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袁祖社:谁之“自由”?何种“共同体”?

——审视“社群共同体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 

更新时间:2016-04-26 00:35:58
作者: 袁祖社  
Berlin,1909—1997)意义上免于干涉的“否定的权利”。权利分为“肯定的权利”和“否定的权利”两类,前者是指以某种方式获得说明的权利,后者是指不受伤害、干涉的权利;前者只有在与他人签订相应契约的条件下纔会被拥有,而后者则在任何时候都被人拥有。例如,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如果其对自己的生命拥有肯定的权利,当他饥饿时就会拿走别人的食品充饥,当他要被冻死时就会进入别人的温暖住宅。鉴于个人若拥有肯定权利必将会侵犯他人权利,因此,个人对“否定的权利”的拥有纔是唯一正当的。二是权利是对个人行为提供的“边际约束”。现实中的个人各不相同,任何个体都对其生命、自由和财产拥有“否定的权利”。此种权利的行使可以避免个人成为他人的手段、资源、材料和工具。权利的这种性质,要求整个社会一方面禁止牺牲一个人去为另一个人谋利,另一方面也禁止一种“家长制的干预”(不准强迫或包办代替别人的生活,即使其目的是为了这个人本身而非他人的幸福)。简言之,边际约束的实质便是个人的权利应被认为是对他人的行为的障碍或约束。三是权利从政治上说是彻底的,即人们可以通过惩罚性的制裁,合法地强制施行那些义务。

   诺齐克自由的正义理论不仅因其坚持权利的可靠、绝对性而获得坚实的理论基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又深入到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领域——“分配正义”,并以此为核心展开了深度论述。这一努力最终确立了“国家的正当性原则”:所谓“正义的国家”,乃是最少干预个人事务、最能保障个人权利之充分实现的国家。此即所谓正义之公理新规:“最小国家”(the minimal state)理论。

   由上可见,无论是罗尔斯还是诺齐克,都是以道德哲学的论辩方式坚守“个人权利(或自由)”,以制定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确立新“社会契约式”的伦理学范式,由此,有关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及其社会保障的首位观念得以确立。依照诺齐克的理论,个人有必须服从法律的义务;依照罗尔斯的理论,一个理性的、自利的道德个体,必须尊重他人在公平的情势下同意的那些正义规则的义务。据此不难看出,是否坚持自由主义这一基本的价值观念,并不是诺齐克与罗尔斯论争的核心;他们更为关心的是此一价值观念的具体解释和实现方式,即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与诺齐克的“资格理论”(the theory of entitlement)之争;至于罗尔斯与诺齐克“平等与自由”的论争,不过是当代自由主义内部亦即在权利理论预设相同基础之上的“平等与自由”的分歧而已。

   (二)“社群共同体先在性”的理论逻辑与价值默认——人类群体存在的终极目的合理确认问题——“公共利益”(共同目的、善)何以可能?

   人类在进入以社会、国家等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共同体建制以后,始终面临着一个没有处理好的问题:个人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个人先天地拥有一个超验的自我,个人的属性不为其所处的社群决定,相反,个人的自由选择最终决定社群的状态”[30] ,因而不承认存在社群共同体主义者所强调的“普遍的善”(以物化的形式在现实以公共利益面貌存在)。而社群共同体主义者要想说服新自由主义,就必须解答下列问题:如果公共利益不是抽象的,那么,共同的善作为一种现实、具体或者实在究竟是什么意思?有无一个先于、高于并优先于个体与自我的公共善存在?在一个自由、多元、民主的社会中,社会共同的善的实现可以采取政治强制性手段吗?对此,社群共同体主义在以下三方面具体阐释了自己的主张:

