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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流动的消费本土性:劳动力迁移中的文化随迁

——以本土性饮食文化的跨境流动为例

更新时间:2016-04-26 00:40:14
作者: 王宁 (进入专栏)  

   摘要:在前人质疑文化全球化范式中的单向全球化观点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文化何以从“边缘”向“中心”流动的问题。通过借鉴美国社会学家墨顿的“本土人”和“普世者”的范式,文章提出了“消费本土性”与“消费普世性”的分析性概念,并揭示了消费本土性的流动过程所导致的文化随迁的后果。消费本土性(本土化饮食偏好与饮食文化)伴随劳动者从“边缘”向“中心”的迁移过程,就是他者文化向“中心”迁移的过程。文章对这一文化随迁现象的机制和途径进行了分析,并剖析了内部消费市场在文化随迁中的作用。

   关键词:消费本土性;文化随迁;内部消费市场;中心;边缘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产业升级背景下高新技术人才流动规律与城市人才竞争优势研究”(批准号:14ASH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宁,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王宁(1960- ),男,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消费社会学。

  

一、问题的缘起

   在文化全球化的文献中,存在一个缄默的共识:文化往往是从“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这一源于“中心”的文化向“边缘”扩散,导致“边缘”的文化的弱化。例如,来自发达国家的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如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耐克鞋、牛仔裤等)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引起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热捧,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冲击①。尽管一些学者否认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文化同质化过程,并以“全球本地化”来描述文化全球化的实际情形②,但在现有的文献中,文化全球化依然呈现出一种单向扩散的过程:文化往往是从“中心”的“高地”单向地流向“边缘”的“低洼地”。

   这一单向的文化全球化立场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③。以饮食为例,“边缘”的饮食文化不但向其他“边缘”区域扩散,而且也在向“中心”扩散④。很显然,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只要存在国际分工或区域分工,就必然存在双向的文化交流,尽管这种双向交流是不对称的⑤。虽然一些学者意识到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动,但“边缘”地区的文化究竟是如何向“中心”地区流动的,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个分析视角。

   如果说,文化从“中心”向“边缘”的扩散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理性规划和自觉化的过程,体现了组织化的权力,那么,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扩散过程,则是一个关系化的、试探性的、自发的过程,体现的是关系化的权力。前者体现了现代性的力量,后者则体现了传统的力量。很显然,要解释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扩散,不能套用文化全球化中的现成理论,包括世界系统理论⑥、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支配理论⑦、国际示范效应理论⑧、麦当劳化理论⑨等,而是要另辟蹊径。本文试图从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文化随迁现象来解释迁移目的地中的内部消费市场兴起的社会机制,并揭示内部消费市场与文化随迁的关系。

   本文的主体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美国社会学家墨顿所提出的“本土人”与“普世人”的分析性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消费本土性”和“消费普世性”的概念,并从消费本土性的流动中,引申出“文化随迁”的概念。第二部分分析文化随迁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第三部分探讨内部消费市场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以及内部市场向外部消费市场转换的过程。

  

二、分析性概念:消费本土性、消费普世性与文化随迁

   文化随迁指的是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衍生现象,即伴随劳动力迁移而发生的以劳动者所习惯的本土饮食文化为主要载体的文化携带现象。文化随迁的概念蕴含在“消费本土性”和“消费普世性”的关系中。而“消费本土性”和“消费普世性”的概念是建立在墨顿的“本土人”与“普世人”的概念模型基础上的。因此,要界定什么是“文化随迁”,必须先从墨顿的“本土人”和“普世人”概念讲起。

   墨顿基于对美国小镇Rovere的86位受访者的访谈,提出了人际影响中的两种不同的模式:“本土人”(locals)与“普世者”(cosmopolitans)⑩。他们都是在当地社区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影响的模式不同。划分“本土人”影响者与“普世者”影响者的标准,在于空间取向(orientation)。本土人往往出生在Rovere或附近的地方,并在此居住了很长时间,他对Rovere有很深的依恋情感,不愿意从镇里搬出去。他的兴趣只集中在本地社区,他的世界就是Rovere。他很少腾出精力去想更大的社会的事务,他只关注本地问题,而不关心国家或国际的形势。相反,普世者除了对Rovere有兴趣,也关注Rovere以外的世界,并把自己看作是更大世界的内在组成成员。他居住在Rovere,但生活在更大的社会里。由于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居民,此前有不少在其他地方居留的经历,因此,他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可以随时准备离开Rovere。他对Rovere的依恋情感弱于本土人。

   在人际交往上,本土人希望尽可能多地认识当地人。对他来说,“认识了多少人”显得很重要。与之相对,普世者对认识很多人不感兴趣。他们在结交朋友和相识的时候,更具有选择性。他们侧重是否与朋友“谈得来”或“话语投机”的重要性。如果本地影响者侧重熟人的多多益善,那么,普世者则侧重朋友的质量:重要的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结识了哪一种人。本地影响者寻求进入多重人际关系网络,而普世者则明显地限定了人际关系的范围。

