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柯小刚:废墟、伤痕与伦理家园的重建

更新时间:2006-06-16 02:06:06
作者: 柯小刚  

  

  “智慧的人”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各色各样、有时是很重要的角色,但问题在于,他们总是一些行将就木的老者。他们在临死前才获得的智慧,无法支配这个不断受到新来者的卤莽和“愚蠢”袭击的世界,如果没有出生和死亡的联系(这一联系保证变革的发生,使智慧不能统治世界),人类可能早就在不可忍受的厌倦中灭亡了。

  ——汉娜?阿伦特:《论公民不服从》

  

  要是盘青青和“一把手”李幸福还活在遥远的什么地方,他们过的一定是另一种日子。……可不是?连绿毛坑里那些当年没有烧死的光秃秃、黑糊糊的高大乔木,这两年又都冒芽吐绿,长出了青翠的新枝新叶。

  ——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

  

  一、废墟和伤痕:过去的、正在制造的和未来的

  

  海因里希?伯尔的写作处在这样一个现代性的两难困境之中:一边是现代极权主义带来的战争的废墟和“无人看守的家园”(Haus ohne Hüter,1954),另一面则是以“罗拔?费梅尔博士的建筑计算师事务所”为代表的“毫无人情味的”、“看不见真实建筑材料和建筑师”(《九点半的弹子戏》,1959)的战后重建狂潮;一边是可见的残垣断壁的废墟,一边是深深隐藏在数字化效率社会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废墟。似乎自从罗拔的祖父建筑的修道院遭到命定的毁坏之后,费梅尔建筑师家族,或者本质上作为家园建筑者的人类,就再也无力在一种本原奠基的意义上重建家园及其伦理世界(die Welt der êthos)了。

  

  我们认为,只有从这样一种人类居住与建筑家园的原初经验及其现代处境的视角出发进行考察,以伯尔为代表的所谓“废墟文学”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所谓“废墟文学”绝非像通常的见解那样以为仅仅意味着“战争废墟”或“战后废墟”的文学,而是首先意味着人类在现代性处境中所遭遇的本质处境,废墟,的文学。废墟的存在历史[1]绝非仅仅起自希特勒发动的战火,而是早已起自更加遥远而隐蔽的历史角落;它也决不是在伯尔所眼见的战后德国迅速崛起的所谓“经济重建奇迹”中所能结束,而是有可能以至今难以预料的方式和在至今难以估量的深度和广度上持续下去。

  

  同样的情形也完全适用于文革结束后中国的“伤痕文学”。所谓“伤痕文学”的伤痕决不仅仅意味着“一代人的创伤”:这代人在过度的政治狂热、“革命激情”中所遭受的欺骗和伤害。所谓“伤痕”首先意味着:中国,这个有着古老而发达的礼俗(ethos)社会的民族,这个甚至仅仅依此礼俗而立身、立国乃至教化四邻的帝国,它的曾经延续千年之久的伦理或生活方式——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作为这种伦理生活之根基的家庭[2]——在现代化的社会重组中遭遇了不可避免的撕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这道伤痕的萌孽之地也决不仅仅起于那动乱的十年,将来的愈合也将在完全的未知之中一再延迟。犹如在伯尔那里繁荣恰是废墟的另一面目,在我们这里麻木也决不是愈合伤痕的征象。在当前的中国,在这个每一寸土地都变成了建筑工地的国家,我们的处境难道不是可以和伯尔开始写作的时候相仿吗?这个处境便是:旧有的废墟和伤痕尚未泯除,以繁荣和麻木之面目出现的新的废墟和伤痕又在高效率地被生产和消费。而且,尤其能够把东西方的废墟和伤痕整合到“一个世界-历史-地理-版图”中去的,是现代性的总体动员,是全球化的总体均质。出于极权技术-资本技术-科学技术三位一体的现代技术世界的总体座架(Gestell)强力,我们已经无可逃避地与伯尔置身于同一种世界命运和同一个世界进程之中。

  

  然而,现代性的最大危险在于:对此昭然若揭而且无孔不入的进程,身处其中的现代人几乎漠不关心、一无所知。犹如伯尔笔下的无数普通人,他们每天准时上班下班,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推动着一些什么事件的运行。他们就像机器上的齿轮一样服从于精确的计算和科层体系的命令,放弃了作为一个古希腊意义上的自由人、自由行动的人所享有的自由和责任。

  

