善意重婚与双方善意重婚,而单方善意重婚又可以从中区分出有着长期共同生活的单方善意重婚。重婚并非一律绝对无效,基于与一夫一妻原则的衡量,不同类型的重婚应有不同的法律效力,详如下图所示。这种类型化在法学方法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借助于这种不断的类型区分,重婚无效这条法律规范的适用得以一步步精细化,从而能满足个案正义的要求。[31]

重婚的类型与法律效力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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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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