   在人际影响的渠道上,由于本土人基本上都是在镇里长大的,他在当地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因此,本土人的影响依赖于他的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换言之,他的影响不是依赖于他们知道什么,而是依赖于他们认识谁。与之不同,普世者是社区中的新来者,他无法也不能利用人际关系网作为施展对他人影响力的主要手段。他通常是凭借其与生意或专业相联系的声望和技能而来到新社区,并据此在当地获得影响力。个人关系网更多地属于他影响力的一个产品,而不是他影响力的工具。简单地说,本土人的影响力源于他对本地关系网络的细致了解。而普世者的影响力则来源于他的知识。与此相联系,本土人是多形态影响者,因为他在不同的领域都建立了人际关系网络。而普世者是单一形态影响者,因为他只凭借他的专业知识在有限的领域发挥人际影响力。

   这种空间取向决定了本土人和普世者在媒体阅读习惯上的不同。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报道的关注模式为例,本土人只关注战争对Rovere的经济的影响,而普世者则关注战争对国家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影响。本土人阅读报纸时往往只限定在有关本地的内容,而普世者则阅读有关本地以外的世界的内容。普世者喜欢阅读新闻杂志,如《时代周刊》,本土人则不大喜欢阅读新闻杂志(11)。

   墨顿对“本土人”和“普世者”的上述描述,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际影响力模型。虽然他没有提到消费模式,但从他的论述中,依然可以看出这两种类型的人的文化消费取向上的差异。可以说,本土人的文化消费取向是本土性的,而普世者的文化消费取向是超越本土性的。墨顿的“本土人与普世者”分析性概念在古尔德勒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12)。但后者是从个人与公司的关系来讨论本土人与普世者的区分,没有涉及消费问题。

   汉勒兹在讨论普世者的时候,进一步指出,普世者与本土人的区分,不但在于空间取向,而且在于能力差异。要对文化差异和他者持开放态度,取决于自身是否有能力来接触、欣赏和采纳异文化。他进一步分析了普世者与本土人和流动的关系。普世者乐于在世界各国流动,因为这为他们接触、欣赏和采纳异文化元素提供了机会。但是,尽管普世者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但流动者未必是普世者(13)。例如,旅游者虽然在流动,但他们却不是普世者。他们在流动的过程中,需要目的地或旅行社为他们提供“家”的条件(如酒店和家乡的饮食)。因此,许多旅游者即使在旅行,也没有离开家,他们在内心里其实依然是(家乡)本土人。本土人的流动,需要借助“家”的因素来为自己提供心理庇护。他借用Paul Theroux(14)的话说,许多人旅行为的是“家加上其他”(home plus)——西班牙是家加上阳光,印度是家加上仆人,非洲是家加上大象和狮子,等等。在这里,汉勒兹提出了“流动的本土人”的观念。本土人在流动的时候,需要把“家”的因素带出去(15)。而“家”的因素包括消费的因素,尤其是饮食文化。可见,他所提出的“家加上其他”的比喻隐含了“文化随迁”的想法。与这种流动的本土人不同,普世者是一种乐意在消费领域体验不同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人(16)。他在消费领域体现出“文化杂食性”(17)。

   消费普世性与消费本土性成为两个理想类型。消费普世性是普世者的消费取向,他们具有与异文化打交道并欣赏和采纳异地他乡的消费生活方式的意愿和能力。与之相对,消费本土性则是本土人的消费取向。他形成了对于家乡的消费生活方式和家乡的本土性消费品的依恋和偏好,而且这种依赖和偏好身体化了。这种身体化了的偏好导致他对异地他乡的不同的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排斥。因此,这种对异地他乡的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排斥,不但导致他向异文化目的地的流动性的降低,而且,当他不得不流动的时候,往往必须把家乡的消费生活方式及其载体也一起带上。这种伴随流动性而产生的携带家乡的生活方式载体的现象,就是文化随迁,即家乡文化伴随着人们的迁移而迁移。

   很显然,从理想类型的角度看,文化随迁是本土人在流动过程中所导致的结果。普世者是不需要文化随迁的,因为他具有接触、欣赏和采纳异地他乡的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能力。本土人作为劳动力发生迁移,是为了攫取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的收入差价,但由于他是本土人,难以适应异文化圈目的地的消费生活方式,因此,不得不携带家乡的消费生活方式及其元素(本土化消费品)。正如汉勒兹在描述劳工移民时所说的:被外国文化所包围,他或许试图与它保持距离,并保卫他自己的文化。对大部分普通劳工移民来说,在理想的意义上,迁移就是家加上更高的收入;卷入另外一种文化常常不是一种附加福利,而是一种必要成本。一个替代的家就在同胞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在同胞的圈子中他感到最舒适。(18)

   在这里,“家”的含义不但指住所,而且主要指来自家乡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生活方式的元素及其空间。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他所说的“家”就是家乡的文化,包括家乡的饮食文化。因此,劳工向异文化目的地迁移,不但是劳动力的跨境迁移,而且也是其家乡文化的跨境迁移。正是家乡文化伴随着劳工的跨境迁移,使得“跨本地社区”(translocal communities)(19)得以建立和维系。

  

三、劳动力流动与文化随迁需求

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看,劳动力迁移的主体是经济人。但从社会学的角度,劳动力迁移的主体不但是经济人,而且是社会人(关系人)和文化人。因此,劳动力迁移过程就涉及人身上的三种角色的关系:经济人、社会人(关系人)和文化人。经济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或经济机会的最大化。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经济差异,是促使经济人角色发挥作用的最主要的条件。但是,经济人角色受到社会人(关系人)角色和文化人角色的双重牵制。一方面,劳动力的迁移作为经济人的理性决策,受到其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约束(2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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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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