  “明天将在耶路撒冷开庭审判一个人,”1961年,伯尔在纳粹党卫军头目、集中营的技术官僚阿道夫?艾希曼受审前夕以这样一种惹人恼怒的平静口吻说道:“这些应由阿道夫?艾希曼承担罪责的死者确实曾经和汉堡及其近邻的居民一样都是需要衣食住行的寻常百姓。他们都曾上学、存钱、打电话、乘电车、看电影、亡命天涯、祈祷上帝、闲得无聊、盼望下班……也都每天早晨看天气、吃早餐、然后情愿不情愿地去上班……”然而,更可怕的是——伯尔并不用“可怕”这个词,而是继续以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般平静的口吻说道(通过这种口吻,伯尔才真正表达了现代性中真正“可怕”的东西)——“他(艾希曼)不是杀人犯,因为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有杀人动机……他不是案犯,却犯下了一桩策划并实施大屠杀的罪案。”与那些被杀害的几百万犹太人一样,这个人——是的,这个人,伯尔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将审判一个人”而不是耶路撒冷的检察官公诉人所宣称的“恶魔”——恰如那些被害的广大老百姓一样,“原属平庸之辈……他本可以默默无闻地做个保险公司的职员,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业务,或是到一家小报担任地方新闻编辑,报道点事故或火灾什么的消息,要不就当个洗染店的经理,客客气气地把洗干净的裤子送到顾客手里。”[3]人们只是在做,高效率地做,到处忙碌,“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芝加哥的肉牛屠宰厂”(海德格尔),但不知道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事件(Ereignis)。

  

  这种一无所知的状况在“废墟文学”和“伤痕文学”的批评者那里甚至表现为一种乐观向上的性格和要求,而在它们的读者那里则又在另一个极端表现为对感伤、绝望和沉痛的趣味性缅怀。在后者中,“废墟文学”和“伤痕文学”无意中培养了对“废墟”和“伤痕”的欣赏甚至迷恋。无论在批评者当中发生的道德责难还是在部分读者中发生的趣味沉溺,都远远离开了“废墟文学”和“伤痕文学”的真实意义,而自身便成了持续弥漫的现代性“废墟”和“伤痕”的一部分。

  

  无论“废墟文学”还是“伤痕文学”,这个名称首先乃是一个来自批判者的贬称,然后——在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被各自的作家本人欣然接受为自标的称谓。贬称,这意味着人们的“乐观向上的阳光性格”,他们不愿承认废墟和伤痕的存在,或者虽然承认但以为那仅仅是暂时的现象,不值一提。他们认为作家应该向着进步的未来展望,“多看看光明的一面”。他们揣测“废墟文学”和“伤痕文学”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是不怀好意的以及会带来不良影响的。无论伯尔因为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集团案而遭到警察搜查,还是卢新华的《伤痕》在《文汇报》的发表(1978. 8.11)而遭致“主旋律”的批判,都是“废墟”和“伤痕”接受“阳光照耀或曝晒”的例子。

  

  在这种处境下,当伯尔说:“我们对(‘废墟文学’)这个称呼没有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因为它是有一定道理的,”[4]以及当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群中国作家也反其义而用之,欣然接受“伤痕文学”这个贬称的时候,作家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身份和事业认同的十字路口上:他要么以此作为反讽的(ironic)斗争武器,继续永恒的牛虻事业,要么以此作为玩世不恭的(cynical)做秀招牌,堕为文化消费机器的齿轮。伯尔显然成功地做了前者,虽然这比做一个大义凛然的烈士还要困难。正如马赛尔?莱西拉尼奇多少有点不怀好意地说的那样:“(伯尔)是德意志大师,同时也是莱茵河的小丑,两者合而为一。权威与轻率——这本来就很难相容共处。在目前,大概只有在知道警世者同时也是小丑的状况下,警世者的言论才有人倾听,这也许就是伯尔成功的原因,也使他扬名国际。”[5]

  

  二、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古典政治的勇气和现代法律的平庸

  