   其一,共同体的善(公共利益、目的)先于个人权利(自由)。社群主义者用“行为者的背景主义”主张来反思自由主义“原子式的个人”观念,强调人类生活的社会性质和身份关系而不是个体的选择自由,强调个体的道德观念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背景条件下纔可得到说明。正是共同体而不是个人,纔真正构成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合法性基础。对此,有学者评价道:“社群主义的崛起,是在针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批判中重新汇聚成一股思想潮流的。社群共同体主义的批判对象,主要是指向当代自由主义抽象个人权利的公设,认为这一公设削弱了作为维系个人的社群纽带,导致了孤立而原子化的人。”[31]

   自由主义坚持个人对于共同体的先在性以及个人权利的绝对性,必然导致对权利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忽视,使得所谓“天赋权利”被视为个人的规定性;如此,不仅个体之间缺乏真正的感情交流,由“对话”关系变成了抽象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个体许多鲜活的具体性被抽空,当作“物”而不是当作“人”来看待。这实质上是贬低了人,剥夺了个人的价值。依照此逻辑,就无法真正理解社群共同体的形成。在近代启蒙学者那里,“社会契约”本是人类理性联合的产物,这一人类理性所指向的是麦金太尔所称为“外在利益”即物质利益的东西。[32]而自由主义是在利用人对社会的疏离性来建构社会,必然陷于自我矛盾之中。事实上,自我在本质上要依赖于社会的语境,相对于社会并不具有优先性。自我的主体性也不能脱离共同体,个人的认同和属性是由共同体决定的。个人不能自发地选择自我,而只能发现自我,是共同体决定了“我是谁”而不是我选择为“谁”。[33]

   其二,社群共同体本身就是善,是一种自足的甚至最高的价值,而非独立个人实现自己计划的一种手段。社群主义者主张,一个人无法超越所有目的和价值,必然在其本质中就已经渗透了传统—文化—共同体。现代性自由(个人)主义强调“自我解放”的自由意志、选择,然而,不是可以摆脱一切进行选择的“意志”而是“知识”——对自己本质的自我——认识纔是真正重要的。“人如果没有共同体,则完全没有伦理深度,没有品格,不必反思,也不必自我认识——那儿什么也没有。”[34]基于上述认识,社群共同体主义者对于社群的本质、特征和性质等问题作了细致精到的分析。在社群共同体主义者看来,任何一种类型的社群,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作其自己的目标。社群共同体不仅仅是指一群人,而是一个整体,属于共同体的个人都拥有一种“成员资格”(membership),“当代社群主义者的社群概念基本上导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社群界定成为达到某种共同的善的目的而组成的关系或团体”。[35]

   当然,在对“社群“的具体界定上,社群共同体主义者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种观点:(1)以桑德尔为代表的“构成性社群说”,特别强调社群对于其参与者的自我的构成性质。虽然就类型而言,有“工具意义上的社群”——即基于常规的个人主义假定,合作的主体被认为是由自我利益的欲望单独支配,人们的合作只是为了追求他们个人的私欲,个人把社会的安排看作是一种必要的负担,社群的善仅具有推进个体利益的功能;也有“感情意义上的社群”——这种社群既不能真正地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不能说明社会合作的真实基础,因为它无法说明最初相互冷漠的个人怎么能产生出情感的纽带等;相比之下,“构成性社群”更为重要。所谓社群,是那些具有共同的自我认知的参与者组成的,并且通过制度形式得以具体体现的某种制度安排。其主要特征是,参与者拥有一种共同的认同,如家庭、阶级、民族等。社群之所以是构成性的,缘于个人的自我目的不可能独自实现,必须在与他人追求共同的理性中纔能实现。这些与他人共同追求的理性也成为与自我不可分割的、构成自我本身的基本要素。[36]同时,社会纽带不仅是一个个道德情感问题,更是一种构成性力量。“社会因素决不只是被人选择、追求的附加成分,也不只是人们的欲望和感情的对象,它们还是构成人格同一性的内容。”[37](2)以瓦尔泽为代表的“资格性社群说”,强调社群参与者的成员资格。他认为,社群的参与者自我约定交换和分工,并共有利益,但最基本的利益就是成员资格。只有作为成员的男女纔有可能希望享有所有的社会利益——安全、富裕、荣誉、职位和权利,所有这些纔使社群生活成为可能。[38](3)以戴维猠勒为代表“政治信仰性社群说”,强调社会主义的社群观。在他看来,社群是拥有共同信仰的个人组成的,每个社群都以其成员的特殊信仰而区别于其他社群;社群的每个成员都效忠于他所在的社群,都愿意牺牲个人的目标来促进整个社群的利益,最常见的社群形式就是民族国家。所以,社群与“公民资格”是分不开的。没有公民资格,民族就不能实现社群的人民决定其自己前途的积极理想。因此,公民资格不仅是一种占有权利,而且也是一种信仰和行为。只有拥有公民资格,社群成员纔能感觉到自己在决定社会前途方面担负着集体决策的责任,并作为社群的一员而投身于共同利益。[39]