  相比之下,阿伦特就像伯尔长篇小说《女士及众生相》[6]中的女主角莱尼一样“无限诚实”[7]。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思想家,仿佛从古代雅典走来的政治哲学家,她因而显得比作家更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马戏团游戏规则而遭受了更多的流言蜚语、刻毒辱骂。《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个关于恶之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的报告》[8],阿伦特写了这本书,然而并不是以平庸的、小人物的或者小丑的方式。这是一场“起自远古的柏拉图作品的风暴”[9]在现代平庸世界的吹刮。“人性的、太人性的”(尼采)现代人无法接受这场古典风暴的理性的冷静,多愁善感的、充满愤怒的好人们甚至把这种冷静理解为恶意的嘲讽、旁观者的冷笑。平庸的现代人只能通过狂热激情来佯装伟大,而沉思的观察和思考已不是他们所能承载的重量。实际上,单纯的平庸还不足以让艾希曼这样平庸乏味的技术官僚杀死数百万无辜百姓。能成就如此“伟业”者必同样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伟大的东西”。如果不是这种东西的支撑,就连希特勒都不能上台,更遑论艾希曼的占据杀人机器之齿轮的位置。在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激发下而做的著名的米兰格兰姆实验中,人们也发现,在“为科学研究做贡献”这样的“高尚动机”支配下,被试者显著增加了其良心的麻木程度和残忍行为的可能性。[10]

  

  这种“激动人心的伟大的东西”无论在“第三帝国”还是在“文革”中都被称为“政治”。但这是什么政治呢?是真正意义上的如其所是的政治吗?政治无疑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应是无度的激情;政治不是纯粹理性的计算,但也不应是盲目的狂热。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的结语的结尾,阿伦特曾按她的意思拟作了一段需要“勇气”(而她认为耶路撒冷的法官并不具备这样的勇气:古典理性的勇气和古典政治的勇气)才敢向一个并非恶魔的平庸的“恶人”宣告的话。这段话敢于承认被告是“没有杀人企图的”,他的全部杀人活动也是平淡乏味的服从命令而已。但是,在这段话的最后,阿伦特说道:

  “假定作为大屠杀的组织的顺从的工具,这成了你倒霉的原因,即使在这种场合,与你制定实施大屠杀政策、积极支持这政策的事实也没有什么两样。这么说,是因为所谓政治不是儿戏场所。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何况,拒绝犹太民族或其他民族生存在这个地球上,你和你的上司有决定谁能或不能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吗?正是因为你指示、实行的统治,我们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必须对你处以绞刑的理由,而且是唯一的理由。”

  

  这实际上是说:是的,艾希曼你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但你是政治意义上的“敌人”。因此,把艾希曼放到法庭上去审判,这完全是搞错了地方。艾希曼的问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要求政治的解决。因此,阿伦特的这一政治决断显然是比耶路撒冷法庭的法律判决更符合事情本身的性质,更明智,更“正名”。事实上,阿伦特曾暗示说,与其像以色列所作的那样派特工到阿根廷绑架艾希曼到耶路撒冷受审从而面临绑架活动本身的合法性质疑,还不如像谢洛姆?修瓦尔兹巴尔特在巴黎刺杀西蒙?贝特留拉以及特利里昂在柏林刺杀达拉特?贝依那样“直接在布尼若斯艾利斯街头杀死艾希曼”。这将更是属于政治的行动。从中可见,那种指责阿伦特同情纳粹、为纳粹辩护的人是多么不愿意也缺乏勇气去了解阿伦特的真实立场。实际上,根据阿伦特的思路,当人们把一个血债累累的纳粹分子推上法庭的时候,温情的人们已经是过分温情了,以至于丧失了起码的政治本能,把一个敌人放置到刑事审判被告席这样一个富有尊严的位置之上,而且最终不得不因这一错位而导致对法律尊严的亵渎。(即在法律依据和程序存在诸多漏洞的时候强行予以法律意义的死刑宣判。)

  

  是的,我们完全同意阿伦特对于耶路撒冷审判之法理根据和法律程序方面有太多缺陷的卓越分析,也完全同意她最终把问题的焦点从法律问题转移到政治问题的明智决断。但是,正是在这里,出于我们这个民族几十年来、尤其文革十年来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我们又不得不生出重重疑虑,对所谓“政治解决”的疑虑。实际上,无论德国“废墟”的得来,还是中国“伤痕”的创痛,岂不正是“政治太多、法律太少”所导致的结果?

  

  三、《伤痕》:对属于“过去”的母亲的背弃和悔悟(上海伤痕之一)

  

  小说《伤痕》的主人公王晓华在文革的开始震惊于母亲被打为“叛徒”的政治定性。在铺天盖地的政治斗争热潮中,她开始怀疑自小母亲向她所展示的革命英雄的形象,动摇了自小在母亲的亲情关系中所自然培养起来的对母亲的信任,而毫不犹豫地相信了“政治上”对母亲反革命叛徒的定罪。于是她选择了那个时代很多政治积极青年所选择的道路:与“罪恶的家庭划清界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890.html
收藏