   就社群共同体的特征而言,所界定的社群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举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信仰和政治归属等关系均包含于其中:“(1)一个社群是人数有限的群体所组成关系网络;(2)成员彼此分享着一套信念和价值观;(3)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通常是面对面的;(4)是友谊或责任感,而不是自我利益,使成员们连接在一起;(5)成员的利益和身份紧密地依赖并构成整体的利益和性质,因此,成员都有一种归属感——我们感。”[40]克里特登(Jack Crittenden)则将具体特征概括为四点:(1)它享有完整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为了分享利益而组成;(2)社群参与者的关系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3)社群成员彼此的利益紧密相关;(4)社群是其成员自我认同的核心,社群的关系、义务、习俗、规范、传统对成员有着决定性意义。[41]在社群共同体主义者看来,社群作为一种必须,其本身就是一种善的实体,是个体生命意义、价值的归所。个人的美德,如爱国、奉献、牺牲、利他、团结、互助、博爱、诚实、正直、宽容、忠信等,都是依据社群并在社群生活中形成的。如果离开社群,自由主义者有关个人自主、平等的权利也无法真正实现。一个没有社群的社会,毫无疑问不是一个良好的理想社会。“假定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拥有自由权利,并充分自由地行动。他们没有亲朋好友的纽带,不参加政党、社团、教会、工会和各种公民团体,他们可以说是十足的自由人士,这个社会甚至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但肯定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社会。”[42]

   其三,在实践层次上,有感于自由主义长期支配公共空间,却没有扩大和增进普遍民主,社群共同体主义致力于开拓新的社会“公共议题”。譬如,巴柏(B.R.Barber)提出“强民主”(strong democracy)的概念,主张通过公民的自我管理改变其冷漠的态度;[43]伊兹欧尼(Amitai Etzioni)不但创办和发行期刊《应和的社群》(The Responsive Cornmunity),还集中从“社会责任”和“公民参与”两个方面解析各种实际的公共政策,吸引了一批社群主义同道者。这些人试图以“整体社会权”制衡“个人权”,诸如家庭、社会福利、医疗、公共安全、教育等问题均被反思。[44]

   (三)从“社会”的现实到“社群共同体”的理想——自我生存根基的确证问题——“有我”的社会关系新质何以可能?

   强调社共同体群的本位性价值,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个体自由和人格独立。相反,对社群共同体目的和利益的强调,恰恰是要为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找到一个既切实可靠而又真实合理的存在根基。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oennies,1855—1936)区分过“社群/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结合体”(Gesellschaft)两种社会类型,前者基于人类的“自然意志”,表现为亲切但狭隘的生活方式;后者代表人类“理性意志”的发展,它促成了西方工业化之后出现的大都市生活,人与人疏离但却无法分开。韦伯(M. K. E. Weber,1864—1920)则依据这组概念来界定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一种是共同体成员之间实际主观感受到彼此间以情感性或基于某种传统性而有相互隶属关系,此可谓“共同体关系”(Vergemeinschaftung);另一种是共同体成员之间只寻求利益的平衡与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9030.html
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